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高峰
——從西南聯大想到的
2020年的寒假，因為一場疫情使假期一拖再拖。宅在家的日子裡，認真研讀了《聯大八年》這本書，還認真觀看了中央電視臺拍攝的五集專題片《西南聯大》，深深地認識到，這所學校是“曠百世而難遇”的大學，它在戰亂期間，僅僅存在八年，卻成為中國教育的一個奇蹟，百年教育的高峰。研究它，會讓我們對教育有深刻的啟發，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這所學校因為戰亂僅存在八年，從1938年5月到1946年7月，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合併而成，“西南聯大與戰爭同行的8年，培養了3882名學生，其中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172位院士，數百名人文大師。”（河南教育廳長了鄭邦山語），建國後，23位獲得國家最高科技功勳獎，其中8位來自西南聯大。（著名教授有：葉企孫，陳寅恪，趙元任，吳有訓，梁思成，金嶽霖，陳省身，王力，朱自清，馮友蘭，王竹溪，沈從文，陳岱孫，聞一多，錢穆，錢鍾書，錢端升、吳大猷，周培源，費孝通，華羅庚，朱光潛，趙九章，林徽因，吳晗，吳宓，張奚若，潘光旦，卞之琳，李憲之，梅貽琦，張伯苓，蔣夢麟，楊武之，馮景蘭，袁復禮，馮至，劉文典，穆旦，趙以炳等。知名校友有：何澤慧，李政道，朱光亞，鄧稼先，彭佩雲，汪曾祺，鄒承魯，王希季，陳芳允，郭永懷，屠守鍔，吳訥孫，陳忠經，戴傳曾，何兆武，李長之，何其芳，吳大觀，任繼愈，吳慶恆，葉篤正，謝瑋，黃昆，王浩楊，鳳林景，查良釗等。）
學校校訓是剛毅堅卓，管理模式有兩個機構，一是校委會，二是教授會。設立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一個選修班。8年中學校在顛沛流離中度過，有飛機不斷轟炸，居屋大多是茅草房，生活貧困，建校之始，從長沙有284位教授、學生堅持徒步3000多里前往昆明， 學校組織多家社團開展各種活動，學生的辦的壁報很有特色，為了支援抗戰，有832名學生參軍支援抗日前線。教授在8年的艱苦歲月中，學術不旦沒有耽誤，而且著書頗豐，科研成果顯著，社會調查研究也有很大價值。
從8年的聯大辦學實踐中，得到如下啟發與思考。
1、大學必須有大師。梅貽琦說：“大學之大，非大樓之謂也，大師之謂也。”在戰火中誕升的西南聯大，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的高峰，創造了教育的奇蹟，人才輩出，到現在還沒有那所大學能與之比擬，原因是這兒有300多個大師，90%以上的教師都有留學經歷，象聞一多、馮友蘭、陳寅恪、吳大猷、華羅庚等都是學屆泰斗，隨意找出一位教授都能說出他們的傳奇，個個滿腹經綸，培養出優秀的學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大學是這樣，基礎教育更是這樣，要有好的教育，必須有好的教師，教師是辦學之魂，各級政府、教育部門，如果把培養優秀的教師放在首位，教育振興就大有希望。漂亮的大樓、寬敞的校園，這些只是做好教育的外部條件，但不是關鍵條件。很多人被高樓林立、高檔的塑膠操場誤導了，那不是好的教育，那只是一個漂亮的校園而已。
條件不是教育成敗的決定因素。歷史發展到今天，現今的哪所學校辦學條件都要比聯大強。在戰火中倉促成立的大學，開始沒有校舍，是靠臨時借用校舍來辦學，教授宿舍也是借用民房或廟宇等來維持，後來有了批地後，所建校舍也大都是臨時的，茅草或者鐵皮頂，40個學生擠在一間房裡，也沒有象樣的圖書館，遠沒有現在塑膠的高檔操場。學生宿舍裡，臭蟲肆虐，咬得學生們常常睡不著覺，吃的飯是紅米，裡面有摻雜有碎石、老鼠屎等，教授們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由於物價飛漲，貨幣貶值，拖家帶口生活難以為繼，聞一多教授不得已靠賣字、刻章等維持家用，吳大䣭教授靠養豬貼補家用，校長梅貽琦夫人做點針線活拿到集市上賣換點零花錢，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吳大䣭教授培養出了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大批人才從這所“破落”的大學裡走出。可見條件不是教育成敗的決定因素，大師才是辦學質量的關鍵所在。
2、教育不能關起門來與社會脫節。教育本來是為社會服務的，如果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能適應社會，那就是失敗的教育。聯大建校初期，有284教授和學生組成了長征團，從長沙步行3000多里地到達昆明，有人說“遷移就是教育”，在3000多里的長征中，教授沿途考察鄉土民情，採集標本、鍛鍊了身體，教授作了學問，學生了解了社會，詩人查良錚詩風都為此而改變，建國後中國80多位院士中，參加徒步旅行的284人中佔了17.5%，充分證明了這種經歷對教育起巨大的促進作用。為了支援抗戰，聯大學生有832名學生參軍，有的參加了戰時譯訓班為抗戰服務，民族精神在炮火的洗禮中更加堅定。很多教授帶領學生搞鄉村調查，象費孝通帶領學生建立了社會研究所，陶雲逵教授建立了邊疆人文研究室，他們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一二一運動爆發在西南聯大，很多學生參加了學運，走出校門，為正義而戰。這些活動充分說明，學校應該是開放的，自由的，民主的，關起門來搞教育，教育是不會成功的。培養學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應是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大學是這樣，中小學同樣如此。
