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西平教授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域外的中國學或者漢學的介紹和研究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術重建的一個重要部分。在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翻譯中，西方漢學家的翻譯成果與問題是我們今天開展中譯外工作必須面對的。但如何評判西方的職業漢學家及其中國典籍翻譯工作，至今仍沒有統一的認識。當然，作為學術問題，存在不同的認識是很自然的。筆者希望面對這些爭論和不同看法，與諸君交換意見。
一、從漢學書目看西方專業漢學家對中國典籍翻譯的數量
當今西方學術界流行的關於中國典籍的譯本絕大多數是由漢學家這個群體翻譯的①，中國學者進入這個領域很晚。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傳播方面，西方專業漢學家佔據主導性地位。沒有這個群體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瞭解中國文化的基本內容。我們可以從關於中國文化西傳和中國典籍翻譯的重要書目中，對西方漢學家的中國典籍翻譯數量上做一個初步歸納和統計。
1.《西文漢學書目》②中西方漢學家翻譯統計
袁同禮的《西文漢學書目》是繼《考狄書目》後最為全面的西方漢學書目，時間跨度是1926-1948年。本文從中國典籍翻譯的譯者主體調查的角度對該書中的西方漢學家翻譯者和來自中國的翻譯者做一個初步的統計和研究③。
關於儒家經典著作的翻譯情況，筆者統計如下：
《易經》共有17部譯著，其中，由德國人翻譯和研究的著作7部；英國人的譯著4部；法國人的譯作兩部。除去這13部用西方語言翻譯和研究的著作外，由中國人翻譯和研究的《易經》有4部，作者是：沈仲濤（兩部）、劉子華、圓光。由此我們看到，在《易經》的翻譯中，中國學者的譯著佔到總數的30%。《書經》的譯著有4部，譯者全部為西方學者。《詩經》共有12部翻譯和研究著作，但只有一名中國學者（張正萌Chang, chêng-ming，1937年）。《禮記》《春秋》《左傳》的譯著共有9部，作者全部為西方漢學家。《四書》的翻譯和研究成果共113部，④其中中國學者獨立翻譯和研究的有6部，這些學者是：鄭、林語堂(兩部)、黃如珍(兩部)、方誌彤。在這6部由中國學者參與的《四書》的翻譯中,有一部是黃如珍對近代英國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譯本的註釋，一部由方誌彤註釋，龐德翻譯。這兩部實際上只能算是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的合作翻譯。林語堂的兩部實際上只能算成一部。由此，中國學者獨立翻譯的《四書》只有兩部。
從以上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中國典籍的外譯主力是西方漢學家。儘管這僅僅是袁同禮書目中的數字，這裡列出數字在於說明：中國典籍的外譯主力是西方漢學家，其中專業漢學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儘管中國學者作為譯者主體登上中國典籍西譯的歷史舞臺具有重要意義，但不能否認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國古代文化的典籍是由西方漢學家所翻譯的。而且從未來的發展來看，中國典籍的外譯主力仍是各國的漢學家。英國著名漢學家葛瑞漢說：“在翻譯上我們幾乎不能放手給中國人，因為按照一般規律，翻譯都是從外語譯成母語，而不是從母語譯成外語，這一規律很少例外。”⑤一些中國學者對這樣的觀點並不認可，其主要立論是從翻譯的文化角度展開的。從文化學角度來看，翻譯的確有一定的意義，在譯本的選擇等問題上，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肯定是有差別的。這點我們在下一節具體展開討論。但從語言的角度，從母語的角度，由本民族學者從事“‘譯入’的優勢是明顯的，第二語言的學習和掌握確實很難達到母語水平”，對此筆者也承認“譯入的翻譯，母語使用者具有天然的優勢，因為他最熟悉、最有發言權、也最理解語言中一些微妙之處”。⑥如果拓寬視野，中國典籍的外譯並非只是翻譯成英文、法文等西方語言，同樣要翻譯成東歐的語言、非洲的語言、亞洲各國的語言，在這方面我們除了在西方語言的外譯上有成功的例子外，在其他語言的翻譯上成功的例子並不多。因此，中國典籍的外譯主力是各國的漢學家，這應該是一個常理，即便是在英語領域我們有林語堂這樣典型的成功例子，但仍然必須承認，中國典籍英譯的主力是西方漢學家，這是翻譯的基本規律所決定的，是語言之間的轉換的基本特點決定的。
2.《中國文獻西譯書目》西方漢學家翻譯統計
王爾敏的《中國文獻西譯書目》是繼袁同禮之後，中文學術界最早系統地整理出版的中國典籍外譯書目的著作。這本書“以西方文字所翻譯中國曆代文獻之書籍篇章為主。所涉年代自上古以迄現代，力求其全。無論大小雅俗，凡有知見，均必收錄”。⑦這個目錄共收錄譯者1219名，已經查明的中國譯者217人⑧。這樣，我們看到中國學者作為譯者僅佔譯者總數的5.6%，而西方漢學家佔譯者總數的95.4%，西方專業漢學家的翻譯數量佔絕大多數。
從歷史和語言兩個角度看,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中,漢學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於他們近四百年來的不懈努力,特別是職業漢學家的努力,中國典籍的主體部分被翻譯成了各種西方語言。西方思想界正是通過他們的翻譯而認識中國的,從伏爾泰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從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1803-1882)到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他們都是在讀漢學家的翻譯作品中認識了東方文明的價值，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價值。我們應該公正、客觀地評價西方漢學家，應該向長期以來以翻譯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為志業的西方漢學家致以崇高敬意，西方漢學家在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翻譯和西傳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二、從跨文化的角度看西方專業漢學家的翻譯工作
如何看待西方專業漢學家的學術研究工作？如何評價這個西方學術群體？這是我們研究西方專業漢學家中國典籍翻譯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可以從西方漢學與國學之間的歷史與現實關係看西方專業漢學家的價值。
