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之父”吉姆·奧尼爾：向中國“索賠”的想法非常奇怪，從沒有人建議因全球次貸危機起訴美國
【環球時報駐英國特約記者孫微】“為轉移視線而指責中國是危險的。”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吉姆·奧尼爾勳爵近日撰文稱，當前全球頭等大事應是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健康和經濟雙重危機進行全面協調應對，而非進行無益且危險的“指責遊戲”。奧尼爾曾任英國財政部商務大臣，是“金磚四國”概念的提出者。他這番話的背景是，西方一些人因本國應對疫情不力或其他原因，頻頻指責中國，杜撰所謂“中國責任論”等。幾乎與奧尼爾撰寫此文同時，《環球時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除了談及國際合作問題，他還對中國遭遇的“索賠”、全球化的未來等作了回應。
“索賠論”——美國對全球次貸危機負有責任，但從來沒有人建議起訴美國
環球時報：疫情仍在蔓延，全球經濟受到重創，未來依然不確定。您如何評價當下國際社會在疫情應對上的合作程度？
吉姆·奧尼爾：鑑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國際合作一向反感，我認為二十國集團(G20)在3月26日舉行的領導人視頻會議讓人總算舒了口氣。相較於我所看到的其他危機，我對我們擺脫這場疫情危機更抱有希望，不過，我確實對國際合作感到擔憂，特別是與2008年的情形進行對比。可以說，2008年是G20表現最好的一年。
這很令人不安，因為G20甚至無法就相對較小的一筆資金(約100億美元)達成一致，這筆資金可以用來加速研發疫苗、新的診斷方法和治療方法。如果G20不同意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分配增加方案，那也將是極其令人失望的。
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的令人擔憂的跡象，包括歐盟，特別是歐元區內部——到目前為止，他們未能就確保歐元區穩定並走出這場危機的關鍵步驟達成一致。
環球時報：前不久，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將世界經濟因疫情蒙受的損失歸於中國，呼籲英國向中國索賠。美國、澳大利亞等國也有這樣的聲音。您如何看待這樣的做法？過去這些年，從寨卡到中東呼吸綜合徵、H1N1大流感，有過類似讓某一國為某場疫情負責的情況出現嗎？
吉姆·奧尼爾：我對這個問題不是很瞭解，也不太熟悉亨利·傑克遜協會，但我認為，向中國索賠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想法。正如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寫的那樣，很明顯，美國對全球次貸危機負有責任，這緣於美國巨大的房市泡沫，這一泡沫不可避免地被戳破，從而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嚴重後果。然而，從來沒有人建議起訴美國，人們反而渴望美國重新實現經濟強勁增長。同樣，我們都應當希望中國從這場危機中汲取經驗教訓，儘快重回增長軌道——這也是它一直向其人民和世界傳達的。
復工復產——“需要在測試、測試、再測試和追蹤方面狠下功夫”
環球時報：一位意大利官員曾說，在疫情之初，意大利看著中國發生的一切，沒有將其看作實實在在的警告，而是“像看一部與我們毫無關係的科幻電影”，後來“歐洲以我們看中國的方式看著我們”。您覺得這位官員描述的情況反映了這個世界的哪些現實問題？
吉姆·奧尼爾：我想，如果你看一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這其中許多我都很熟悉，而在這些指標上得分最高的國家，比其他國家更能應對這場危機。7年前我離開了高盛集團，我還在那裡時曾創建過一個指數，他們最後一次發佈該指數是在2014年。在得分最高的10個國家或地區中，有8個在這次疫情中死亡/人口比例最低。前三名分別是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不出意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德國也榜上有名。
環球時報：您3月初時是否想到美國和英國的疫情會發展到這種程度？回過頭看，當初中國實施那麼嚴厲的措施，集全國之力馳援武漢，依然難免不斷有人死亡，醫護人員也是疲憊困苦，為何就沒有引起歐美警惕然後充分準備呢？
吉姆·奧尼爾：我一直從事傳染病問題研究，主要是研究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過去5年，我意識到傳染病的挑戰會導致世界各地發生災難，而且悲哀的是，這樣的事情以後還會發生。正如我們的研究所顯示的，除非我們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否則隨著抗生素的缺乏和耐藥性的增加，每年可能會有多達1000萬人死亡。我希望這場危機能說服大家拿出更多錢，更明智地將其用於傳染病預防和抗菌素耐藥性控制上。
我們需要像IMF所做的那樣去行動，作為年度第四條款系列的一部分(IMF章程第四條款規定，IMF每年會派工作小組到成員經濟體調研，就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發展形勢與成員經濟體進行磋商，並在IMF決策機構執董會進行討論——編者注)，開始定期就健康、疾病和系統性預防問題發表意見，推動各國對此更加重視。
環球時報：歐洲現在有不少國家在逐步放鬆限制措施，但也有人警告存在風險，您怎麼看生命健康與生計生活這一兩難選擇？進行權衡時最需要注意什麼？
吉姆·奧尼爾：這是一個巨大挑戰，對於歐洲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來說，這個挑戰沒有什麼不同。可以看到，即使是最初表現非常好的國家比如新加坡，也正面臨新的挑戰。問題的關鍵似乎是，在我們獲得可用的疫苗之前，需要在測試、測試、再測試和追蹤方面狠下功夫。
全球化——過度預測這場疫情導致的改變是危險的
環球時報：有人說，歷數過往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這次疫情產生的反響可能是最富有意識形態的，您覺得是嗎？
吉姆·奧尼爾：不一定。就死亡率和經濟後果而言，這是我60多年人生中經歷的唯一一次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危機，因此，其他任何事件都無法與它相比。
環球時報：因這場疫情，不少人認為未來全球化會減速，如果真的減速，哪些國家受到的影響最大？是越南、土耳其等新興國家嗎？發展中國家整體會受到很大影響嗎？
吉姆·奧尼爾：我不確定我是否同意這些非常流行的觀點。歸根結底，全球化本質上是由消費者想要從世界各地購買最好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以最低的價格購買更好的東西所驅動的。許多公司和國家只是利用這些價格和需求壓力套利。如果消費者已準備好為他們想要的許多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那麼全球化當然會逆轉或減緩。但我完全不認為大家願意這樣做。
我認為，隨著一些國家在全球貿易中心的地位和作為貿易伙伴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我們可能會看到不同的模式。正如中國過去20年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地位不斷增強，印度以及非洲國家等可能在未來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環球時報：有專家稱，世界可能重返上世紀80年代前的傳統投資和貿易形式，您覺得呢？未來國際商業格局有可能朝哪個方向改變？
吉姆·奧尼爾：在我看來，過度預測這場疫情導致的巨大且持久的改變是非常危險的。這很危險。話雖如此，我也相信，我們每個人在危機中的表現以及最終的結果，往往是決定我們影響力、滿足感等的主要因素。2001年，我正是據此創造了“金磚四國”概念。本著這種精神，我們將看到(西方企業奉行的)“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主導地位發生變化，然後被“利益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所取代。與此同時，我認為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會變得更“斯堪的納維亞”，更加認可政府可以在社會中發揮更有益的作用。（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