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橚[sù]，也是第一代周王，喜欢诗词和医药，在诗词方面，朱橚成就一般，但在医药方面，朱橚却成就惊人，后世李时珍的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就有很多内容来自于朱橚的研究成果。
朱橚成就最突出的一本著作是《救荒本草》，如果说朱橚其他著作，更多是整理前人成就的话，那么《救荒本草》就开拓了新领域，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
还有一个王爷，名叫朱载堉，是朱元璋的九世孙，郑王一系的世子，亲爹死后为了作为世子的朱载堉本该继承王位，他却七疏让国，辞爵归里，潜心著书。
朱载堉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十二平均律是现在全世界音乐界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律制，西方把它作为“标准律制”。
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
明朝的这两位王爷，在国内无人知晓，却被西方公认为世界级科学家，真是一种讽刺啊。
宋朝的酒价远高于明朝，酒价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这还只是两者前期的酒价，差异还不明显。到了中后期，宋朝的酒价超过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两朝“斤”的差异较小）
宋朝酒业是国家专卖，酒业利润全归国家，而酒的利润率非常高，20文酒钱中，12文的利润给了国家，相当于60%的隐含税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税一的商税，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税钱，而明朝只需缴纳0.17文，两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税归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贪污受贿、逃税漏税的情况，这样导致了宋朝的酒税一年能收一千万两，明朝只收了五万两。
大明在国土面积、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时的两倍以上，商业方面丝毫不弱于宋朝，然而商税差距却差了几十倍。
盐、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两个朝代执行不同的征税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三种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罢了。
大明的税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却仍然遭百官痛骂，真是厚颜无耻啊！
唐、宋、元、清四个朝代的农业税率大约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农业税率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时甚至低于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农业税为每亩交两斗到四斗，后又减少至每亩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谓在历朝历代斗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税赋，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质保量完成，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官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大量农民从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随着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税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
大明几代皇帝不愿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增加税赋，就只好在商业税上有所作为，结果招来了文官们的大肆攻击，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税更是三十税一，然而真正收上来的却是越来越少。
文官集团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业者，他们逐渐沦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将商业税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点五，即便这样依然遭到大规模的抗税抵制。
宋朝的酒价远高于明朝，酒价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这还只是两者前期的酒价，差异还不明显。到了中后期，宋朝的酒价超过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两朝“斤”的差异较小）
宋朝酒业是国家专卖，酒业利润全归国家，而酒的利润率非常高，20文酒钱中，12文的利润给了国家，相当于60%的隐含税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税一的商税，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税钱，而明朝只需缴纳0.17文，两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税归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贪污受贿、逃税漏税的情况，这样导致了宋朝的酒税一年能收一千万两，明朝只收了五万两。
大明在国土面积、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时的两倍以上，商业方面丝毫不弱于宋朝，然而商税差距却差了几十倍。
盐、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两个朝代执行不同的征税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三种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罢了。
大明的税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却仍然遭百官痛骂，真是厚颜无耻啊！
唐、宋、元、清四个朝代的农业税率大约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农业税率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时甚至低于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农业税为每亩交两斗到四斗，后又减少至每亩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谓在历朝历代斗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税赋，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质保量完成，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官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大量农民从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随着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税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
大明几代皇帝不愿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增加税赋，就只好在商业税上有所作为，结果招来了文官们的大肆攻击，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税更是三十税一，然而真正收上来的却是越来越少。
文官集团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业者，他们逐渐沦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将商业税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点五，即便这样依然遭到大规模的抗税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