從歷史上看，中國學術界與西方專業漢學一直有著較好的良性互動。因為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派提倡按照西方漢學或東方學的方法研究中國，作為西學一個組成部分的西方漢學進入中國學術界後，對我們自身的國學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以前,中國學術界對國際漢學的關注主要集中於著名學者個人及其研究成果,而不少人是由於留學等因緣,如馮承鈞之於伯希和(P.Pelliot)、楊之於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姚從吾之於福蘭克、鄭壽麟之於尉禮賢(R.Wilhelm)”⑨。西方漢學作為近代西方東方學的一個分支在19世紀初已經誕生，而西方文化勢力在全球擴張後，中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其文化和學術傳統漸被斷裂，被強行地納入到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歷史進程中。此時，中國以注經為其特點的中國傳統學術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以西方漢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的敘述模式逐漸登上歷史舞臺。在這樣的背景下，近代以來出現的以吸納西學為主的學者（例如：王國維、陳寅恪、胡適、趙元任）與西方漢學積極互動，並漸成學術界之主流。在這個歷史的轉變中，漢學其實成為近代中國學術演進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成為催化出現代中國文化研究方式的重要推手⑩。在這個意義上講，有學者認為，近代以來的國學研究實質上是“漢學之國學”，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漢學化的國學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學術的研究接軌、合流的一個新的國學研究”。當年以陳寅恪為代表的清華國學院在國學研究上主要是吸收西方漢學和日本漢學的研究方法，將中國的學問在世界學術空間中展開，與國外漢學展開積極的對話，同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展開積極對話，這才是今日國學發展之正確的途徑⑪。
從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來看，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域外漢學的翻譯和研究就始終是中國當代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學的研究和漢學的譯介在近30年的學術發展中一直有著良性的互動。初步統計，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海外漢學的學術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的已經有300多本，這些漢學（中國學）對中國學術界還是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的，中國本土的學者“今天必須面對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即：從日本、歐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關於中國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問世。如果我們繼續把這些成果都稱之為‘漢學’，那麼‘漢學’與中國本土的‘國學’已經連成一體，再也分不開了”。實際上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出現了“‘雙峰對峙’的兩派‘中學’，其一是自家內省的‘國學’，其二是別人旁觀的‘漢學’”。對中國本土學者來說，“要求每個學者對本專業在世界範圍內的進展瞭如指掌，有點不切實際，但將海外中國學家的貢獻納入視野，對於生活在中國的新一代學者來說，不但可能，而且必須”。非如此，無法把握當代學術研究的進展。例如，就文學研究來講，從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出版以來，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研究幾乎完全變了樣，長期被忽視的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的作品成為上世紀80年代研究的熱點。
李學勤先生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海外漢學熱給予了充分的說明，他說：“國際漢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迅速成長，是由於它適應了中國學術界及公眾的需要。人們希望知道，外國漢學家是怎樣看待和研究中國的。……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學術界與國際漢學界的交流溝通尚有待加深擴大。國際漢學研究作為一種專門學科發展，將有益於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⑫
所以，無論是歷史上還是今天，專業漢學家的著作對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種對中國學術界實際發展的影響是不可以用一句“漢學主義”來否認的。
註釋：
①西方漢學從歷史性發展上分為：遊記漢學階段、傳教士漢學階段和專業漢學階段，但實際的歷史要比這一劃分更為複雜，這樣的劃分主要從歷史發展階段來講的。從個人來講，有些漢學家是集傳教士漢學家和職業漢學家於一身，例如理雅各、衛禮賢。實際上他們兩人在作為職業漢學家出現時，身份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對他們的翻譯也產生了影響。即便今天，我們所接觸的一些西方漢學家，其身份也有二者兼於一身的，他們是漢學家也是天主教的修會成員。但由於今天中國的國家宗教政策，不允許任何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在華活動，這樣，這些身兼二任的漢學家仍是以專業漢學家的身份出現的。
②China in We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
③袁同禮《西文漢學書目》的一大特點是將中國學者的譯著列出，並標出中文名字，這在西方文獻學上是一個突破，由此，我們就可以展開對譯者的譯本統計。以下統計全部摘自《袁同禮著書目彙編2：海外中國學書目系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
④這裡包含不斷再版的版本，這是一個出版總數的統計。
⑤這是英國漢學家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所說，他說“we can hardly leave translation to the Chinese ,since there are fewexceptions to the rule that translation is done into ,not out of ,’one’s ownlanguage ‘”轉引自潘文國《譯入與譯出：談中國譯者從事漢籍英譯的意義》，《中國翻譯》2004年3月，第25卷，第2期。
⑥潘文國《譯入與譯出：談中國譯者從事漢籍英譯的意義》，《中國翻譯》2004年3月，第25卷，第2期。
⑦王爾敏編：《中國文獻西譯書目》（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es ）第1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⑧編者在書中說明，中國學者在西方出版的翻譯著作署名全部為羅馬注音，這樣有些中國學者的回譯到中國原名需要核對，書中有一些中國學者中文名字尚無法準確回譯成中文，在目錄中編者一律註明“未詳”。這樣的數量在全書中比例很小，我們在統計中將這一部分譯者未列入其中。
⑨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
⑩參閱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學界交往錄》，第1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四川出版集團2008年。
⑪張西平：《國學與漢學五題》，《清華大學學報》，20011年第4期。
⑫李學勤：《應加強國際漢學研究》，載張西平編《他鄉有夫子：漢學研究導論》，上冊第11-13頁，外研社2005年。
轉自：“對外傳播”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