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的国产剧普遍具有悬浮感，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每一部该类剧集播出期间观众也在一次次的讨伐编剧，怀疑他们是不是没有上过班，没有真正生活过，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不接地气的东西来？不然，现实题材剧怎么反而成了荧屏上最不现实的存在？
每每看剧，观众都会怀疑编剧的智商，进而怀疑自己的智商。
事实上，根据华语国际编剧节联合多家机构最新发布的《2019-2020青年编剧调查》显示，84%的受访编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13%的编剧还有海外留学经历，超过六成编剧入行一两年就有了自己第一部署名作品。
事实证明，这些剧集背后的编剧，不但懂行，而且创作能力较强，在业内也备受认可。不过剧集制作一个产业，编剧只是其中一环，上至平台、影视公司、演员，下到播出和宣发，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剧集口碑不佳。
那么对于时长背锅、被寄刀片的编剧这一环节而言，剧情浮夸逻辑不合理与编剧创作能力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Ifeng电影采访了处于金字塔不同位置的5位编剧，试图从创作角度，还原被吐槽的那些剧和剧情背后有可能的写作成因。
01
编剧没上过班，怎么写职场剧？
搜知乎，找资料
一个客观事实是，观众们的猜测是正确的，大多数编剧的确没有过职场生活。
根据《2019-2020青年编剧调查》数据，在成为职业编剧之前，约七成受访编剧都是影视或文学相关的从业者或学生，他们大多是“圈内”发展，专业相关性和工作领域相对聚焦，只有22%的人是从非影视行业相关转行成为的编剧。
在我们的采访中，职场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欢乐颂》的编剧袁子弹。
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中间也跳过槽，4年时间里一路升到了创意总监的职位。这份工作让她深谙社畜心理，在之后剧本里职场情节的创作中可以更好塑造角色，“你面临过他们的一些困扰，所以你能理解那种生活里的难处会发生在哪里。”
但在几乎所有编剧看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袁子弹认为的重要原因是，科班出身的编剧们在大学期间通识教育的缺位。
“他们都是来自于专业类的院校，像我们都要学的数学、哲学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很多可能都没有学过。它看起来其实没什么用，但是到最后写作的时候，它确实都会成为你世界观的一部分。”
除了对相关职业和职业状态的不了解，一些编剧因缺乏对生活和人性常识的观察与认知，也往往导致笔下的剧情与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逻辑格格不入。
他们说服了自己，却说服不了被职场琐事羁绊的观众。
《滚蛋吧！肿瘤君》的编剧袁媛也有和袁子弹相似的观点。
“其实所谓的职场经验，就是与人打交道的经验，没有过职场经验的编剧，他打交道的群体会相对的封闭一些，大部分都局限于影视界的同行。但影视界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圈子，实际上你去跟其他人打交道，感受一下那种氛围还是蛮有必要的，要接触不是你这个行业的人，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做事情的。”
主观原因之外，编剧们认为，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也对他们的创作造成了掣肘。
“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虽然他们嚷嚷着要看职场剧，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引起讨论的还是家庭、爱情、伦理，因为这个产生同感的基数人群基数更大，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尴尬的窘境。”
还有一种情况，是准备时间不够，剧组资金有限，导致拍摄仓促，剧本便没有打磨时间。从底层摸爬滚打过的编剧田雪对此深有体会。
一般情况下，如果写职场剧，剧组都会找自身的所写行业的大牛做顾问，参与剧本创作，或者直接让编剧走入一线体验行业进行调查采访。
她曾经参与过一个描述医生行业的情景剧项目，该剧的女主角是一名医生，剧组选择直接让真实的医生来写她的戏份，然后再让职业编剧田雪进行修改。
“这个医生把她在医院的一些经历，还原到了女主身上，普通的编剧根本就没有这个经验，是写不了的。”
但这并不是常态，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一般来说只有职场剧做的比较好的才会这么做。”
编剧罗琛雅也透露，“一般其实不会给到编剧太多的时间让你去体验生活，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对行业内的人做集中的采访，去观摩一些同类型的影片，看一些小说，或者到类似知乎这样的网站上搜集一些文字性资料。”
即使有些职场剧看上去制作班底不错，演员配置也比较高，如果没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仍然做不到职场剧应有的职业。
田雪猜测，“他们可能只是找了两个所谓的专家，上上课，去指点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些专家可能并没有全程参与这个项目。”
