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崔顥寫過一首《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此詩境界開闊、自然宏麗,
被譽為唐人七律第一。
數年後,詩仙李白遊歷至此。
據說興之所至,也欲賦詩一首。
但讀罷崔詩後,李白擱筆而去: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1300年後,一群翻譯家,
讀罷傅雷譯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後,
發出了和李白一樣的慨嘆:
“再也沒人能譯出這樣的文章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第一句,
許聰這樣翻譯: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後牆。
韓滬麟這樣翻譯:屋後江河咆哮,向上湧動。
而傅雷這樣翻譯: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
哪種譯文更有格局氣魄,不言自明。
傅雷這翻譯,簡直可以把紙釘在牆上。
傅雷一生,翻譯過33本名著。
他的譯本,除了人名有點洋味外,
文章本身幾乎看不出翻譯痕跡。
“既展現了原作之神,又展現了中文之美。”
傅雷有本《國語大辭典》,
譯到外文成語或俗話時,
他一定會在辭典中
尋找妥帖的成語俗話來匹配。
他還給自己訂了規矩:每日進度不超過千字。
“這樣的一千字,不說字字珠璣,至少每個字都站得住。”
譯完之後,他還要逐字逐句細細爬梳。
“一句話翻得不好,十年都會耿耿於懷。”
以至於法國人說:“再也沒人能把我們的名著翻譯得如此傳神了。”
因為這麼“頂真”,
傅雷成了一代翻譯巨匠。
也因為這麼“頂真”,
傅雷58歲就自殺而亡。
1908年4月7日,
他生於江蘇南匯縣傅家宅,
(今上海市南匯區航頭鎮王樓村五組)。
因出生時哭聲震天,
族中長者取義《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謂大發雷霆為之怒,
為他取字“怒安”,名“雷”。
雖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卻是溫文儒雅的2號人,
同時2號人善解人意,
的確是做翻譯的合適人選。
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親效孟母三遷,
毅然攜子離開閉塞的鄉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稱的周浦鎮,
這對他的人生,是關鍵的一步。
而母親平時對他管教極嚴,
甚至到了冷酷無情的地步。
只因為他讀書時打了個盹,
母親就不惜用滾燙的燭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學了,
那天夜裡他睡沉後,
母親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纏捆起來,
拖出門外,準備將他投入水中,
他大聲喊叫引來鄰居,才得以獲救。
回憶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見愁容,不聞笑聲。
嚴苛專制的家庭環境,
養成了他悲觀剛烈叛逆的性格。
12歲時,他考入上海南洋中學附小,
因離開了母親,他被壓抑已久的,
少年天性終於得以被釋放,
十來歲就難掩他“敢怒敢言”的個性了。
13歲時,他因頑劣被南洋附小逐出,
於是他又考入教會學校上海徐匯公學。
16歲時,因公開反對宗教,
他又再次被校方開除,
後來他又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
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響下,
滿腔熱血的他參加了五卅運動,
控訴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
又差點被捕入獄,
母親為安全起見,強行送他回鄉。
1926年秋,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學,
面對國內血雨腥風的政治形勢,
加之對國內大學教育的失望,
他產生了留法的念頭。
1927年的最後一天,
他告別母親乘上郵船赴法,
自此翻開了生命中嶄新的一頁。
1928年,他考入巴黎大學,
除主修文藝理論外,還常到博物館、
藝術館揣摩藝術大師們的不朽名作,
他與劉抗、劉海粟夫婦,
法國畫家阿爾培·裴那等過從甚密,
留法期間,他還開始了,
法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
學子崢嶸,浴德自修,
赤子歸來,江聲浩蕩。
1931年,他與劉海粟夫婦結伴回國,
受聘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語。
而他的“壞脾氣”和才華一樣聞名,
令人“聞風喪膽”。
傅雷和劉海粟
他經常和朋友,
因藝術和社會問題爭得面紅耳赤,
他的朋友們都說:他為人剛直、固執,
裡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
無論做人、做事,不來半分虛假,
看不慣的就要說,有意見絕不折中,
也不肯隨波逐流,
總是據理力爭,堅持己見,
他的“壞脾氣”、“狂怒”也就出名了。
畫家張弦是上海美專西畫科主任,
有一次,劉海粟叫張弦到家吃飯,
卻安排張弦臨摹一幅畫,
自己打麻將去了,中午回來,
便在張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又讓張弦到家吃飯,
再臨一幅畫,又署了自己的名字。
他看不慣,為張弦打抱不平。
1933年,他毅然提出辭職,
他說: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
但待別人刻薄,
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
這就是剛直頂真的傅雷,
他的大愛,正是來自於愛真實!
