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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追劇《清平樂》，有個最大的感悟就是宋朝的皇帝當得蠻委屈的。
就拿宋仁宗來說，第一個皇后是太后硬塞給他的，第二任皇后是大臣們選的（理由竟然是貌醜），這還只是在感情生活上的不能自主。可悲可嘆，還不如做一個普通人呀！
在朝堂上，發地震了要自責、乾旱了要求雨、打仗了要節衣縮食。甚至是想要御駕親征了，還被一大幫大臣懟了回來，不管怎麼說就是不下御駕親征的詔書。
想秦皇漢武，就連是更近的唐朝皇帝，那個不是獨斷專行、殺伐果斷，一對比宋朝的皇帝真的要唱《太委屈》了！
是宋朝的皇帝們就真的個個都品德高尚，委屈自己成全了大臣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沒有那個皇帝不想專權（不想專權的皇帝不是好皇帝），宋朝皇帝之所有處處受制從嚴聽取大臣建議實際上都是被逼出來。
今天就聊一聊大宋那被逼出來的開明，以及因此造就了宋朝文化與經濟盛世的情形！
新政權樹立共治理念
宋朝皇帝委曲求全的骨子來自於帝國建立之初，從趙匡胤黃袍加身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趙宋皇帝的委屈和開明。
陳橋兵變說白了趙匡胤既是主演又是導演，雖然宋史中一再漂白卻遮蔽不了任何人的眼睛。從北周“孤兒寡母”手上奪來政權總是有些心裡不勝光明和磊落，於是大宋王朝從骨子裡就有了自慚的思想。
為了彰顯自己的無奈和任一，宋太祖更是在政權建立之初就立下了眾多規矩。比如答應當皇帝時就約法三章（估計是跟劉邦學的）：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三、不加農田之賦。其中的第一條、第二條大宋歷朝的皇帝基本不曾逾越過。
沒有拿個皇帝想當菩薩，如果是那樣的話就去出家了。宋太祖和他的繼任者們都是希望當真正意義上的皇帝，只是選擇了一條開明專制的路途，只此而已。
宋神宗年輕時曾經下令要殺一個小官，他知道按太祖遺訓是不行的，但是他太生氣依然下令了。第二天他問宰相執行了沒有，再行說祖宗家法不殺士人拒不執行。皇帝退一步要求刺字、流放，宰相說士可殺不可辱也不能執行。神宗嘆氣說道：“難道我貴為皇帝，連一件快意的事情都做不了嗎？”。宰相氣定神閒回道：“如此快意，不做也好”。神宗最後悻悻而歸。
士大夫一詞早就有了，但其發揮巨大作用卻是在宋朝。在前朝，不論是怎麼樣開闢言路、納諫聽勸那是皇帝自己喜歡才做的，換言之那是權力而非義務，而到了宋朝責任了義務而非權力。
從宋朝立國之初就確立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形式，於是士大夫們儼然如國家的主人翁，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對自己要求甚高，同時對皇帝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新形勢呼喚開明國策
如果說宋朝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起初是自身的選擇，但建立政權之後面臨的新形勢則進一步證實這是唯一的合適的正確的選擇。
宋朝的開明實際上就是新形勢逼出來的！
在外部實力上，宋朝面臨諸多強敵。看一看當時的地圖就知道宋朝有多煩惱，北宋時有契丹、回鶻和黑汗，南宋有西遼、金和蒙古，兩宋之間一直都在的還有党項的西夏、白族的大理和西藏的吐蕃。那時一個四面受敵的狀態，
大宋不是不想想漢唐一樣威武雄壯，只是它不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沒有良馬。西北和東北的良馬產地從唐末之後就不再歸屬中原，華北的幽燕之地本也產良馬卻也被石敬塘這個兒皇帝給出賣了。
