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混世哲學（五、六）
王自成
五怎樣做到“明”——學問
上文已經引用過曾國藩的話：“高明在於天分，精明在於學問。”我們不能自擇天分，要做到“明”，唯有學問而已。所以，曾國藩又說：“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鉅細周知，表裡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可見，曾國藩的所謂“明”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而知識可以通過學問而獲得。而學問是需要花功夫的。曾國藩說：“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又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又說：“學問之事，以日知而月無亡為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為要。”
但為學之道，不是一知半解就自命不凡。他說：“為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唯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師。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今人講儒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閱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養，而不妄加評騭，斯可矣。”
所以讀書需要虛心，他說：“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滯矣。”讀書還須專一，他說“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知食烏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遊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讀書要做到真明白，即“聞道”：“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我，焉能聞道？”而檢驗是否真正“聞道”的方法正是身體力行：“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如其不然），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總之，曾國藩教我們的學問、讀書之道，無非努力、虛心、專一和力行八字。對於這八字，於我們也許都是老生常談常談了。但真正要做到這八字，又需要恆心和毅力，又需落實到曾國藩所強調的“堅挺”上去了。
六怎樣做到強——勇毅和堅忍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強”呢？其實，“強”作為可以“約守之”的原則，前文已經說過了。但曾國藩的如下夫子自道還可以給讀者補充一些具體的感性認識。
“強”首先在於敢於擔當，義無反顧：“道德薄俗，舉世方尚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人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無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
然而，既然要挺身辦事，就難免遭到別人的譭譽與恩怨，卻不能因此而消沉。他說：“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閒不逾（即大節不虧），不可因譏議而餒沉毅之氣。”又說：“我輩辦事，成敗聽之天命，譭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耳。”這裡的“在己之規模氣象”或“我有可以自立者”所指的正是見義勇為的胸懷和氣度，正是曾國藩具備這種胸懷與氣度，他才能如此看待自己的失敗：“袁了凡所謂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灶，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練英雄，使餘大有長進乎？諺雲，吃一塹，長一智，吾平生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志，切不可頹然自餒也。”
總之，曾國藩在這裡所強調的是一種堅韌不拔的自強精神，是一種堅挺的意志力和英雄氣概。但是，這種英雄氣概又絕不是剛愎自用：“至於剛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剛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怒，曰強為善，皆自強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屍立齊；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共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在官場，曾國藩又用“堅忍”闡述這種自強原則：“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堅忍為第一要義，帶勇亦然。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即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混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寡合也。弟當以我為戒，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官場、戰場及商場皆為激烈的爭權奪利之場，當然矛盾叢生。而處之之道就是“堅忍”，具體講就是“即不能硬，又不能軟”，“混含”，“絕不發露”。
mi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