在天才面前,他極其謙遜,
為了讓藏於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
他卻從來不吝讚美,不辭辛勞。
楊絳就曾說過:
“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
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
有時竟是很隨和的。
他有事和鍾書商量,
儘管討論得很熱烈,他並不固執。
他和周熙良合辦《新語》,
儘管這種事鍾書毫無經驗,
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
張愛玲作為新人在文壇上,
異軍突起,獨放異彩,
他深深為這位女作家的才華而狂喜,
但張愛玲隨後發表的,
《連環套》卻讓他感到不滿,
按捺不住對一個天才作家的關切,
他提筆寫了篇評論《論張愛玲的小說》,
然而張愛玲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30年後,張愛玲才終於承認,
自己也對《連環套》的問世大為後悔。
他對黃賓虹的藝術造詣深為佩服,
便親自組織,為黃賓虹這位,
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的畫家開個人畫展。
由於他的賞識與大力推薦,
黃賓虹才廣為人知,確立了他在,
中國近現代畫壇一代宗師的地位。
說起自己的“壞脾氣”,他解釋道:
我對善惡美醜的愛憎心極強,
因為一部壞作品,
因為社會上某個不合理現象,
都會憤怒得大生其氣……
怕什麼真理無窮,
進一寸自有一寸的歡喜,
他的大愛,正是來自於愛真理!
從國立藝專辭職後,他回到上海,
抗戰期間,為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
他給自己定了個規矩:
“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
他閉門不出,
把翻譯作為抗戰的特殊武器。
抗戰勝利後,激情滿懷的他,
又將視野轉向了廣闊的社會現實,
積極投入到反飢餓、反內戰的鬥爭中,
並聯系籌建“民主促進會”。
他遺世獨立,橫而不流,
鐵骨錚錚,為國為民,
他的大愛,正是來自於愛祖國!
在家閉門不出的他,
不僅專注於翻譯,
還專注於教育孩子。
頂真的他,
對人、對事、對生活一絲不苟,
對待自己的孩子,更是嚴苛。
他對兩個兒子,
傅聰、傅敏的教育是嚴厲的。
每天吃飯,他都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同席人,
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
說話時決不能將手抄在衣服的口袋裡。
他常對孩子們說:
“我是你的舵工,責任最大。”
他對孩子是嚴苛的,
但卻尊重孩子的興趣,
當他看到傅聰在音樂上極具天分後,
傅聰7歲半時,便讓他開始學鋼琴,
可練琴枯燥,傅聰時不時就會偷懶,
比如,一邊彈奏一邊偷看《水滸》。
因此屢遭他修理。
至今傅聰鼻樑上仍留有一道傷痕,
那是由於有一次訓斥傅聰時,
性情火爆的他火從心頭起,順手抄起了,
一個裝蚊香的碟子甩了過去,
正好砸在傅聰的鼻子上。
而傅聰的個性被他早早地鍛鍊了出來,
在父親的威嚴下,傅聰17歲時,
已能自覺刻苦,每天練琴七八個小時,
就是酷暑天,衣褲溼透也不懈怠。
在某種程度上,
傅聰也繼承了父親剛烈的個性,
1953年一次參賽,他獨奏獲得三等獎,
竟氣得把銅牌摔在地上。
兩年後的1955年,
傅聰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
奪得了唯一的“瑪祖卡”最佳獎,
一舉震驚世界樂壇,被譽為“鋼琴詩人”。
比賽結束後,傅聰要留學波蘭。
臨行前,他對兒子叮囑道:
“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
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第二天,
他就開始給兒子寫信了,
就是從這一封信開始,
他們父子之間的鴻雁不斷。
傅雷家書手稿
他在信中,
跟兒子誠摯地道歉:
孩子,那次失手,我永遠對不起你,
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
跟著你痛苦的童年一齊過去的,
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藝術的壯年……
跟兒子談人生:
我認為一個人只要真誠,總能打動人的。
即使人家一時不瞭解,日後仍會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總是,
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還是坦白。
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
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跟兒子談愛情:
對終身伴侶的要求,
正如對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樣不能太苛……
世界上究竟有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
撫躬自問,自己又完美到什麼程度呢?