《2019-2020青年编剧调查》所调查的编剧群体年龄为20—40岁，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是，近八成人从事编剧工作在六年以内，他们还很年轻。
当大部分编剧既没有职场经历，又缺乏生活阅历时，除非天赋使然，否则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必然不会深刻。如果前期筹备又没有给到他们足够了解该职业的时间，可想而知职场剧的剧情走向会如何了。
02
为什么每一个贫困家庭，都有一个“樊胜美”？
鸡飞狗跳的情节最好写，也容易引起共鸣
《精英律师》《安家》等剧播出后，网上有一种声音调侃道：国产伦理剧最大优势—编剧自家确实打得鸡飞狗跳；国产婆媳剧最大优势—编剧自家正在践行娘道。
不过从《娘道》和《都挺好》等伦理剧截然不同的舆论走向看，伴随互联网发展和“她经济”崛起，观剧主流的权柄正在下移，年轻女性观众的意见开始取代中老年人的观看喜好，成为剧方想要取悦的主要人群。
随着《欢乐颂》中“樊胜美”的出圈，婆媳关系在家庭剧或家庭情节中逐渐退位，取而代之的是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情节。
近两年，不少描述原生家庭的角色与剧集都靠“引人生气”出圈了，前有樊胜美，后有苏明玉，无一不在大众层面引发了话题讨论。
以致于后来的现实题材剧都会设置一个类似人设的主要角色，最近的行业剧也开始这样做，如《安家》中的房似锦和《精英律师》中的栗娜。
观众将这类角色统一归类为“美强惨”。在收到樊胜美和苏明玉带来的市场红利后，后来的角色设定更上一筹，比樊胜美更美更强更惨。但后来这些剧集的口碑和收视以及引发的大众讨论度却大不如前。
关于家庭有一句很好的形容——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如果连不幸福都只能有一种，那么后来者再设计同样的情节难免落于俗套。
罗琛雅觉得，这不能算跟风，而是编剧偷懒的表现或综合各方意见后妥协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剧情要有冲突才好看，但是冲突又分不同种类，最容易写的就是这种鸡飞狗跳的冲突。”
编剧小何表达的更直接，一部好的作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能满足观众情绪的宣泄，一个是引发观众思考，前者往往很轻松就能达到，后者却经常有价无市，很难引起共鸣。
“因为让观众思考就意味着你拿出去的东西要更加的严谨、克制和真实。”
樊胜美引发的原生家庭问题的确是值得讨论的一大社会现象，编剧们扎堆写类似角色想要走捷径也无可厚非，但家庭生活是每一个观众都在经历的，真假与否很容易被看穿。
从观众视角看，不论编剧如何创作，落实到具体情节设定上也应该让相关角色的行为逻辑在合理的范围内发生，否则就容易变成“撒狗血”。
即使是很老套的情节，比如男女主角一开始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要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袁子弹认为这种安排也是可取的。“因为它其实遵循了一个戏剧的基本规律，叫三一率，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目的下的行为，它能够使情节更集中，人物矛盾更激烈。”
但同样的情节，不同的剧口碑参差不齐，就在于编剧给出的同住一间房子的“种种原因”有时并不合理。
如果无法说明他俩为什么会同一时间去同一地点，编剧写出的故事链不完整难以自圆其说，或者同居理由很荒谬，让观众不能相信会有人这样做，则很容易产生悬浮和狗血感。
以此类推，一个白领精英能在大都市立足，必然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足够努力。
一个自身如此强大的女人，在面对不断“吸血”的原生家庭时竟毫无招架之力，这样的框架设定很难说服观众，女主能力越强、原生家庭“吸血”越狠，观众就越不会相信。
即使是写过“樊胜美”的袁子弹也很难理解。
“我很难想象一个如此强势的女生，在家庭里处于一个如此低的位置，而且还常年反抗不能。有些人物相对而言，只要有血有肉，他的人物个性是说的通的，我觉得就行，不用强行去追求这个。”
03
编剧怎么连抄都抄不明白？
原作不适合翻拍，强扭的瓜不会甜
如果说原创影视剧因为有一定的创作风险，容易导致编剧跟风创作或情节假大空，那么整体市场上创作风险最低、也最受人青睐的无疑是翻拍剧。
而所有类型的剧中，翻车最多的，也恰恰是翻拍剧。
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翻拍剧，口碑几乎都在及格线以下，《深夜食堂》更是创造了翻拍剧口碑之最，豆瓣2.8。最近上线的翻拍剧《不完美的她》在拥有周迅、惠英红、赵雅芝等一众神仙卡司的前提下，豆瓣口碑一再下跌，目前只有6.5。
观众爱之深责之切：“编剧怎么连抄都抄不明白？”
但作为内行的编剧，他们受到的压力和改编落地的难度并不像外界想的那么简单。
“你改多了吧，人家说你不尊重原著，你改少了吧，人家说要你干什么？”曾参与过翻拍剧剧本策划的小何忍不住吐槽。
翻拍剧的改编有时比原创更考验编剧功底，既要保留中心思想，又要与时俱进做本土化改编，如果面对的还是一个与当下时代气息格格不入的作品时，就更难了。
小何面对的，就是这样一部剧。
她做策划的翻拍剧的原作，是一部台湾当红偶像剧，在立项之初便备受关注。该剧的制片人还请来了台湾几部爆款偶像剧的编剧，组成一支强大的创作团队，同时她还找了内地的编剧把关，小何是其中之一。
在该剧没有播出之前，他们内部对这个剧本非常满意。“制片人当时说我们这剧绝对是他们（观众）唯一一个挑不出bug的剧。”
不幸的是，整个制作团队呕心沥血数月，那部剧的口碑和收视均不及预期，更与原作的市场效应相差甚远。
