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國曆史上公認的繁華的朝代，在中國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文化發展在宋朝達到了歷史高潮，甚至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相媲美。而軍事上，它的軍事羸弱、版圖狹小，也一直為後世所詬病，其在“武功”上的表現，遠不及漢唐，甚至不及明清。
與北宋同一時期的西夏，這兩個國家從最初的宗主藩屬國關係，逐漸演變成了兩個獨立存在的強國，時而劍拔弩張，時而握手言和。就像兩個相生相剋的兄弟，北宋用盡一生之力都沒有夠將西夏覆滅。
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稱帝后，改國號大夏，始稱西夏。宋朝不願意承認李元昊的帝位，並且下詔“削奪賜姓官爵”，停止互市。
北宋與西夏之戰已無法避免，這之後的幾年內，李元昊相繼發動了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麟府豐之戰、定川寨之戰等四大戰役，殲滅北宋精銳數萬人。
在西夏統治的180年裡，前期的北宋或許還有機會恢復宗主國的地位，而到了後期，北宋卻就得毫無還手之力。
一直以來人們提到漢唐就褒、就捧：盛世、治世，而一提到宋就貶就抑：“積貧積弱。但這一切似乎都不應該算到宋朝的繼位者身上，而這一禍根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埋下。
在宋與西夏共存的百年中，多次交手，為什麼宋一直沒能戰勝西夏呢？
西夏是由党項人建立的政權，屬於遊牧民族，中原王朝與遊牧民族千年以來，常敗多勝少，而像宋這樣被壓著打的倒也是少數，除了其自身的士兵作戰能力存在差異外，其根本的原因還是這兩個王朝軍事力量上的差異。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馬背上得天下，深知唐朝將軍事將到邊疆大將手中所帶來的藩鎮割據，百年混戰的危害，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為了讓趙家江山能夠萬年流傳，趙匡胤選擇了文治。
杯酒釋兵權後，天下兵權皆收於皇權，不再交給武將。
趙匡胤首先對軍隊進行了制度改革，將天下兵馬分為“兩司三衙”，將帶兵權與調兵權進行拆分，帶兵之權給了三衙，調兵之權給了樞密院。
而樞密院常駐京城，其負責人為樞密使，權力和宰相相當，理論上這一職位應由武將擔任，但北宋這一職位卻長期被文人霸佔，如寫下”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晏殊就曾擔樞密副使。樞密院雖然擁有調兵之權，但調令卻出自於皇帝。
這個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是一種極度愚蠢的政策，戰場之事瞬息萬變，而將調兵的權力給到千里之外的京城樞密院，在沒有無線通信技術的古代，等到作戰指令下達到當地部隊時，戰機早已不在。要想在戰場上能夠調動軍隊，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皇帝御駕親征，這樣才能將帶兵與調兵之權集中使用，達到禦敵之效。
然而自宋仁宗以後，御駕親征幾乎就成了擺設，往往守成之君，多善文而不善戰。趙匡胤這一制度雖然牽制了大臣擁兵自重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後果，這也是北宋後期軍事一直不給力的原因。
在重大錯誤政策之下，趙匡胤又精心設計了“強幹弱枝”的養兵制度。
北宋的全國兵力為22萬，而其中10萬駐紮在京城，其餘的則分佈全國各地，京城之兵歸皇帝直接管轄，一旦發生兵變，舉全國兵力也不過與京城兵力相當，這樣形成了京師之兵與地方兵力相互控制的局面，即防止了地方兵變，又防止了京城駐軍的騷亂。
除了兩部兵力人數相當外，還將重兵精英都分佈在京城，而地方兵力則被削弱，形成了“強幹弱枝”的效果，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兵勢力。可以說這一策略從根本上避免了唐朝末期藩鎮割據的局面。
除了“強幹弱枝”外，趙匡胤還獨創了“荒年養飢兵”的政策，簡單來說，就是在災荒之年，大量招募失去土地的流民入伍，由國家進行供養，這樣即解決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同時又擴充了兵力，一舉兩得。而實際上，用這種方式招募的新兵，多是一些毫無戰鬥力的種地農民，反而增加了軍隊的開支，最多時招募了30萬流民兵。
北宋最巔峰時期，軍隊人數達到了160萬人，其中正規軍--禁軍佔總數一半以上。
正是這種招兵、養兵政策，常使宋朝在對遼戰爭時，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
反觀西夏的軍隊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西夏的軍事制度是在宋朝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真正做到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西夏的最高軍事機構也叫樞密院，下設有各司、軍隊由中央侍衛軍、擒生軍和地方軍三部分組成。
西夏屬於遊牧民族，全民皆兵，戰時上馬，和時種地。即使是豪門子弟也同樣要上戰場殺敵。西夏有一支專門由豪門子弟組成的質子軍，這支部隊歸主要負責皇帝的安全，號稱“御內六班直”，分三班守衛。
除了質子軍外，還有從各地部隊選上來的精英騎兵，每300人組成一隊，總共10隊，形成皇帝的親信衛隊，這支部隊主要隨皇帝出征作戰。
京城地區還有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衛戍部隊，共2.5萬人，是中央侍衛軍的主力部隊。西夏各地方兵力總和加起來有50萬人次，主要以騎兵、步兵為主。
兩個同時期的王朝，由於軍事制度的不同，使得兩個王朝呈現出不一樣的軍事實力。治大國若烹小鮮，油和鹽必須並重，文、武是立國根本，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一個健全的民族，卻將“武”這一部分進行閹割，使得宋王朝面對侵略時毫無還手之力。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