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重臣中，張之洞屬於跨世紀的人物，從19世紀活到了20世紀，因此有照片傳世，還不止一張。照片上的張之洞，是個一把鬍子的乾巴老頭，沒有什麼招人喜歡的地方，當然也沒有什麼討人嫌之處。說他是可人，當然不是因為長相，而是此老的為官之道。
曾國藩說李鴻章拼命做官，言外之意是李鴻章為官有道，會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張之洞比起來，其實李鴻章還真的差那麼一點。
晚清時節，是洋人牛氣的時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議，交涉談判的時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輩子的名聲就完了。這種事，李鴻章拼命做官卻沒有躲開，背了多少年的“漢奸”罵名，到今天也洗不清。
可是人家張之洞就不然，這種事，從來都沒沾過。做京官，屬於“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屬於能臣，有洋務之功，過了半個多世紀，但他就是不跟外國人談判，不籤條約。
晚清人說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岑春煊不學無術。其實，張之洞有學也有術，而且其術道還挺深。同光之際，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稱“青牛”（時人以清流諧音喻此輩），經常激清揚濁，譏諷時政，抨擊權要，尤其好跟那些辦洋務的地方督撫為難。
張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時候，向以敢諫聞名，號稱“牛角”，其戰鬥力可見一斑。可是，這個牛角卻並沒有因好頂人而丟了烏紗。
1875年，四川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例暴斂，激起鄉民眾怒，進城申辯，而孫定揚反誣鄉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紅皂白率兵進剿，燒屋毀寨，殘殺無辜400餘人，釀成特大冤案。案發之後，由於事牽西太后特別寵信的吳棠（時為四川總督），任憑言官怎樣彈章交加，朝野上下鬧翻了天，連外國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張之洞出面，繞開吳棠，將直接責任人孫定揚頂罪， 結果立竿見影，冤案按張之洞的建議得以昭雪。
1880年，宮裡出了件惹得朝野大譁的事件，事情不大，卻關乎西太后老佛爺的臉面。西太后讓太監給她妹妹——醇親王的福晉送幾盒食物，可是送東西的太監沒按規矩攜帶腰牌，宮裡也沒有事先跟守門的護軍打招呼，結果護軍不放行，太監恃寵跟護軍吵了起來，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報告老佛爺說是護軍無禮，不僅不讓他出去，還砸了東西。西太后聞言大怒，立即下令罷免護軍都統，並將當值護軍交刑部拿問，將置重典。
此事由於事關已經有點開始跋扈起來的太監，所以，朝廷自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以下，反應強烈，一致認為西太后處置不當，可是老佛爺就是誰的話也聽不進去，堅持非要那幾個可憐護軍的腦袋不行。
最後還是張之洞出面，不像眾多諫官一上來就把矛頭指向太監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寵信宦官，人家從老佛爺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慶時林清事件為前鑑，說明宮門護衛制度嚴格的必要性。話說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爺不動心，最後護軍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監也受到了懲罰。
以上面兩個例子看，這個青牛的牛角，不但沒有把人抵痛，有時還正好搔到癢處，無怪乎人家一直官運亨通。
對於張之洞來說，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進入翰林之列，那麼為官第一階段的目標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聲，博取名聲在於敢說話，所以必須擠進清流中去。但博取名聲的時候，也不能忘記事功，否則博的就是空名。像吳可讀這種為了阻止西太后違規立光緒，以死犯諫的傻事，張之洞是絕對不會做的。
當然，敢說話自然有風險，但後面的利益也大，關鍵在於怎麼操作。
事實上，對張之洞來說，身家性命、身後名節和不朽功業，哪個都不能少。進言直諫，雖說是風險投資，但他卻可以將風險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這在於謀而後動的精細，在於審時度勢的眼力。
張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不僅瞭解西太后的脾氣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進諫時不僅情理動人，還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處理方案，而不是像別人那樣總是斤斤於道德說教，耍大帽子壓人。
外放之後，張之洞做官的目標從博取名聲切換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時的他同樣在乎自己的名聲，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在歷史上，作為清廷的封疆大吏，張之洞的表現應該說很不錯，屬於想有作為，而且有了作為的官員，很快就成為史家所謂後期洋務派的領軍人物。但他在為國家和朝廷著想的同時，也一樣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於計算，即使天塌下來，他也不會被埋進去。
在著名的戊戌維新運動期間，張之洞實際上是支持變法的，梁啟超以一介小小的舉人之身來見，他恨不得打開總督衙門的大門，鳴禮炮迎接。在他“中體西用”的旗幟下，“西用”的範圍實際上是個可以自如伸縮的大筐，所有變法的內容都可以裝進去，實際上維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沒有辦法反對。