沒有良馬就沒有像樣的騎兵，沒有像樣的騎兵在冷兵器時代就只有捱打抵抗的份。所以有宋一代，在完成了對同樣缺少騎兵的蜀地、南唐等南方政權的統一之後，再也不曾有過主動的軍事行為，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軍事力量上的薄弱，使得有宋一朝一直處於岌岌可危的防守狀態，出不得半點差錯，防守需要的大量軍力消耗巨大，使得財稅收入遠超唐朝的宋朝總是捉襟見肘，難怪了多任皇帝和皇后都要帶頭節衣縮食來支援前線。
《清平樂》劇中就多次提到劉太后、宋仁宗、曹皇后減少開支以作軍用的細節，其中滋味值得細品。糟糕的外部環境和壓力，使得大宋不得不堅持依法治國、與士大夫共同治國的理念，皇帝也就不得不委屈自己不能夠隨心所欲！
不能攘外就只好先安內（原來蔣介石的說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安內皇帝不得不委屈自己去處理好與三方面的關係。
一個是處理好與士大夫的關係，增加科舉錄取人數，對官員俸祿給與保障，總之就是增員又加薪，還要事事尊重。第二個就是處理好與軍隊的關係，既不能讓統兵之將調兵，又不讓調兵之官帶兵，宋朝竟然成為了唯一一個允許軍隊經商盈利的朝代。最後就是處理好與百姓的關係，遇到災荒了就把災民納入軍隊由國家包養起來，以防止流民太多引發亂局。
軍閥出身的趙宋朝廷不得不委屈著他們的皇帝和管家，時刻保持一種納諫聽勸和樂善好施的好形象！
於是不論是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變法，都是皇帝一心求變支持官員求變圖強。竊以為假設變法成功、大宋更加強大以至於成為漢唐一樣大一統的王朝，那宋朝也就不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開明的宋朝了。
新經濟造就盛世繁華
宋朝面臨的另外一個難題就是新經濟的帶來的衝擊。
大宋的財力主要來源已經從前朝單一的農業稅收變為了農業和商貿業齊頭並進。王朝的穩定也就不再只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在軍事上只能防守的同時，還更多的依賴於商業網絡的發展。
北宋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防止宮廷政變和軍人奪權，於是民間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發展相對寬鬆自由。於是北宋的城市市井林立、商貿業高度發達；農村莊園盛行，規模農業成為主流。
之前的歷朝歷代對土地政策是異常嚴格，強調土地國有抑制兼併，這樣有利於國家政權穩定。而宋則承認私有，樂見藏富於民。
也是在宋一朝，商人的地位大大提升，自此前商人的子孫再有才能也不能入仕。
在農村不抑兼併，在城市不設宵禁，發展海外貿易，善待民營經濟，同時鼓勵文化創新，於是宋朝走上了文明富裕的道路，從建國到仁宗1049年大宋的財政收入翻了6倍。
宋朝高度發展經濟，因為朝廷要養官、養兵還要用錢買和平，所以對經濟增長的渴求前所未有。而經濟的增長讓人們有了更多的生活方式，對朝廷的依賴性也就逐漸減弱。
因此百姓們對皇帝、對朝廷少了一些敬畏、多了幾分親近，民告官、官諫帝的案例愈發了多了起來。大宋的百姓、大宋的官員連皇帝都是要告的，在皇帝面前也是要主張權利的，這正是高度繁榮的文化經濟和開明的政治氛圍的表現。
寫在最後的漁人物語
宋朝的皇帝們大體上都是極好的，就算是毀了北宋的宋徽宗、殺了岳飛的宋高宗，在面對文官上諫上也是善待的。有宋一朝，皇帝們委屈了自己，不論是在生活享受的、做事下詔等方面都做的不錯。
宋朝畢竟是封建王朝，不可能有徹底的開明和民主。但是在外部壓力巨大的情形和內部日益增大的經濟壓力下，歷任皇帝能夠堅持依法治國、不逾越規矩，形成了較好的政治氛圍和繁榮的經濟文化，也努力去作了相應的改革嘗試。
這算得上是一個皇帝最委屈的朝代，卻也是開明最盛行的朝代。我們不能苛求完美，卻能從中汲取可取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