跟兒子談藝術:
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真誠的“不懂”,比不真誠的“懂”,
還叫人好受些。
他用詩一樣的語言,
教育自己的孩子愛國:
鐘聲復起,天已黎明……
中國正到了‘復旦’的黎明時期,
但願你做中國的——
新中國的——鐘聲,
響遍世界,響遍每個人的心!
他將對兒子的囑託和關心,
密密匝匝地寫進信裡,
用一個父親的深情和人生經驗,
幫遠在千里之外異國他鄉的兒子,
解決一些或大或小的煩惱。
這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的《傅雷家書》。
《傅雷家書》不在教訓,而在薰陶。
陳丹青曾感慨道:
“我希望今天還能有這樣,
通過家書教育孩子的父親,
還能給孩子這樣寫信。
問題是就算他能寫信,
有沒有這麼好的見解、這麼好的文筆?
人文水準已經整體淪亡了。”
他不僅用萬金家書為世人,
留下了教育孩子的寶貴經驗,
在翻譯上,更是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不管是炮火連天的戰爭日子,
還是天災人禍或是政治動亂的時日,
他都堅持做翻譯事業,
不與周圍腐朽的世界相妥協,
並且試圖用自己的努力去影響它、改造它。
他人格上求真,做起事來,
他的“較真”,亦是別人比不上的。
他以極其嚴肅的態度從事文學翻譯,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他一直以來的座右銘。
他十分嚴謹,在動手翻譯前,
總是會把原著看過四五遍,
弄懂弄通了,真正領會了,
其中的神韻、風格,才會開始來翻譯。
遇上不懂的地方,
他從不敷衍,從不馬虎,
往往先寫信向法國友人請教,
搞明白了,才往稿紙上寫。
而譯完之後,當他感到不滿意時,
有時會重譯甚至三譯。
比如巴爾扎克的名著《高老頭》,
他就前後譯過三次。
從第一次譯《高老頭》到最後一次改譯,
經過了十七年的漫長歲月,
其翻譯態度的嚴謹與執著,令人欽佩。
抗日戰爭前,他還翻譯出版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冊,
直至1941年,他完成了全部四冊,
一百二十萬字的翻譯。
可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
他竟又花費了兩年時間重譯這本名著。
他說:“文字總難一勞永逸,
完美無疵,當時自認為滿意者,
事後仍會發現不妥…...
年歲經驗愈增,對原作體會愈深,
而傳神愈感不足…翻譯工作,
必須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較真的他,使他翻譯的文字,
不但有原作之魂,
亦有中文之美,可謂字字珠璣。
有人讀完他譯作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後,
發出這樣慨嘆:
“再也沒人能譯出這樣的文章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第一句,
許聰這樣翻譯:
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後牆。
韓滬麟這樣翻譯:
屋後江河咆哮,向上湧動。
而傅雷這樣翻譯:
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
哪種譯文更有格局氣魄,不言自明。
法國人說:再也沒人,
能把我們的名著翻譯得如此傳神。
《約翰·克里斯多夫》作者,羅曼·羅蘭
他的譯筆不僅流利暢達,
並且帶著火一樣的熱情,
能夠深深地打動中國的讀者,
長久以來,《約翰·克里斯多夫》,
不知喚醒了多少即將沉淪的靈魂。
學者王元華說:
在日偽統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
不止我一人從書中找到生活的自信,
想必有無數青年也從中,
得到了巨人手臂的援助。
凡是讀了這本書的人,
就永遠無法把,
克里斯多夫的影子從心中抹去。
他成為了一代翻譯大師,
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當代中國翻譯界,
尤其是翻譯巴爾扎克作品的權威地位。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
討論翻譯問題,他提了份書面意見,
結果在會上卻掀起軒然大波。
他討論翻譯問題,
而討論翻譯問題必須舉出實例,
才能說明問題。
他信手就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
他沒料到這份意見書,
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
這樣一來,他拈出例句,
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
很多人都大罵他狂傲,
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當場氣得大哭。
事實是什麼,他便說什麼,
他內心的“真”,與他做人的“剛”
走到一起,難免就是得罪人。
事後,錢鍾書寫信“責備”他,
讀罷錢鍾書之信,他生氣了。
可過了一段時間後,他越想越覺得,
自己這事是做得欠妥當,
於是又給錢鍾書去信,主動“承認錯誤”,
他不是狂,是不願假,
他求的是一個真真切切的靈魂,
不徇私,不媚權,
他說:沒有真,心就立不住,
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個人。
可也是他這顆赤子之心,
在未來,也給他帶去了可怕的災難。
1954年,他以其卓越的翻譯成就,
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55年,他當上了政協委員。
他乾的十分認真,
寫的總結、意見書達18萬字,
涉及到文學、音樂、美術、國畫、
兒童讀物等極其廣泛的領域,
為寫這些東西,他還做過很多調查。
政協發言有時間規定,
他就不停練習掐時間。
然而1957年,政治風雲突變,
上海各大報紙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他。
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想保他,
暗示他,檢討時不妨將調子定高點,
可他一向直率,從不虛偽矯飾,
他回答得斬釘截鐵:
沒有廉價的檢討。
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
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
而1958年,他又被劃為了右派,
當時,在全國文化界,
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國家工資。
但被劃為右派後,他不被允許出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不捨他的才華,
去請示中央宣傳部,回覆是:
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必須改名。
可他卻一口回絕出版社:
譯著署個什麼名字,本來無所謂。
可是,因為我不明不白成了右派,
因此要我改名,我不幹!
