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大樓
【導讀】城市文脈為“城市更新”的底氣所在，文化底蘊就在老百姓的口述史裡。武康大樓這棟近百年的建築，承載著怎樣的歷史記憶？作家陳丹燕與陳保平夫婦在今年1月出版的新作《住在武康大樓》中以它為紐帶，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居住者、大樓管理者、這一區域的總規劃師進行訪談，揭開建築內部的日常生活與公共記憶。今摘編分享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於海教授讀《住在武康大樓》後對社會分層空間化的思考。
《住在武康大樓》，陳保平、陳丹燕著，同濟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孔祥熙的財產、宋慶齡的來客……大歷史在武康大樓裡留下印記
走過武康大樓，路人看到的只是大樓，看不到住在樓裡的人，多少會引發人的好奇心，若是從里弄走到這裡，好奇心或會更熱烈點。上海歷來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洋房公寓是上只角的代表住宅。拿筆者自己的經歷為例，從家住的馬當路到思南路，不過是幾百米的距離，對我來說則是從沒籬笆的弄堂走到為籬笆包圍的街區，這對一個對街景敏感的少年來說總是充滿了好奇，還帶著幾分嚮往，什麼人住在這籬笆的裡面？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給我最深印象的是這裡的安靜，不同於我生活的街區的喧鬧，似乎對我更有吸引力。少年的我不懂社會分層的複雜道理，後來明白，對體面生活的想象多半是與優雅靜謐的環境聯繫在一起的，而對思南路這類洋房社區的嚮往也是不分階層的。今天，對武康大樓或還有嚮往，但更大的興趣是在住在裡面的人。
打開《住在武康大樓》，打開的是另一個世界的籬笆。我們不必再隔著籬笆來窺探裡面人的生活，作者讓住在裡面的居民，無論是從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入住的，還是新千年後入住的居民，面對面地講述個人和家人的生命史。本書作者也是訪談人的陳保平說，個人的口述或詳或略，但仍能通過他們的敘述，“看到大歷史在這幢樓裡留下的印記：孔祥熙的財產、蔣經國的‘打老虎’、宋慶齡的來客、周恩來於大樓內文藝界認識的呼應、江青突然造訪鄭君裡家……還有像沈仲章這樣冒著生命危險偷運‘居延漢簡’，為中國文化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曾長期住在這裡。”至於說在樓道里看到趙丹，去孫道臨家串門，與大導演鄭君裡的兒子一起玩耍，在別處道來多半像是八卦，在這裡就是日常生活的情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人，大多看過國產經典戰爭片《南征北戰》，多半對項堃飾演的國民黨軍的張軍長留有印象。而本書的口述人林江鴻，起勁談論的只是“李軍長”，因為扮演者陽華，就是他在大樓裡多次見過的老居民。林江鴻自己就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跟秦怡的女兒是同學，跟鄭君裡的兒子在同一屆的圈子裡，上面提到的那些故事，出處多來自林江鴻。
上世紀的諾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樓）
武康大樓1936年前完全排斥華人入住，多為法僑、法租界官員、外國富商
比起這些故事，更令一位社會學家關注的是，大樓住戶的人群的特徵。房子是給人住的，但人是分群的，人不會隨隨便便住到一個地方和一類房子裡，或因身份、或因職業、或因金錢，將人在一個居住空間聚集起來，而在地位、類別或做派上容易區分和辨別出來。在租界的地域聳立起的一幢上等的歐式公寓，一百年來，人的進進出出，看似個人的選擇和遭遇，其實更是社會的決定機制使然。
從居民的角度說，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是誰？我們是怎麼進來的？書中的口述者，上世紀四十年代生人，六十年代後期入住的秦忠明說，“武康大樓第一代人，是外國人，都走掉了，第二代人基本過世了，我們屬於第三代人。”秦忠明的概括，把幾件不同的事，如國籍、生死、身份認同等放在一起說了，但他對第一代住戶的說法大體接近事實。陳保平轉述研究者，說武康大樓1936年以前完全排斥華人入住，在法租界地盤，由法商投資的諾曼底公寓，最初入住的多為法僑，或法租界官員，外國富商。洋行印行的“上海街道指南”欄目裡記錄的諾曼底公寓的63戶戶主名單中，有美亞保險公司上海辦事處經理、西門子公司經理、洋行和火油公司的高管等人，均為在滬的西僑。從地理上說，租界之於華界，是中心對邊緣；而從族群地位上說，西人之於華人，從來高人一等，更不必說在他們只給其官員和高管準備的公寓，拒華人以門外，在他們視為理所當然，而非專門針對華人的故意不善。諾曼底公寓的寓公資格，是職位等級，也是種族等級。直到二戰後收回租界，西僑與華人在此類上等公寓的居住嚴防才被破除。
