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畫派”的根系並不深遠，卻能觸類旁通。如果僅僅從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等人的師從看，先不說他們對日本美術的學習和借鑑，僅從他們的老師居廉來看，其根系還真是有些淺。
但“二高一陳”是“嶺南畫派” 的主幹一說已成定論。
▌陳樹人 1932年作《英雄圖》立軸 142×79釐米 鈐印：思復樓、樹人 詩畫 估價10萬～18萬元 中國嘉德 2009年11月成交價69.44萬元
若以文化素養論，陳樹人明顯高於高劍父、 高奇峰。黃鴻儀在《詩畫雙絕的陳樹人》一文中說，陳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有三點不同：“一是，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二高是抓槍桿子的，樹人是搖筆桿子的；第二，二高在辛亥革命後便功成身退，埋頭作畫，而陳樹人則一直當官，是個‘在朝’的畫家；第三，劍父桃李滿天下，奇峰也有足以光大師門的弟子，只有樹人但開風氣不為師。”在“不為師”這方面，陳樹人與居巢一致。居巢、居 廉二人相比，居廉弟子眾多，居巢卻從不招徒。
1903年，19歲的陳樹人娶居巢的孫女為妻。陳樹人之不收學徒是否與居巢不招學生有關，尚不得知，但與二高的熱鬧相比，陳樹人則顯得有些孤獨與清高。
如果說高劍父、高奇峰還在作品中追求英雄氣、俠士氣的話，那麼，陳樹人則講求書卷氣。就仕途來說，陳樹人曾官至國民政府秘書長，其官位顯然要比彭澤令陶淵明更高，但在藝術精神的最終安放處，他卻和陶淵明走到了一起。
晚年的陳樹人與妻子居若文同遊中山陵，忽見一對白頭鳥棲於櫻花叢中。有感於此，陳樹人不僅為妻子創作了《白頭偕老圖》，而且賦詩一首：花裡一雙白頭鳥， 花前一對白頭人。為卿著意描天趣，留取人間不老春。
其間情懷，頗有淵明萬里來歸、灑然無求的風範。如果說陳樹人的創作增加了 “嶺南畫派”的文人色彩的話，那麼，它是否成為主流呢？
沒有。樹人在世時並不完全認可“嶺南三傑”這一說法。他的這種態度是自謙，還是另有追求，目前還不太好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嶺南畫派”的枝幹還是以“二高”為主，陳樹人為輔。但是，陳樹人的審美追求在“嶺南畫派”第三代人即著名的四大弟子那裡則有了明顯加重的成分。這一點下文再說，還是回到“二高”。
在上文談論根脈時，我較多地談論了“二高”的“根脈”。這裡我想談論兩個問題：第一，對日本畫的借鑑；第二，方黃之爭。事實上，這兩個問題是合二為一 的問題。方黃之爭的一大焦點便 是對於日本畫的借鑑問題。
▌方人定 1945年作《和平之舞》立軸 187×102釐米 鈐印：人定 估價38萬～48萬元 廣州嘉德 2008年12月成交價42.56萬元
1926 年，方人定在《國民 新聞》《國華》等報刊發表《新國畫與舊國畫》一文，一起論戰。關於這場爭論的起源、本質、事件展開過程，黃大德《民國時期廣東“新”“舊”畫派之 論》一文討論得較為詳備，本文不再贅言。於此，我想指出的是，也正是通過這場爭論，人們意識到，高劍父對於日本畫的借鑑終於爆出了過於匆忙以致蘿蔔快了不洗泥的缺憾，而這也從另一方面驗證了“嶺南畫派”的主幹還是有些營養不良。不過即便如此，“二高一陳”依舊當得起“嶺南畫派”主幹的 稱號。
這樣說，不完全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而是因為“二高”不僅提出了藝術革命的旗號，而且創辦了“審美書館”以及《真相畫報》，為畫派的成長和壯大作了組織保證。
▌枝葉
有一個有趣卻尚無人論述的課題，即當時與“二高一陳”有著嚴重學術分歧的“國畫研究會”，無論從其對於學術的執著，還是其組織陣容的強大看，並不遜於高劍父的春睡畫院（早期為春瑞草堂）。但隨著時光的流逝，“嶺南畫派”一脈卻日漸其強，這不能不歸於他們“折衷東西”，渴求創新的藝術精神。時至今日，我們能記起並談論的藝術家，比如“嶺南四傑”，就是春睡畫院的弟子。
▌趙少昂 1971年作《葵花螳螂圖》鏡片 58.5×95釐米 估價30萬～50萬元 西泠拍賣2011年7月成交價230萬元
而這四人——關山月、黎雄才、楊善深、趙少昂就其藝術成就與藝術影響而言，也足以成為“嶺南畫派”這棵樹上最主要的枝葉。
不過，透過這些“枝葉”，我還是想回到1923年。這一年是癸亥年，趙浩公、鄧芬、溫其球等人成立了“癸亥合作社”。這個在當時甫一成立便有影響的書畫 團體，兩年後該團體成員又成立“國畫研究會”。當時會中甚有影響的藝術家有潘達微、溫幼菊、趙浩公、黃般若、黃君璧等。此派人物中的黃般若、黃君璧等不可謂才氣不大、功力不深。
但若置之於中國現代繪畫史，二人居然介於可寫與不可寫之間，此中尷尬究竟在哪裡？由他們的尷尬，我想到了錢松喦和餘彤甫。作為“新金陵畫派”的主要成員，二人有著相似的閱歷，新中國成立前都是有名的傳統老畫師。但是，經歷了著名的兩萬三千里寫生後，兩人的影響力開始發生變化，錢松喦的藝術影響越來越大，而餘彤甫的藝術影響越來越弱，這不能不說是“變”與“不變”的因素所制約的。
