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這部傳記的過程中，始終有幾個問題縈繞心頭：為什麼在戈壁荒漠裡能夠產生如此燦爛的人類文明？為什麼在只有鹹水和鹼水的地方能夠生長出“李廣杏”這樣人間最甘美的水果？為什麼在西北荒漠裡有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這樣一群堅守大漠的“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常常讓我想起出家人。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給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圓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種貌似荒寒的人生景緻中等待一個又一個莫高窟的春天。他們雖然不念經、不拜佛，但是臨摹壁畫、修復洞窟、保護遺址、宣傳講解，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來無異於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種考驗，只有那些最終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這麼多人來到敦煌，守護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經、佛像照面，他們的精神來自對敦煌石窟藝術的熱愛和對這份事業的執著追求。這個追求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和佛教徒的信仰非常相似，因為這也是一個需要“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需要不斷超越，獲得智慧的過程。如果從佛教“佈施”角度來看的話，那麼敦煌石窟的保護事業，也是一種“法佈施”和“無畏施”。
凡是見過常書鴻先生故居的人，都會感到震撼。那時候敦煌的生活條件實在太艱苦了，莫高窟幾乎與世隔絕。敦煌就是一個小鎮，半個小時就能走完，城裡頭總共有兩個百貨商店，還有一個糖鹽局。老一輩莫高窟人住的房子，有些是馬廄改造的土坯平房。土地、土牆、土灶，土炕、土桌、土凳，因為土質乾燥疏鬆，地上永遠是掃不完的塵土。屋子裡沒有像樣的傢俱，連床都是土製的，書架也是用土砌起來的。大家住土房，喝鹹水，還要在莫高窟洞窟裡臨摹壁畫，保護修復，研究文獻。敦煌的冬天氣溫極低，一般在零下20攝氏度左右，老一輩研究院的人要鑿開宕泉河厚厚的冰層，才能取冰燒水。水的鹼性很大，不適應的人喝完就拉肚子。平時吃飯，基本上沒有什麼菜。最痛苦的是夫妻長期兩地分居，敦煌人命運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選擇莫高窟就不得不骨肉分離。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和王旭東等幾任院長都有相似的經歷。
宕泉河邊安葬著包括常書鴻、段文傑在內的27人，他們是第一代堅守敦煌的莫高窟人。保護區是不允許有墓地的，這個墓地很隱蔽，在遠處幾乎看不見。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最終心歸敦煌……
第一個落葬於宕泉河畔的是李仁章（1932—1964），他是一位年輕的雕塑家，曾經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他是借調到敦煌臨摹莫高窟唐代洞窟雕塑的。1964年，原子彈爆炸，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興奮。那個時候莫高窟南區崖體和洞窟正在進行加固，因加固工程搭起了高高的腳手架。李仁章聽到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後因為太激動，踩著腳手架一層一層往下跳著走，沒想到部分腳手架沒有綁好，他一不小心踩空就摔了下去。當時從外面看什麼傷口都沒有，大家馬上把他扶起來送往敦煌醫院，路上他還一直說自己沒事。但沒想到是內出血，當時敦煌醫療條件很差，他一直出血，幾個小時後人就去世了。去世的時候只有32歲。
