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暴發已經數月，這個特殊時期，總有人藉著Covid-19，不斷在人群中製造恐懼與汙名。一個月前，特朗普在推特中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一時引發批判。而早在特朗普發言之前，針對亞裔族群的汙名化便已存在。
因為Covid-19，對特定群體的汙名化到底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心態？又會給被指涉者帶來什麼傷害呢？
4月17日，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劉紹華等學者針對“疫病、恐懼與汙名”的話題展開了討論。
警惕替罪羊機制 對抗社會歧視
除了從事有關中國的疫病研究以外，劉紹華還是一位社會工作者。她認為，不只是這一次的新冠肺炎，所有的疾病，比如艾滋和麻風病，在命名問題上，都應該要避免對人群和地域造成負面影響。
但有些人卻常常很難意識到這種“負面影響”，劉紹華表示，“（這個問題）不是不承擔可能的負面影響的人決定的，而應該著重在被指涉者的具體感受”。所以，自以為無關痛癢的稱呼，卻可能造成無辜者受傷，違背“不傷及無辜”的倫理原則。
對於“西班牙大流感”和“香港腳”這類既有汙名的質疑，劉紹華解釋道，歷史的命名必須要回到歷史情境下看待。在現代理性的狀態下，國際政治關係友好，人們應該放棄原本帶有歧視的思考習慣，“認識歷史的目的是為了避免重蹈錯誤，而不是要服務於偏頗功利的當下主義”。劉紹華強調，用扭曲功利的方式詮釋歷史是不可取的。
在對“汙名化”的分析中，劉紹華提到了“替罪羊機制”。替罪羊機制是一種典型的生物性反應，通過怪罪他人來降低自身面臨危機時所產生的壓力。通過此機制，人們化解內部原有的緊張，達到對內團結。
替罪羊機制本是人性面對危機時自然的反應，但劉紹華認為，如果沒有制度性的保障來避免其發生，替罪羊機制可能會發展成一個特定的排他性機制，“它並不是新生出來的一種汙名，通常是跟既有的偏見與汙名結合，達到一種集體情緒的效果”。曾經多元開放的社會理念，將轉變成人群區分的汙名標籤與差別待遇。劉紹華以臺灣對大陸和歐美返臺人士的差別待遇舉例。
疫情初期，中國臺灣地區規定，大陸學生在1月26日後進入中國臺灣，必須集中監測管理14天，而其他外籍人士只要加強14天自我健康管理。隨著國際疫情暴發，雖然隔離政策有所調整，但直到現在，大陸和歐美返臺人士的差別待遇依舊沒有消除。
這不僅僅引起了劉紹華一個人的擔憂。3月初，“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王智明和另一位副教授聯合發起“救無別類，應物無傷”聯署，呼籲社會對抗歧視。他認為，從甄別到差別待遇，再到歧視，存在一個滑動的過程。人們首先甄別他者是否和自己相同，然後在不同的基礎上進行差別待遇，當差別待遇藉助法律或者社會輿論時，就會形成歧視。
臺大外文系教授朱偉誠指出這種“建立在區隔他者的自詡進步意識“，存在一個最大的盲點，即認為對方既然是我的對立面，那麼對方和他者所做的一切必然都是錯的，而且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定不會發生自己身上，“關於這一點的謬誤，歐美國家其實已經嚐到了苦果。目前的解釋看起來是這樣，歐美人覺得這個是亞洲人才會得的疾病，或是環境落後，文化上，包括社會環境的問題。歐美國家因為這樣的原因，錯失了防禦的先機，造成了國家跟社會的巨大損失。”
劉紹華也強調，留心“替罪羊機制”不僅僅是為了他人的人權，也是為了自身的福祉保障，因為當替罪羊機制形成的時候，我們不會知道誰將成為受害者。
慢慢死去的多邊主義
在推進全球化進程中，歧視與割裂明顯與其勢相逆。
王智明認為，任何一個共同體，都有一個想要固著下來的共同體邊界，但這個邊界上充滿了各種各樣流動的人群，比如在歐洲流動的各少數族裔。而一旦這些流動人群進入到共同體之中，共同體內部的人如何看待他們就成為了核心問題。
同時，種族問題也和政治身份的建構有關，“黃種人當然也不真的是黃，而是比較的結果和某種歷史的意外。在美國的印度人曾經打過官司，說原來我們是雅利安人種，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被當成白人？這在美國曆史上是很重要的案例”。
