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字宗子，晚年自号陶庵，又号蝶庵。绍兴山阴人。是由明入清的著名散文家、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岱自幼生活在钟鸣鼎食的江南诗书旺族，“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然其功名蹭蹬，一生未仕，以遗民身份入清，晚年生活潦倒，遁隐山林，修史著书，著成《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快园道古》、《夜航船》、《琅嬛文集》、《琯朗乞巧录》等文史著作，其中尤以回忆旧朝生活和故园风物为主要内容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简称《两梦》）两部小品文名著流传最广。
张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使《梦忆》、《梦寻》中所展示的散文风貌独具一格，别开生面。作者穿梭往来于前尘往事的风月繁华和旧朝故国的黍离之感之间，少年富贵的荣华、广泛涉猎的爱好、遍及吴越的游历、由奢而衰的家境、仕途命运的蹭蹬、晚年生活的潦倒……一一展现在这两部回忆性的散文集中。抚今忆昔，如梦似幻，一生不仕的平民生活和风雅广博的文人情趣交相叠映，从而使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不同一般的艺术魅力。
江南自古繁华。纵观张岱一生，他绝大部分时间的活动范围都没有超出江南吴越之地。张岱生于斯，长于斯，除了少数的几次北上山东探访在鲁藩王府当差的父亲之外，他的足迹几乎一直都在太湖两翼的南京——扬州——镇江——无锡——苏州一线和杭州——绍兴——宁波一线流连。这两条线恰好把吴地和越地的绝大部分重要城市都涵盖了进去，这一区域内河湖众多、水网密布，向来是物产富足的鱼米之乡，又极利于商品的生产流通，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南来北往、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
在经过明朝前期的休整复苏之后，自正德开始，江南地区再度焕发出荣光，“
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由此更是造就了经济的繁荣，明清时期，粮食、丝绸、染料、木材、纸张书籍、铜铁及铜铁器、食糖、烟草等都已占据着江南地区商品贸易的舞台，同时，这一地区的海外贸易已初具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更是催生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都是明代中后叶极为繁盛的工商业城市。有明一代，浙江和江苏的人口总量分居全国第一和第三，人口密度则分列前两名，而两省之中，显然又以太湖周边和杭州湾地区的人口最为稠密。如此密集的人口，为城市的持续扩张和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太湖沿岸——杭州湾一线，经由大运河的串连维系，也一跃成为了明代中后叶全国经济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地区。 城市的繁荣、市民群体的壮大，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市井风俗。张瀚《松窗梦语》中说：“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越民风之奢褥，具体到张岱的《两梦》之中，更是显而易见——天启壬戍六月二十四日，张岱至苏州城外的荷花宕：
见士女倾城而出，比集于葑门外之荷花宕。楼船画舫至鱼攭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观，一无所见。宕中以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舟楫之胜以挤，鼓吹之胜以集，男女之胜以溷，藃暑燂烁，靡沸终日而已。荷花宕经岁无人迹，是日，士女以鞋靸不至为耻。袁石公曰：“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盖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闪，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在张岱的家乡绍兴，原本庄重肃清的扫墓活动，竟一度被演绎得鲜花着锦，繁缛之风丝毫不输吴地：
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鼓吹近城，必吹《海东青》、《独行千里》，锣鼓错杂。酒徒沾醉，必岸帻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国，日日如之。
由此可见，生活的城市中的人们开始有目的有条件地为生活创造更多的娱乐元素，许多千百年来的传统民俗如赏荷、扫墓都被人为地引向更为充满娱情和闲适的方向，甚至逐渐被演绎成了一项娱乐活动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踵事增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市民生活的日益成熟，以及市民成分的不断细化，人们对娱乐活动的需求日益凸显并展现出来，并由此生发出城市中特有的娱乐文化。明代中后叶，江南一带城市中的娱乐文化活动空前繁荣。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动辄 “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士女潮涌，撼动蠡城。 ”“蚁附蜂屯，蠢蠢欲动。”娱乐活动的种类也趋于多样化。最常见的如杂耍百艺：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之《役南琐记》正月十七日载曾于绍兴家中“设傀儡观之”、《祁忠敏公日记》之《栖北冗言》七月十九日又说：“观小戏如弄瓦等技，皆神绝，为之解颐。”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里曾记载了一种叫做“竿技”的杂耍表演：
观中有雀竿之戏，其法，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个攀缘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鸽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免捣药之类，变态多方。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技者，如蝶拍鸦翻，遽遽然自若也。
《万历野获编》中则有关于设局斗蟋蟀的记载：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弃，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今宣窑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
类似的记载在《陶庵梦忆》中也是屡见不鲜。张岱自云“天启壬戌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并与其仲叔张尔葆、秦一生等人“仿王勃《斗鸡檄》”，作檄文结“斗鸡社”，甚至在斗鸡过程中还发生过因“余鸡屡胜之”而引起“仲叔忿懑”的插曲。
因处于江南水乡，吴越之地的水上娱乐活动也十分普遍，如水灯、竞渡、弄潮等。这一点在张岱笔端也多有体现：“看西湖竞渡十二三次，己巳竞渡于秦淮，辛未竞渡于无锡，壬午竞渡于瓜洲，于金山寺 ”，可见江南竞渡之普遍与频繁，竞渡活动的范围覆盖了杭州、南京、无锡、镇江等吴越名城；竞渡的举办地点则包括了西湖、秦淮河，长江等水域，可谓各具风姿：“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人胜，无锡亦如之。秦淮有灯船无龙船，龙船无瓜州比，而看龙船亦无金山寺比。”越地近海，故此多产“弄潮儿”，这大概可以追溯为早期的“冲浪”运动：“伺潮上海门，则泅儿数十，执彩旗，树画伞，踏浪翻涛，腾跃百变，以夸材能”弄潮活动常常还杂以“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盖人但藉看潮为名，往往随意酣乐耳”像这样大规模的、融竞技运动和娱乐活动为一体的胜会，显然是与当时城市的市井化和市民的多样化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相对比较传统的市民娱乐活动以外，在明代中后叶，也涌现出了一些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新兴的、或是伴随明后期的城市繁荣而同步释放出生命力的文化娱乐形式。如盲词、弹词、宝卷，说书等讲唱表演，这些表演常常与城市中的节俗或者聚会相伴，如上文所述弄潮与之相应的“鱼鼓弹词”。《陶庵梦忆》中也多有涉及于此，如清明时节“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扬州清明》）；甲戌十月，张岱携朱楚生前往杭州不系园看红叶，众友来访，遂“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不系园》）；晚明最负盛名的说书艺人非柳敬亭莫属，吴伟业、黄宗羲都曾为其作传，张岱亦与之相交，称其说书“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柳敬亭说书》）
另外，清唱、戏剧演出以及市民文学的传播也在明代后期的江南城市中盛行开来，成为常见的市民娱乐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