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身處紅塵中
李寶莉和來雙揚都把生活等同於了活著，深陷其中卻沒有反思，事實上她們還沒達到“反思”的層次。因此也無法“超越”生活而獲知生活的意義所在。當然這也有情可原，因為對李寶莉和來雙揚而言，在武漢這座城市裡生存確實不易，她們只是一般的老百姓，沒有豐厚的家產墊底也無特別出眾的姿色，只能憑一己之力掙扎求生，生存壓力可想而知。相比於來雙揚，李寶莉幾乎就是為了活著而活著，無論是一開始的搬入老公單位分的房子時與搬家工人的錙銖必較還是後面老公死後拿起扁擔均顯示出李寶莉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的生存意志，但是這種生存意志卻沒有生存意義，因為當李寶莉無法明白老公的委屈，被長大成人的兒子趕出家門時，其生活是在逐漸分崩離析的，她沒有去思考這是為什麼，而只是一味的倔犟要強地活著，而正是如此，她的生活意義也就失去了。或許是因為李寶莉認為活著實在不易與殘酷，必須昂首以對才是最好的“生存策略”，然而她卻沒有認識到“溫柔”其實也是女人另一個強有力的武器。
來雙揚的生存掙扎多的是不得已：母親早亡，父親的拋家棄子，弟弟的墮落以及自身婚姻的不幸都讓她不得不對生活堅強以對。奪房產、與嫂子當街廝打、應對客人的挑逗等都讓我們看到了她強悍的一面，然而這些強悍的背後卻是不盡的辛酸與無人可傾訴的孤苦無依。卓老闆說她是“吉慶街的情調”，殊不知這“情調”是來雙揚被拋向市井人生的煙火氣，只是在卓老闆那裡被看成了“風景”，抑或者是卓老闆順手拈來根本不過心的廉價奉承。來雙揚告訴卓老闆說：“吉慶街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情調”，可見她還是對自身的生存有著清醒的一面。既然如此，她那因為卓老闆無法給予的“名分”而否定卓老闆對自己的真情之舉著實讓人覺得有些“不理性”：她那在大雨滂沱中一甩而去的“堅強”，其實是不冷靜的表現，如果她能好好的想一想，採用更好的“策略”，解決與卓老闆的情感歸屬問題其實並不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