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努里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在Project Syndicate上發表署名文章指出，8種早已存在的趨勢，會讓全球經濟迎來“絕望的十年”。現將文章內容摘要如下：
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過後，狂襲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和風險因政策錯誤而加劇。一些政府沒有及時解決金融崩潰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所揭示的結構性問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採用緩兵之計，從而催生了一系列重大下行風險，導致另一場危機變得不可避免。
現如今，危機再次到來，風險變得更加尖銳。不幸的是，即便今年“更大的衰退”過後能夠出現出黯淡無光的“U”型復甦，“L”型“更大的蕭條”也將在本個十年的晚些時候出現，主要歸咎於8種不祥且充滿風險性的因素。
第一種因素和赤字及其必然風險有關：債務和違約
針對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的政策應對，導致財政赤字大規模上行。在此之前，很多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已經很高，（如果不是不可持續的話）。
魯比尼指出，“民粹主義領袖領導人常常從經濟疲軟、大規模失業和不平等加劇中受益。在經濟不安全感加劇的情況下，人們將強烈傾向於把危機歸咎於外國人。”
更糟糕的是，很多家庭和公司收入的損失意味著，私營部門的債務水平也將變得不可持續，而這有可能會催生大規模的違約和破產。再加上攀升的公共債務水平，所有的這些都會導致本輪經濟復甦的力度不如十年前“大衰退”之後復甦的力度大。
第二種因素是發達經濟體的人口結構老齡化
新冠疫情危機表明，更多的公共支出必須被分撥給醫療保健體系，全民醫療保健以及其他相關公共福利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然而，因為多數發達國家步入老齡化社會，未來為此類支出提供資金將會導致當前沒有資金支持的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隱性債務進一步擴大。
第三種因素是通貨緊縮風險增大
除了引發嚴重衰退，新冠疫情危機還造成了商品（未使用的機器和產能）和勞動力市場（大規模失業）的大量閒置，以及包括石油和工業金屬在內的大宗商品的價格暴跌。這可能會催生債務通縮，導致無力償付債務風險上行。
第四種因素是貨幣貶值
隨著各國央行努力抗擊通縮，並防範隨鉅額債務堆積而來的利率飆升風險，貨幣政策將變得更加非常規和深遠。從短期來看，政府將必須通過貨幣化的財政赤字來避開蕭條和通縮。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去全球化加速和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引發的負面供應衝擊，將讓滯脹變得幾乎不可避免。
第五種因素是更廣泛的經濟數字化顛覆
隨著許許多多人失去工作或雖然有工作但收入減少，本世紀經濟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將進一步擴大。為了避免未來的供應鏈衝擊，發達經濟體的企業將把生產從低成本地區轉移至成本更高的國內市場。但是，這種趨勢非但不會幫到本國員工，反而會加速自動化的步伐，給人類勞動力工資帶來下行壓力，並進一步助長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
第六種因素是去全球化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正在加速已經在進行中的分裂化趨勢。大多數國家將實施更多的保護主義政策，旨在保護本國企業和工人免受全球供應中斷的影響。當新冠疫情結束後，對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技術、數據和信息流動更嚴格的限制，是“後新冠疫情世界”的標誌。
第七種因素是網絡大戰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日益臨近，我們有理由相信秘密網絡大戰的數量將會攀升，甚至有可能會催生常規軍事衝突。因為科技是控制未來各行各業以及對抗流行病的關鍵武器，美國私營科技部門將會越來越多地融入國家-安全-工業聯合體。
第八種不可能被忽視的因素是環境破壞
正如新冠疫情危機所顯現的一樣，環境破壞對經濟造成的破壞可能遠遠大於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一樣，流行病大爆發（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2011年的MERS，以及2014年至2016年的埃博拉），實際上都是人為災難，源於醫療和衛生標準低下、自然體系被濫用，以及全球化世界日益增強的互聯性。未來數年裡，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的很多病態症狀將變得更加頻繁、嚴重且代價高昂。
以上這8種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因素，現在有可能引發一場“完美風暴”，將整個全球經濟拖入“絕望的十年”10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科技進步和更有能力的政治領導者可能有能力減少、解決或儘量減少這些因素，從而產生一種更具包容性、合作性和穩定性的國際秩序。但是，任何美好結局的前提都是我們找到了平安渡過即將到來的“更大的蕭條”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