3、教育需要安靜下來。在戰火紛飛中成立的西南聯大，除了每天應付敵機的轟炸外，沒有任何的外界干擾，教育廳不干涉學校校務，政府忙於抗戰更無暇過問教育，辦學經費多來自庚子賠款返還部分，教授們安靜地作學問，學生們安靜地學習，教授的科研成果頗非，費孝通教授搞了社會研究所，作田野調查，寫了《人文類型》，金嶽霖寫成了70萬字的《論道》，錢穆教授寫了《國史大綱》，理科教授成立了物理研究所，航天研究所等，在那樣的環境下，教授們能做出這樣的成學術成果，真是難能可貴。學生們在教授的引導下，不僅學習知識，而且學習研究學問的方法，1957年揚振寧、李政道雙雙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第一時間給他們的老師吳大猷寫信，說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成績，完全是在西南聯大時期老師教給的作學問的方法所致。大學是搞學問的地方，是一方聖土，讓學校安靜下來，遠離喧囂，是完全必要的，大學如此，中小學也如此，政府、主管部門儘量少干涉，減少檢查、評比，還給學校一方寧靜，這才是教育發展的規律。
4、學校的事讓學校去做決定。西南聯大的管理機構有兩個，一個是校務會，一個是教授會，校務委員會通過民主討論和決議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務。教授會是一個校務諮詢機構，雖不是權力機構，但很有威望，成員包括全校教授，日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選常委會主辦。教授會是校長的得力參謀，也是校務得力的資源庫。通過這兩個機構使一所由三所著名大學組成的聯合大學，運轉良好，秩序井然。給現在的大學管理制度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鑑，為什麼現在的很多大學校長由於腐敗走向犯罪的道路，我認為缺乏西南聯大這樣的民主辦學機制，權力失去了監督，很快就會淪為個人貪腐的工具。西南聯大的這種管理機制，不僅對大學，對所有學校都有借鑑意義，一個開放、民主、有活力的學校必須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來保障才行。
5、教育的手段不只是課堂教學。西南聯大的教育，除了課堂教學外，學生的學習多種多樣，有很多的社團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一些學生熱衷於辦壁報，一些壁報辦得很有特色， 每天吸引眾多師生前去觀看，還有一些研究所開到校外，搞社會調查。一位學生整天泡茶館，拿著書在茶館裡讀，喝著茶讀著書，茶館打烊，他就夾著書離開，他的學問主要是靠在茶館裡自學得來的。這種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給學生充分的空間，為聯大卓越的教育成果，提供了充分的條件，也為後來的教育提供了範本。課堂是重要的教育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目前全國新冠肺炎疫情漫延，寒假一再推遲，上級號召學生“停課不停學”，我認為，對那些自學能力強的學生，說不定不是壞事，有可能比在校學習效果還要好，當然自學能力差的學生就另當別論了。現在國家強調勞動教育，開展社會實踐活動，搞研學旅行，這雖然不是課堂教學，但我想，這些都是很好的教育形式，可能要比課堂的教育效果還要好得多。
6、激情是做學問的最好的催化劑。抗戰八年，聯大師生在顛沛流離中，每日躲避日機的轟炸中，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油然而生，這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民族意識覺醒，教育當自強，要延續好一個民族的文化血脈，必須要發憤讀書作研究，在這種背景下，聯大八年成為激情燃燒的歲月，師生爭分多秒，教授們研究學問，著書立說，金嶽霖教授即使在防空襲中也不忘帶著他的手稿，費孝通、陶雲逵等教授帶著學生搞田野調查，撰寫學術論文，理科生在艱苦的條件下開展科學實驗，取得了一個個學術成就，為國家積累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由此可見，做學問與情緒有關，人的激情被激發，做任何事都會事半功倍卓有成效。現在學校中，高考前學生宣誓，搞誓師大會，衡水中學的學生跑操中學生帶著課本，高呼口號，其目的都是為了激發學生的情緒，讓學生始終在一種高昂的情緒中學習，效果一定十分顯著。
張伯苓說：“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國家強盛發端於教育，教育如何強？八年的西南聯大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我們當遵循之，研究之，這是教育強國的重要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