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十三歲入宮，到燕王之變被殺，共從政六十餘年，其中五十多年都在武帝時期。可以說，桑弘羊的主要作為都與漢武帝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武帝即位後，憑藉西漢前期七十多年的積蓄，國家財政本來非常富裕，但由於武帝的“有為”，尤其耗費巨大的對外戰爭，兼之大興功業和救災，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僅僅二十年後，國家財政就開始頻頻出現虧空。在財政困難面前，武帝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如元朔年間，為增加收入，專門設置“武功爵”，共值三十餘萬；還專門樹立了一個獻財典型——卜式，號召百姓向國家捐獻錢財。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上仍是杯水車薪，而且還造成了吏治敗壞等弊端。
在桑弘羊總管國家財政期間，為了徹底解決財政困難問題，桑弘羊制定或修訂、實施了諸如機構改革、鹽鐵官營、均輸平準、酒榷等一系列新的財經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為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有效保障了抗擊匈奴戰爭的進行，從經濟上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統一，遏止了富商大賈和豪強兼併勢力的發展。
桑弘羊對儒學有一定造詣。他還廣泛涉獵儒學以外的諸子百家學說，尤其精通法家和管商之學，歷史知識豐富。賈誼的“非和親主義；積貯之重要；非放鑄論（統一幣制）”的政治主張也被桑弘羊所接受與繼承。
工商富國
桑弘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不依靠農業富國的思想家，在鹽鐵會議上，他明確指出“富國非一道”，“富國何必用本農”，“無末業則本業何出”。在桑弘羊看來，農業並非財富的唯一源泉，工商業尤其商業同樣是財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業的發展還制約著農業發展，指出“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
正因為強調工商富國，所以站在國家的立場，桑弘羊極力主張採取積極的財政調控政策，由國家積極介入工商業以增加經濟性收入。他所定製的各項經濟措施，都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對鹽、鐵、酒實行專賣，利用壟斷價格，收取高額利潤；推行均輸平準，調節商品流通，平抑市場價格。這些措施有力地打擊了富商大賈的勢力，減輕了人民負擔，同時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無論古代還是當今，桑弘羊的財政調控思想都有著難以否定的積極作用。雖然商業不能直接創作財富，但它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手段，卻可以帶動和刺激其他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間接有助於”創造財富，而且商業利潤的壟斷，對國家來說即等於“創造”了財富。
商品流通
桑弘羊還從自然資源的地域分工來說明商品流通的作用，他認為商品流通可以“均有無而通萬物”，可以解決各地的資源過剩和短缺。相反，如果商品缺乏流通，那麼許多物資無法交易，必然給人民生活帶來不便。
除此之外，桑弘羊還大力推行平準制度。他在京師設立平準機構，穩定京師物價。這個機構掌握了巨大的商品儲備及運輸隊伍。當某種物價上漲時即賤價拋售；反之，某種物價甚賤時則加以購買。他已經開始運用市場價值規律穩定物價了。
對外貿易
桑弘羊對對外貿易的作用有著非常充分的認識，他的“本重幣虛”的思想比西歐十五世紀重商主義“以貨幣為本”的思想領先許多。雖然貨幣的多少可以作為財富的象徵，但他不把貨幣的取得作為對外貿易的目的，而是以貨幣為“末”、為“虛”，以供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物品為“本”、為“實”。
桑弘羊主張對外貿易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通過對外貿易來控制外國，即儘可能向國外輸出多餘商品，以造成國外對國內商品的以來，從來導致其政治上的被動；二是通過對外貿易來達到“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洩”，既要削弱敵國，又要豐富國內的商品供應。桑弘羊認為，只要嚴格控制出口，並大量輸出國內豐富的黃金和絲綢，就能從急需黃金和絲綢的敵國換取國內需要的商品，不但可以削弱敵國，還可以保證國內市場的供應，同時，禁止鐵兵器的貿易，還可以使西域各國的軍隊難以與漢軍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