《科舉與士林風氣》講到一個故事：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在地方做官，遇到晚輩張盥前往長安參加科舉考試，請他向主持科舉考試的知貢舉官“託託關係”。劉禹錫當即寫下《送張盥赴舉詩》，說“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乞取斗升水，因之雲漢津”。
他直接了當地在說：
乖孩子，你拿著這首詩去找人，我已經打好招呼了，保管你青雲直上，通過科舉。
堂堂朝廷官員、當世文豪，竟公然為親友在科舉中走後門，並寫詩宣傳，以此為榮。這是古人道德的敗壞，還是大唐法制的崩摧？
不！這是大唐的潮流。
唐代科舉重詩賦而輕經文。當時科舉考試分為三場：雜文，即詩文詞賦；帖經，即經文的填空題；試策，即關於時政民生的應用文。唐代科舉草創，制度沒有定型，常有主考官愛惜考生的詩詞優美，見他帖經不合格，便允許他再寫一首詩代替。後來，主考官直接提議：
帖經這種填空題純屬死記硬背，根本不能體現考生的才華，不如在考場放置五經、韻書供考生參考，以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
這樣的建議不僅通過，而且還獲得了當時人們的一致讚揚。
正式考試已如此，更何況考前考後的“小動作”呢？
考試前，考生流行向達官貴人寄送“行卷”和“省卷”。所謂行卷，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詩文送給高官們審閱；省卷，則是把詩文送給主管科舉考試的禮部主司鑑賞。如果作品得到賞識，貴人們就向主考官推薦，這是禮部評定考生科舉考試成績的重要參考。韓愈曾向主考官推薦10人，其中4人當年考中，另外6人也在接下來的五年內先後及第。
最出名的科舉“走後門”或許是朱慶餘和張籍。朱慶餘寫詩表露隱情：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張大人，我寫的文章能否得到您的賞識？
張籍回詩：
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
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小朱，你棒棒噠！
張籍的唱和令朱慶餘聲名鵲起，他果然一舉考中。
還有一個名為閻濟美的人，科舉落第後，寫了一首詩表達愁怨，被主考官看到，大呼可惜。第二年他再考，又遇到這位主考官。通過了第一場雜文考試後，閻濟美在第二場犯了難。他對主考官說：我不擅長經文帖試，恐怕會不及格。主考官當場表示，你以《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為題，寫五言六韻十二句詩，寫得好，便通過。閻濟美想來想去，只寫出四句：
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
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
主考官十分讚賞，竟也讓他通過了。
誰料，待考試結束，閻濟美成功上榜，又出了事故。主考官發現他的試卷上有一個錯別字，這必然引起他人議論。於是，主考官特意發下試卷，讓閻濟美重新抄寫一遍，確保萬無一失。
這樣的故事，在大唐便是口口相傳的美談。
既然大唐流行這樣“英雄識英雄”的美談，為什麼科舉在唐朝的作用微乎其微？
若為求治國賢臣，為什麼考中科舉的人，只有少數是治國理政的能臣？若是為求才子大家，為什麼如李白杜甫這樣名聲顯赫的詩人卻不得中第？
歸根結底，正因為“英雄識英雄”極少數，它們才成為美談。更多的，則是高官權貴們利用人脈、權力，將科舉中第的名額私下瓜分。貴人子弟雖然不通文墨，也能狀元及第；寒門士子縱然才華橫溢，也是登天無門。
正因如此，雖然科舉在唐代是文壇盛事，但並不能為朝廷選拔出有用人才，反而成為官員培植黨羽、謀取私利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