一場以平等為目標的革命，改變了大樓的產權歸屬，但沒有改變居民不是隨隨便便入住的這一條分層的鐵律，只是這一次的風水轉向了為革命做出貢獻的人或為革命事業需要的人。五十年代，是本書最早住戶被訪者的入住年代，也是大樓居民世代的分水嶺，以五十年代為界，自此，武康大樓的居民差不多全是新時代的居民了，他們是怎麼進到大樓的？陳保平說主要是政府分配入住的，對象是“南下軍隊幹部、文化界人士和一些企事業單位的行政人員”，他們是新中國的精英，政治的、文化的和行政的精英。此外，也有少數解放前的資本家家屬延續下來，若五十年代後不再有先前居民的話，“延續”一詞就深具中國現代革命史的意味。在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下，工商界的資方，仍被新政權視為團結的經濟精英，但又不同於上述的精英階層，兩類不同精英的混合，既反映了四九年新政協《共同綱領》的治國路線，也透露了武康大樓仍然延續精英聚集的空間路線。
問題是，《住在武康大樓》書裡的被訪者，並不都是上述的精英人士，黃淑芳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她和丈夫住進武康大樓時，還是年輕人，並非資深專業人士，大都市百廢待興，工程師是急需人才，是她丈夫的一紙住房申請，幸運地送抵陳毅手上，市長特批，把一對青年送進了原本只有高級西僑才能入住的公寓。此案固然是特例，如此資歷的技術人才，還未跨入行業精英隊列，故在大樓的住戶中，也屬鳳毛麟角，但這也並非新政權福利政策的反例。就在案主入住武康大樓同一年的1952年，新中國的第一個工人新村在上海建成，筆者在《上海紀事：社會空間的視角》中這樣解說工人新村的意義，“在原有八十平方公里建成區的外緣新起的工人住區，既是當代上海的一個空間事件，也是社會主義上海的一個社會事件；工人新村的居民不是從市場走入新村的，而是在模範員工的競爭中由代表國家意志的單位選拔出來，成為新村居民，一場體現新社會政治和道德標準的社會分層，與表徵國家主人公身份的空間地位，通過工人新村結合起來。在上海人的記憶中，第一個工人新村，上海曹楊一村，就是優越住宅和優越社會地位合一的同義詞。”住進武康大樓的黃淑芳夫婦，自然符合優越社會地位的定義。
武康大樓307室保留完好的彩色玻璃（出版方供）
輔樓由汽車間改造，與大樓存在空間分異，但當時兩處居民沒有隔閡
倒是書中的兩位地址為武康路的口述者，他們雖也在《住在武康大樓》現身，其實是住在大樓的輔樓裡，即由原來的汽車間改造的住房。無論是被訪人和訪問人，都不認為汽車間的住戶和大樓的住戶住在同一個大樓裡，“有時你會覺得武康大樓主樓寬敞的走道，對住在這裡的100多人來說，是否過於奢侈了？他們許多人或許一輩子也沒走過那條明亮、寬敞的長廊。”這段感慨，是訪問者寫在輔樓居民訪談的後記裡，由這條感慨不難發揮出更多的感慨或議論，譬如，住在武康大樓的居民原本是有車庫標配的，取消私家車，多少包含消除消費特權的平等意識，但並沒有取消進入高等級公寓的遴選門檻，只是門檻的尺度不一樣而已；再譬如，普通工人雖沒有從棚戶區或無房戶到武康大樓的直達電梯，但住進從汽車間改造的大樓輔樓，已是住房改善，這隻有在“住房為社會主義工業化，住房為工人階級”的新制度下才有可能。
住在大樓還是住在汽車間，這其中的分別，對於五零後的一輩來說，是清清楚楚的，這倒不是明白了多少社會分層的說法，而是日常生活的經歷。去汽車間的同學家，是無須爬樓的，且因為房間太小，同學多半是在戶外說話或玩耍；而班上住在大樓的同學本來就少，找大樓同學玩的經歷必定既少又不同尋常。王勇曾回憶，他小學的同班同學最羨慕的是到武康大樓來坐電梯，那時的大樓還不大允許外人隨便進入，“只有跟著我們進來”。大樓同學為什麼稀少？直到很晚我才知其中原委，TheEndlessCity一書的數據顯示，到1980年，上海八層以上的建築總共才121座。如此，大樓對五零後少年的特殊吸引力，看來既是社會學的，也是建築學的。
汽車間和大樓，是實在的空間分異，即使把汽車間叫輔樓也是如此。空間分異，容易走向社會分異，最嚴重的結果就是居住隔離，各種不平等，如醫療、教育、商業和其他服務的差異就會在隔離的空間中聚集起來。但若社會的主流價值是以平等為導向的，再若城市的普通勞動者在政治上有地位，從而在社會上有尊嚴，汽車間的孩子和大樓的孩子彼此間是不會有社會距離的，汽車間的居民邱錦雲說，兩邊的孩子一直在一起玩的，這邊的孩子去主樓，而主樓的孩子“就喜歡到我們汽車間來，因為我們外面地方很大”，“大家都連在一起的，所以大家都一起玩的”，邱錦雲不覺得住在汽車間低人一等，“以前沒覺得洋房和汽車間怎麼樣，都覺得汽車間也蠻好的。”如果汽車間和大樓彼此沒有隔閡，那大樓裡的居民之間就更不會因職位、職業或其他理由而彼此有隔。林江鴻說，“我們小時候沒有這個階層意識，沒有什麼你高我低的，現在人好像動不動就來這個，後者是你爹怎麼樣了，你家多少錢，過去沒人搞這個，就是覺得好交，就可以在一塊玩。”邱錦雲和林江鴻的分別回憶相互映證，五十年代的平等主義的社會氛圍，是許多過來人津津樂道的。但也是林江鴻，把大樓住戶的歷來的出出入入，明確說成是兩項因素決定的樓層洗牌，“說白一點就一個錢一個權，或者兼而有之。過去靠權，對嘛，一下給你分進來了。改革開放後，靠錢啊。我一下兩千萬買一套，不是嗎？”回憶少年經歷，林江鴻說沒有階層意識，今天，他知道自己一家當年能住進武康大樓，靠的是“權”，作為南下軍隊幹部的後代，他現在的認知完全像是一個自覺的社會學家的判斷。