臺灣“中研院”人社中心倪世傑認為，新冠引發的歧視現象已經不侷限於中國或者亞裔群體之中。印度總理穆迪，針對境內的穆斯林群體，提出了集中看管的歧視性政策。他也認同劉紹華的觀點，認為現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延續著以往隱而未顯的歧視線路。
2008年，當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時，世界各國曾通過G20峰會，促進多邊協商共同解決全球性危機。但是12年過去，當世界再次面臨集體性的危機時，WHO卻無法組織起大規模的討論。
倪世傑認為這不是WHO主席譚德塞的問題，而與當下特定的政治背景有關——疫情帶來了“慢慢死去的多邊主義”。
金融危機爆發後的12年裡，民粹主義在歐洲一些國家悄然崛起，倪世傑認為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是最著名的民粹主義者，而特朗普則比較輕微。新冠疫情爆發後，德國和法國很快關閉了邊界，這是對歐盟一體化一個極大的反諷。
在這樣充滿壓力的國際環境下，人們變得恐懼、不安和憤怒，對陌生人產生高度的戒備心。
他也指出，一個社會政治文化和公共衛生條件之間存在一個有趣的關聯性。在歐洲黑死病之後，由於公共衛生條件得到了改善，西歐因此發展出比較開放的文化。對外來者持開放態度後，人們學習到自己所沒有的東西，交易到過去所沒有的貨物，從而構築了開放的政治文化。而在公共衛生條件惡劣的地區，由於對外來疫病不具備抵抗力，所以會對外來者更有戒心，從而更傾向於集權，崇拜威權。
劉紹華也同意醫療的專業性難免被政治綁架，“公共衛生本來就是跟政治密切相關，它從來就不可能脫離政治的範疇，但公共衛生是要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跟政治並行去維護人類社會福祉，這個卻是可以商榷的。”
“你不同意我，我就霸凌你”之謬
榮格是瑞士心理學家，他在分析二戰時期希特勒擁躉的心理狀態時提到，他們的潛意識層面有一種黑暗，就像北歐神話中的神怪，雖然沉睡了許多年，但是隨時都會被喚醒。在《為什麼要和陰影搏鬥》一文中，榮格將這種人格中卑劣的部分稱為 “陰影”。
而“陰影”被喚醒的條件，就包括城市化的進程。因為脫離了土地，人們從事的工作，使人們逐漸喪失本能，甚至沒法自我保護。當自我保護的本能喪失後，人們就開始產生對國家的依賴。
但這種依賴本身就是問題。每個人都積極地抓住彼此，人們似乎感覺到了安全感，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王浩威解釋道，“但事實上這是一種錯誤，因為我們抓住一萬個人，可是這一萬個人還是懸在半空中。每個人都可能變成羊群（的一份子），如果你依賴某一個牧羊人，（就在）牧羊人的手上慢慢變一體化了”。
王浩威表示，面臨新冠疫情，人們又很容易陷入原來的一個狀態。他認為，在集體災難到來時，這個狀態永遠都會出現。
朱偉成也強調，不要讓“自詡進步”變成壓迫他者的工具。在這次疫情中，很多人並不是用勸解的態度，而是你不同意我，我就霸凌你的模式，“因此總是覺得當代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最糟糕的一件事，把所有的文明價值轉化成歧視、壓迫乃至於統治別人的依據”。
1930年左右，弗洛伊德出版了一本回顧一戰時期的歐洲的書籍。在這本書中，弗洛伊德重新定義了什麼叫做文明，而文明又是如何跟人們的潛意識相關。弗洛伊德認為，文明就是自我壓抑慾望的產物。他在書中不斷強調，文明並不一定給人們帶來快樂，可是唯有如此，這個文明才能夠持續下去。
王智明引用佛洛依德的觀念，認為人們需要抑制比較激烈和具有破壞性的想法，才能維護一個文明主體的秩序，“在某個程度上面來說，我們也是希望這個世界各個不同的紛爭能夠通過溝通來解決，而不是吵架。”
劉紹華呼籲，當危機過去，大家應該反思在抗疫過程中，不同群體付出了什麼樣不同的代價，並用什麼民主和公開的方式來回應和彌補這些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