不過這種提法，卻讓西太后老佛爺聽了受用，為自己留足了後路。
顯然，他不像康有為和梁啟超那樣天真，非要捧著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鬧變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間，他的態度總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變法的真正癥結，其實在於太后和皇帝之間的權力糾葛。
因此，他不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楊銳送到北京，廁身四小軍機，力圖維護太后和皇帝之間的平衡，而且也沒有像比他低一級的同僚、湖南巡撫陳寶箴那樣，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裡，實心實意地投入變法，搞得動靜特別地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發動政變，胡桃杏子一起數，將楊銳也一併殺掉之後，張之洞沒有受到任何牽累，依舊好官照做。這手腕多麼老辣！
然而，就在西太后連同所有的人都認為張之洞已經變成死心塌地的保後派的時候，北方鬧起了義和團，殺洋滅教，而西太后認為西方列強支持光緒，信了義和團的“神術”，憤而支持義和團，公然對所有列強宣戰。
在這個興亡存續的關鍵時刻，他卻公然抗命，拉上劉坤一、李鴻章和袁世凱，跟各國的領事搞起了東南互保，跟老佛爺唱起了對臺戲。
在張之洞看來，站隊選擇西太后，是因為當時的朝廷實際上姓葉赫那拉，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選擇站在優勢者一邊。可是，如果朝廷當政者真的昏了頭，跟列強作對，屬於明顯的拿雞蛋往石頭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領兵出征和八國聯軍乾的李秉衡一樣，在洋人的馬蹄下翹了辮子。
這種事情，對於一世精明的張之洞來說，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幹的，到了這個地步，名節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時候沒有學吳可讀，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學李秉衡。
張之洞的精明還體現在他的謹慎小心上，為官多年，他從來不肯弄險。
有一則軼事很能說明問題，那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張之洞被調往京城，明擺著是入軍機，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沒有下來之前，他到了軍機處的臺階前，任憑裡面的張百熙百般呼喚，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塊豆腐高的臺階半步。
原來，當年雍正設立這個機構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規矩，非軍機處的人，不論官銜多大，只要非請踏上軍機處的臺階，一律殺頭。可是到了晚清，這個規矩早就沒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張之洞卻依舊如此較真，其謹慎非同一般。
另外，雖然後世史家將張之洞劃歸洋務派或者地方實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來的一班兒跋扈的督撫還是很不一樣。雖然他的確坐擁東南，兵馬、人事、錢糧大權在握，辦工廠、練新軍都是大手筆，卻很少將他辦的事業，看成自己的夾袋中物。
以練兵為例，雖然據說此公弱不禁風，騎馬閱兵還得兩個人扶著，但對於學習西方，實行軍事現代化卻情有獨鍾。編練完全洋式的新軍，他其實跟小站練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調離兩江總督任上，就將辛辛苦苦練成的自強軍留給了劉坤一（結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廣任上，又練成湖北常備軍（湖北新軍），1906年調京入軍機，再次交給別人統領。
所以，我們在講到現代軍閥的時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張之洞卻不在其中。這裡面的緣故，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謹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歷史面前留下任何一點可能危及其名節的把柄，其用心跟撲滅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遣散湘軍是一樣的。
忠於清朝是他精心維護的名節之重心，對於這一點，他實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汙點。用他自己的話打個比喻，在事功和名節面前，名節肯定是體，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為如此，做京官的時候，張之洞要做清流，儘管事實上沒有得罪人，反而因此獲得利益，但一定會博得“敢言”之名。這種名聲背後的潛臺詞，就是剛正不阿，屬於忠臣之本。出來辦洋務，不論事情辦得多麼聲勢浩大，但對朝廷，卻決不有大的違拗，關鍵時刻，甚至不惜用變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節。
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讓他白白去送死的關頭，那他還是會將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顯然，這是所有處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線。
這時候，我們發現了，對於會做官的人來說，無論這個體那個用，“體”弄到最後就是自己的軀殼，頂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軀殼。體就是體，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做官手腕，張之洞之老練是值得仔細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