傅雷譯稿
出版社沒轍,只好內部商定,
一面請他譯書,支付稿酬。
一面把譯稿壓下,待他“摘帽”後出版。
1961年,他終於“被摘帽”。
有了右派的教訓,至此之後,
他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間,
壓縮得更加逼仄,幾乎不再出門,
然而微薄的收入難以維持生活,
身體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人哀傷,
因為用眼過度,他的眼神經急劇衰退,
甚至有失明的危險。
可儘管他不問世事,
卻依然無法在那個時代,
安然置身於事外。
那場可怕的浩劫,轟轟烈烈地來襲了。
在那個年代,文化人自身難保,
敢於在領袖面前拍桌子的梁漱溟,
也不得不選擇了妥協。
一向犀利的周作人,
也開始寫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記,
唯獨傅雷,堅持自己的剛直,
不委曲求全,不說任何違心的話。
1966年8月30日,
一群紅衛兵衝進他家,
領頭人是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教師、
後升上音副院長的李名強,
他曾是傅聰的琴友,
50年代時,他還是傅家的座上賓,
李名強一進門就喝道:
“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
他回敬:“你混蛋!”
李名強帶領紅衛兵一番搜索後,
在他家閣樓找到一箱子,
箱裡有一面嵌蔣介石頭像的小鏡子,
還有一頁登有宋美齡相片的褪色畫報。
這便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證。
他解釋說:這箱子是姑媽,
多年前託我保管的。
別人寄存的東西,我家從來不動。
然而一切無濟於事,
他和妻子朱梅馥被罰跪在地,
在大庭廣眾之下,受盡凌辱,
斯文掃地、尊嚴喪盡,
他們連續的被批鬥了4天3夜。
紅衛兵們帶著勝利的得意,絕塵而去,
他和妻子已經三晚沒有閤眼,
花園被搗翻、地板被撬開,
四周貼滿了大字報。
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曾被傅雷命名為“疾風迅雨樓”
在他的心底,有著儒家“士”的傳統,
士可殺,不可辱,至死要忠於靈魂。
赴死的念頭,
不止一次出現在他的腦海中,
早在被劃右時他就曾在家中,
與妻子沉默良久,隨後欲言又止,
內戰結束時,他從香港回大陸,
發誓“死也要死在故土”,
兜中揣著的是一瓶毒藥。
沒有沉默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
但總有死亡的自由吧?
1966年9月2日,
他在絕望中毅然選擇了後者。
朱梅馥看著眼前這個,
已經被折磨的不成人樣的丈夫,
她知道,
此時再多的言語再大的寬容,
也無法挽回一切,去拯救他。
而她就選擇:與他一起赴死,
君死,吾也不苟活,
她也去意已決!
面對滿地的狼藉,
朱梅馥對保姆周菊娣說:
“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
我沒有替換的衣服,
麻煩你到老周家給我借身乾淨的來。”
這是一個女人對世界的最後請求,
那就是體面地死去。
這一年,他58歲,朱梅馥53歲,
在人生的最後時刻,
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
用來自血液裡的欣賞,
跟隨丈夫身後,
上演了一場浩蕩的絕世深愛。
她安靜地陪伴著丈夫寫遺書,
在幾頁遺書的文字裡,
看不到他們對這個世界的,
半點不滿和抱怨。
他們只是平靜地交代後事。
他們在遺書中三次道歉,
為姑母、為三姐、
為遺書的託付者朱人秀: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
但也別無他人可託,諒之諒之!