武康大樓704室進門的過道（出版方供）
住在武康大樓的多用保姆，巧妙的空間設計消除日常互動尷尬
是的，五十年代的社會風尚，是不會讓同學少年有嫌貧愛富的階層意識的，但這不等於沒有資源擁有的階層差異。別的不說，住在武康大樓的，多用保姆。69年出生就在大樓的王勇，自小家裡就有保姆並跟家人一起住，且一直工作到74年或75年。王勇現在還記得，用保姆“在那個時候可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也是不能跟人說的事情。因為那個時候用保姆是多麼的資產階級啊。”而日日共處一室，如何消除這種很奢侈的階層意識呢？下面的故事，是跟空間的設計有關。
按政治正確，保姆與主人人格平等，但社會地位不在一個平面。在一個尺度有限的起居空間裡，保姆的日常勞作，如廚房的活動，若都一覽無餘地暴露在主人和來客的視線內，而彼此都視若不見，或心安理得，多少不合人情。有地位的一方或因教養而於心不安；而另一方則因地位弱而敏感，易生自卑心。王勇為我們描繪的房間結構，筆者看到的是消除日常互動社會性尷尬的匠心。餐廳與客廳相連，廚房則在餐廳的一側，故坐在客廳裡休憩或會客，是看不到廚房的動靜的。“君子遠庖廚”在這裡的功用，是創造了某種社會距離而能心安。更有“心計”的是，廚房和餐廳不僅有門相連，保姆進出可隨時關門，以保持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微妙隔離；更有一扇專為從廚房向餐廳傳遞菜餚碗筷的小窗，如此，忙碌的保姆甚至不用跑進跑出。我從這樣的設計中，不只是看到了社會分層的空間表達，還看到了為保護雙方的體面尤其是保姆自尊的小心和善意。這後一點或許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但我樂意相信，因為，若這發生在武康大樓裡，多半是可能的。
武康大樓607室客廳（出版方供）
住房終究不止於居住，還代表社會地位、就業機會、教育和其他服務
從一開始，我們的目光就盯在了武康大樓裡的人，而人是分群的，這是社會學的看家問題：社會分層。上海人喜歡說的上只角下只角之分，就是分層的本地話。住在武康大樓的人，算是正宗上只角的人。上只角在本書的敘事中，不僅指建築和地段，更指家境和家教。王勇說，“我父親是老師，我外公也是老師，他們都在音樂學院教課，經常會有學生到家裡來”，因為很多課是在家裡完成的，“所以對我來而言，從出生開始就能聽到每天家裡有人拉琴”，王勇要玩起音樂來，常人家的孩子幾人能玩過他？王勇也果然當上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王勇之有別於為唱片和音樂會訓練教化的音樂人，類似於出身於藝術品世家的人，有別於很晚才在博物館幾近學校教育的氣氛中發現繪畫並喜愛上繪畫的人，前者是“出生在一個被藝術品縈繞的空間的人”，“藝術品作為家庭的和熟悉的財產是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是他們的財富和他們的良好趣味的具體證明”。上面的話是法國人布迪厄說的。何止是音樂、繪畫等有世家的積累而為他們的子弟帶來成就上的優勢，一切資本的積累優勢，無論是經濟資本還是文化資本，都能轉化為其後代在學業上的優勢。林江鴻講武康大樓的住戶資格要有“權”或“錢”，這是一個簡明但稍嫌簡單的斷言，趙丹、黃宗英、鄭君裡、吳茵、陽華等人的入住資格是什麼？憑的是文化資本，文化資本跟經濟資本（錢）一樣會傳承，它是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耳提面命的教化中傳承的，它成就了後代的本領，更變化和形塑了後代的氣質，而這一切，多在特定的居住空間裡發生的。王勇的故事，讓人更有理由相信，“住房終究不止於居住：它還代表著社會地位、就業機會、教育和其他服務”。《住在武康大樓》通過一個個有故事的人，生動詮釋了社會分層空間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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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海
編輯：袁琭璐
責任編輯：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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