第二個安葬於宕泉河畔的是許安（1936—1976），她原本在鐵路系統工作，上世紀60年代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當會計。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同樣是因為敦煌醫療條件的落後，她兩次剖腹產引發腸粘連，最後死於腸梗阻。敦煌研究院前任書記劉鍱也在宕泉河畔落葬，他為人正直真誠，非常尊重知識分子。他有心臟病，但他平時沒注意心臟的問題。敦煌的冬天非常寒冷，劉書記心臟病發作，救護車一個多小時才趕到，可是人已經救不回來了……
這些人都死於落後的醫療條件，令人惋惜。常書鴻和段文傑兩位院長也都安葬在宕泉河畔。在宕泉河畔長眠的人中，既有鑽研業務的學者，比如霍熙亮先生，他同段文傑先生是1946年同一批到的敦煌；賀世哲，1930年生人，80歲去世，一生治學嚴謹，對經變畫有深入的研究；孫修身，1935年出生，2000年因為心臟病去世，始終致力於佛教史經畫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也有手工技藝突出的工匠前輩，比如竇佔彪和李復。宕泉河畔的老先生也有特別高壽的，很多人感到不解，為什麼生活條件這麼艱苦還能如此高壽？其實原因非常簡單，他們的心都很靜。一輩子心裡只想著一件事，那就是守護好莫高窟735個洞窟。
曾經的莫高窟人，有的是傑出的藝術家、有的是敦煌學的專家，他們卻曾經被下放農村勞動。段文傑先生下放農村後一度為生產隊養豬。沒想到，段先生在農村勞動時，不但與鄉鄰相處和睦，還自給自足，成為遠近聞名的養豬專家。據說當地的縣委書記為此專程去拜訪他。在那樣艱苦的境遇下，段文傑依然保持著樂觀的心態。該做學問做學問，該養豬養豬，從容不迫。段先生有句名言：“一畫入眼中，萬事離心中。”這句話是對莫高窟人安貧樂道的人生境界很好的寫照。現實名聞利養的訴求和慾望都滌除乾淨了，也就進入海德格爾所說的“澄明之境”了。
一些人把壁畫臨摹看得很簡單，誤認為臨摹不就是“依樣畫葫蘆”嗎？那有什麼難的啊？其實不然，要真正把千年敦煌壁畫原作的精、氣、神畫好，是極其艱難、極其不易的！為了保護壁畫，是絕對不允許上牆拓畫稿，臨摹者除了用現成的稿子，都採取打格對臨的辦法。用中心線找構圖關係、研究人物比例，吃準人物特徵，對臨的難度極大。臨摹者的藝術修養、技術水平都可以在臨本中得到呈現，不同的人臨摹同一幅畫絕對不會完全一樣。
每一個臨摹壁畫的莫高窟人，都有一種心定神閒的氣質，這大概和他們常年的“修行”不無關係。藝術家收藏起自己的個性，忘我地體悟1000年前畫師們落筆時的心靈節奏。在排除一切雜念和我執之後，通過日復一日的練習，將古人技法運用自如，最後把古人的東西變為自己的。臨摹需要達到的是無我之境。
臨摹，其實是一種去掉執著和妄念的修行。
《楞伽師資記》載述五祖弘忍說：“四儀皆是道場，三業鹹成佛事。”常書鴻先生忍受家庭離散的痛苦堅守大漠，段文傑先生下放餵豬的從容淡定，樊錦詩近60年守護莫高窟，就是圓融無礙、應物無方的修為，他們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知識分子的高貴。壁畫臨摹和修復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生命在一寸一寸的壁畫修復中逝去；石窟考古研究也是一個極為複雜和艱難的過程，樊錦詩用40年才完成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在最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依然淡泊明志，守一不移，心歸敦煌。
心靈沒有歸處，人生就沒有希望。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裡，每個人的心靈都在尋找歸處，這就是我要為樊錦詩先生的傳記注入的靈魂。一個人如果心靈找不到安頓之所是最可悲的，“我心歸處是敦煌”，幾代莫高窟人心歸敦煌，以他們的青春和生命詮釋的正是“堅守大漠、勇於擔當、甘於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不斷地開拓、探索。這不是幾代人、幾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多少代人不斷地為它付出，不斷地努力。這個事業是艱鉅的、複雜的、帶有挑戰性的，也是沒有止境的事業。莫高窟人在艱苦奮鬥中凝成的“莫高精神”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時代之光。為了保護莫高窟這座人類絕無僅有的文化遺產，多少莫高窟人甘願獻出了自己的一生，這是莫高窟人留給民族和國家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來源：中國文化報，作者：顧春芳，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