“前期准备了很多年，每一个情节都被讨论了六七次，一群七八个编剧除了我都是大腕，大家坐在一起，一个字眼一个字眼的抠，然后最后就抠成了那个样子。我真的觉得他们都快猝死了，甚至于我都觉得他们有点强迫症。”
从付出的成本上看，制作一部烂剧并不比一部精品剧更少，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并没有人想要制作一部烂剧。小何觉得，翻拍剧口碑普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剧情的价值观与时代脱节导致的。
“18年前的孩子在想我要好好考大学，改变命运，所以大家觉得原作很励志，18年后大家在想什么？这人要么运气好，要么长得好看，要么家人朋友很给力，总之不相信成功是靠个人努力这么简单的事情了。现在整个的文化观念变了，你要想拿过去的故事内核去满足现在的观众，仅仅加入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是不够的。”
在很多编剧看来，纵然一些影视剧拥有不错的数据，但仍不适合改编，尤其是国外的剧。
罗琛雅直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剧可以不做大的改动，顺利的移植到中国文化土壤上，哪怕是我们临近的日韩，文化也是很不一样的，有时候只有你真正做了编剧，才能明白这中间有多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翻拍自国外的影视剧，还没有能够在中国本土大获成功的，口碑和收视，至少会扑一个。
“真正的艺术创作是方向正确、力度适中的，每一拍都打在点上，创作者和观众能达到默契互动的状态，不是一方弦绷得很紧，另一方觉得你在往我嘴里喂屎。”小何反思道。
04
内容不好，编剧要背多大的锅？
甲方人多势众，编剧处处掣肘
编剧们普遍认为，一名编剧从初出茅庐到相对成熟，至少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
影视寒冬以前，市场上项目多，编剧们尚可以受到充分锻炼，自去年以来，影视开机项目锐减，今年受疫情影响，连复工都变成奢望，对正需要成长的青年编剧，无疑是雪上加霜。
田雪本来年初有一个法治栏目剧在谈，但受疫情影响，导演被隔离了，项目就此流产。剧本开机率原本就低，积压剧也不在少数，如果该剧没有拍摄或播出，对编剧而言是另一种时间浪费。
田雪有一次参与了一个IP孵化项目，细致到连分集剧本、人物小传等全部都写完了，但因老板不满意，项目就此停工，她花费许多时间最终只能拿到定金。
然而市场对成熟编剧也并没有很友好，他们即使有能够上映的还不错的作品，吸引了更多业内关注，项目的成活率仍然很低。
“你之前可能是做20个项目，也许19个都夭折了，有一个勉强成功的，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每一个大家能见到的项目背后都有十几个项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袁媛感叹道。
自视频平台也加入战局成为甲方后，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成了最大的甲方，不但有雄厚的资金来制作自己看好的剧，也能保证作品可以上线播出，最主要的是，他们有详实的大数据做指导，可以在制作的各个层面进行干预，保证成功率。
腾讯视频总编辑、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王娟曾抛出一个考验剧集声量的观点：“生死7分钟，黄金前3集。”
他们通过腾讯视频年度指数报告的数据发现，在第一集弃剧的用户中35%是发生在前7分钟内，与此同时40%的用户会在前三集弃剧。此外，前7分钟的弹幕发出率也是最高的，7分钟后倍速观看和拖拽的比例会增加20％。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编剧们的创作开始变成为数据服务，这种变化让袁媛很是头疼。
“我也写过几次剧，每次都被平台各种各样的意见搞得头疼。如果一旦所有的东西都看数据，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创新了，因为所有数据显示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东西，没有发生过的你也不知道它的未来是什么样，久而久之那就让所有的剧都跟风好了。”
小何可能是其中心态最好的编剧，她刚硕士毕业半年，初入行业已然是寒冬，没有体会过曾经的泡沫，所以落差感不强。
“不单是干我们这行，干哪行你心态都得好，你说你要是玉兰油的客服，天天就是开发票，你开不开心？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你要做的就是做好你该做的，谁知道你几年前随手写的一个东西，可能几年后突然就被赏识了。你要有这样的心态，就觉得没有那么苦。”
她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没有经历过田雪们被骗稿的惨痛，尽管这一比例高达75%。小何的朋友给她提过一个建议让她很是受用：“他说你不要带着恐惧去写剧本，你的担心观众会看到。”
只是现实总是很骨感，罗琛雅为了专注于创作，选择做一名自由编剧，虽然没有经纪合约束缚，但受制于人仍是常态。
“哪哪都掣肘，因为说实在的，我在编剧行业四年多的经历，只能说不是一个新人了，但是说有多少江湖地位，那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其实是没有话语权的，先是被制片公司掣肘，然后是平台，接着是导演，感觉每一层都比我有话语权。”
这是一个需要戴着镣铐才能跳舞的行业，而编剧必须服从游戏规则。抛开各种制约后，作为创作者本身，罗琛雅觉得“我做到问心无愧，不给你乱写剧本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