且看他們二人的一段表述：錢松喦說：“從舊社會過來， 大家都有自己一套‘看家本領’，也就是多年自己習慣的筆墨功夫。現在不同了，老的一套畫延安、黃土高原不行，通過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自己在原有的技法基礎上大膽地追求新的形式技法，使我們的筆墨能夠有力地表達對新時代、新生活的歌頌。”
▌黎雄才 1979年作《松澗幽禽圖》立軸 136.5×68釐米 估價120萬～180萬元 西泠拍賣2011年7月成交價552萬元
由於認識到這一點，並作出了有質有量的藝術變化，錢松喦一直屹立在我們的藝術視線內。同樣意識到問題存在的餘彤甫也曾說過類似的話：“第一，‘思想顧 慮’病。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號召國畫家多反映現實生活，我也 鄉下廠，畫了一些，以為差不多了，實際自己思想並沒有徹底解放，過於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東西就不太敢於嘗試，萬一失敗，豈不見笑於人？第二是‘筆墨束縛’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國畫，習慣了的一套筆墨技法，像多年相親相知的老朋友一樣，提起筆就來了，因此，儘管主題、內容有所不同，而畫面的精神、氣息，因為受筆墨的束縛，卻變化不大……”
▌楊善深 1988年作《虎虎生威》立軸 179×96.5釐米 鈐印：善深書畫、老善 估價35萬～40萬元 中國嘉德2008年4月成交價56萬元
從餘彤甫的話中，我們不難看出，能否突破自己既往的筆墨習慣並尋找新的語言表達方式成了問題的關鍵。
▌餘彤甫 1960年作
錢松喦在這方面成績突出，他作為中國現代繪畫史上的名家，其代表作品都是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的，建國前的作品幾乎不能與之相比；而餘彤甫老先生的筆墨功夫不可謂不強，卻沒有新的藝術血液輸入，終至漸漸淡出我們的藝術視線。
繞著圈子說了這麼多，我想表達的是“國畫研究會”中的諸位先生儘管有著傳統的滋養， 在這一方面，他們吸收的養料甚至超過了“二高”，但是，由於守成少變，其後來者的藝術創作漸行“漸弱”，終於逐漸被“嶺南畫 派”四大弟子的輝光所遮蔽。
這也是我們今天一談起廣東畫壇， 首先想到的“二高一陳”及其四大弟子的原因所在。
然而，理性告訴我們，偌大的廣東畫壇，不可能僅僅只是“二高一陳”以及“四大弟子”，還有 更多的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構築了當時的畫壇，他們應該也是“枝 葉”的一部分。
不同的是，他們的存在只是襯托了“四大弟子”作為 “紅花”的形象。關於四大弟子各自的藝術語言以及藝術風格，已有太多的文章在談論，而且眉目也已清晰，於此，我也不想再說更多。可是，在 一篇評論“嶺南畫派”的文章中，若不明確談論一個畫派的藝術主張，是不可想象的。
而“嶺南畫派”的藝術主張並非作為“枝幹” 的“二高一陳”所明確的，而是由 他們的弟子，也就是我所說的“枝葉”所完成的。這一任務的完成，使得這些“枝葉”以光合作用的形成反哺了“枝幹”，並使其聲名卓著。這個經過討論的藝術主張內容如下：第一，力求創新，提倡寫生；第二，南方色彩，個人風格；第三；繼承傳統，吸收外來；第四，兼工帶寫，色墨並重。
據方人定遺稿稱：“這是1962年底，嶺南派畫展開完後， 關山月約我和黎雄才、蘇臥農、何磊、趙崇正在太平餐館聚餐。關山月說，現在有些人問嶺南派特色何在？於是眾人商量，得出這四個特色。兼工帶寫，色墨並重 是我提的。方人定，1970.4.8。” 方人定原文是寫於太平餐館的菜單上的。（轉引自林木《現代中國 畫史上的嶺南派及廣東畫壇》）
藝術很高深，藝術也很簡單。僅僅一次聚餐時的閒談，一個畫派的藝術主張就出現在了“菜單紙”上。此後，只要我們在藝術餐館就餐，一旦點起“嶺南畫派”這道菜，我們就會想起這個當初只是真正地寫在“菜單”上的藝術主張。
它是不是“硬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由它可以回望原野，回望一棵樹的形象。它記述了所謂“嶺南畫派”的百年沉浮。
▌關山月 1975年作《油龍出海》鏡心 77.5×178釐米 估價800萬～1000萬元 北京保利2011年6月成交價1495萬元
本文編輯整理自西安 /張渝《振葉尋根 回望嶺南畫派》一文，由於篇幅稍長，特分為兩期於公眾號連載，此為下篇，原文刊載於2011年收藏11月刊。
《收藏》創刊於1993年 一冊在手，把握收藏
微信名：收藏雜誌
微信ID：sczz029
《收藏》微博ID @收藏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