他們還記得家中的保姆,
留給她生活費,還在遺書中寫明:
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
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他們甚至還預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費:
53塊3毛。
在對這個世界生無可戀的時候,
他們想著的是不給別人添麻煩,
他們仍然堅守著文明的底線,
儘管文明已先於他們被縊死。
1966年9月3日,那天凌晨,
世人沉睡,惡鬼猙獰。
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翻譯家,
中國文壇一顆至真至純的靈魂,
以“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形式,
悲壯地告別了那個骯髒的時代。
上午,保姆周菊娣發現,
每天都會準時起床的傅雷,
今天竟沒起,等了一陣後,
周菊娣去敲門,無人應。
當她推開門時,
眼前的慘狀令人心如刀割,
傅雷夫婦已雙雙自縊而亡!
人究竟可以高貴到什麼程度?!
傅雷夫婦在懸樑自盡前,
居然還在凳子下面,
小心地鋪了一層棉被,
為的是當他們踢掉凳子的時候,
“咣噹聲”不會吵醒家裡的保姆。
高貴,
原來只不過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即使周圍都被黑暗吞噬,
也無法遮蔽人性的光亮!
傅敏收到父母死訊後,沒哭,
因為,人悲傷到極點時,
便是欲哭無淚,欲喊無聲。
遠在海外的傅聰,
知道父母死訊後,也是如此,
他似乎早已預料到了這個結局。
而之後到了80年代中期,
傅聰回京表演,有晚沒演出,
他坐在賓館房間裡看電視,
當看到戲裡,一個孩子在四處尋找爸爸,
已是中年的他悲從中來,嚎啕大哭……
身後鋼窗就是傅雷夫婦自盡之處
1981年,為了紀念父親,
傅聰、傅敏兄弟倆將留存的家書,
選編出一冊交給三聯書店出版,
於是《傅雷家書》得以面世,
幾十年來暢銷不衰,那天晚上,
傅聰拿到《傅雷家書》後,
久久無法入睡,他從不酗酒,
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書》
和許多父親一樣,傅雷嚴厲、絮叨,
但他的睿智、廣闊、深邃,
是普通人望塵莫及的。
《傅雷家書》裡除了生活瑣事之外,
去建立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思想。如何讓一個青年人,
金庸曾這樣評價《傅雷家書》:
是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
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
傅雷夫婦離世47年歸葬上海南匯傅聰忍不住掩面哭泣
許多人都問,傅雷為何會自殺。
兒子傅聰說:
“父親經常講西方的人道主義,
在家裡慷慨激昂地談‘死諫’,
所謂的‘抬了棺材見皇帝’。
這是中國文化特殊的悲劇精神,
他一開始就是烈士,這是他的命運。”
兒子傅敏說:
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
他不能違背自己的心靈,
同樣不能違反自己的邏輯,
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佔,
更不能讓自己的靈魂被否定,
所以他選擇了死。
用作家陳村的話說:
“這就是他最剛烈的一面,
他覺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們玩兒了,
他永遠忠於自己。”
傅雷死後,
他“一生的對手”施蟄存感嘆: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
今天我也不必說:“願你安息吧”,
只願他的剛勁,
永遠瀰漫於中國知識分子中間。
他如赤子般嚴謹治學,
將大量外國作品譯介過來,
使巴爾扎克、羅曼•羅蘭、
伏爾泰等文學,思想巨人,
立體地站在國人面前,
豐富了中國文化寶庫。
他如赤子般行事做人,
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
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他如赤子般教導孩子,
打開《傅雷家書》,
就能遇見一位父親對於孩子的
脈脈溫情,樸實無華、真摯感人。
他不僅滋養著他的孩子,
也滋養了世間無數的心靈。
他曾在家書中告訴兒子: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他是一個孤獨者,
是世間天真未鑿的赤子,
也是世間最高貴的英雄。
正如他的譯作《約翰·克里斯多夫》書中,
序言所寫:
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時間,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吞噬;
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劣的情操,
而是永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
他悲壯的離去,
帶走了一個時代的溫厚與優雅,
卻給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留下了正直,明媚,高貴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