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懷特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 當代著名歷史哲學家和思想家，新歷史主義最主要的批評家，“在文化理解和敘事的語境中，把歷史編纂和文學批評完美地結合起來”。
懷特於2018年3月離世，澎湃新聞、新京報書評週刊、好奇心日報等國內知名媒體紛紛刊文悼念，其在思想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有學者直稱懷特是“被學界引用得最多的當代歷史學家”。
從1973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專著《元史學》以來，懷特的作品對於歷史學、文學研究、人類學、哲學、藝術史、電影傳媒研究等將敘事學作為關注焦點的學科而言意義非凡。
除了專著外，懷特有大量觀點是在其論文中提出和表現的，因此他也出版過數本論文集，《敘事的虛構性》便是其中之一。收錄於該書中的23篇重要文章，寫作於1957-2007年間，時間跨度長達50年，懷特自稱它“已經囊括了我的職業生涯中所有我本人感興趣的主要議題”。
編者羅伯特·多蘭將這些文章巧妙地彙集起來併為之作序，提供了一個懷特思想概述，用多蘭的話說，收錄於本書中的論文能“使懷特的主題詳盡化、情景化、情節化，而之前發表的論文集或者專著裡面沒有明顯體現出這些特點”。
有心的讀者或許還記得，2007年《學術研究》期刊曾刊發過名為《過去是一個神奇之地》的懷特訪談錄，訪談中懷特提到了一連串名字，他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了他的史學理論，利科、柯林武德、克羅齊、維科、弗萊……你會發現，《敘事的虛構性》對這一大串名字提供了詳盡的解釋。
以下為懷特本人為《敘事的虛構性》撰寫的序言。
《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
感謝羅伯特·多蘭為我的作品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認為，在收集我自己早年的論文中，無論在哲學還是政治方面，他所表現出來的年輕的理想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驗的積累，早已深深地感染了我本人。應該補充說，羅伯特·多蘭選擇收集這些論文雖然與我協商過，卻並未從我這裡獲得太多的建議。他無疑有自己的目標，對此他在引言裡也有提及。我欣賞多蘭在本書引言裡所表現出的敏銳和精準，他把整個集子有機地綜合起來，比我自己做得還好。我相信他已經囊括了我的職業生涯中所有我本人感興趣的主要議題。
我很高興那篇關於早期中世紀歐洲愛爾蘭籍天主教派的歷史學家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論文得以再版。當初是我的本科老師、後來成為我在韋恩州立大學的同事威廉·J．博森布魯克向我，也為眾多在底特律的學生引介了克里斯多夫·道森。博森布魯克教授的歷史是在大蕭條以及二戰之間，比任何小說或傳奇更能激發我們興趣的一種精神冒險。對博森布魯克而言，歷史是，也只能是一門藝術，博森布魯克以如此的認識來挑戰理性，同時也挑戰想象力。
雅克·巴爾贊曾經說過：可以向年輕人引介歷史，但你不可能真正教授它，因為歷史，真正的歷史，是需要書寫的。巴爾贊並沒有繼續解釋此論斷明顯的隱含意義。那就是：歷史只存在於書寫中。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對的。
專業史學必須經過書寫——雖然口頭歷史與此相反。倘若不寫，便不是歷史。有關過去的信息可以以口頭的形式傳達。你儘可以滿腦子裝著各樣事實，以及各種信息，但是在你把所有的東西統籌在一起，以某種敘述或者議論的方式將它們書寫出來之前，這些東西都不能被稱為歷史。只有書寫出來，你才能向其他行家們呈遞你的歷史並任由後者評價和考證，這是歷史專業的遊戲規則，除非改變這些規則。對於嚴格的歷史學（proper historiography）而言，口頭敘述的歷史現實充其量也只是某種原材料而已。
我很欣喜地看到另一付諸重印的文章是《何為歷史系統？》，這是一篇在為生物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哲學家們舉辦的會議上宣讀的論文，目的是人們就自然(生物學、遺傳學、進化)和文化(歷史、社會、語言)的關係展開討論時，有一套可以依循的理論系統。
在這篇論文中，我試圖充實尼采有關歷史變遷的思想，他認為應該以人們希望從某種（歷史的）過去中繼承下來的傳統，來替代人們真實地從那個（遺傳的）過去中所繼承的過去。這篇論文1967年首次在丹佛宣講時並未獲得極大成功。事實證明，科學家們不希望他們所知道的歷史被改變。他們的態度像極了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後者認為歷史研究永遠成不了真正的科學——這也是一件好事！特別是有些科學家認為歷史就應該從起源開始來書寫他們領域所取得成功的進步，直到書寫他們本身。
在最近一篇發表於《代達羅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期刊，我很自豪自己還是其中一名成員——雖然不是代表“歷史”而是“哲學”學科）的文章中，卡羅琳·拜納姆（Carolyn Bynum）女士談及現代史學目前的狀況。在她看來，歷史學科似乎皆大歡喜。20世紀末的文化戰爭及其各種“轉變”的影響似乎已經被同化；西方歷史學家的數量在增長；滿世界充斥著歷史專業機構的出版物——僅僅去年一年就有約48000項發表物。拜納姆女士認為所有對於歷史現狀以及歷史研究情況的討論大部分並非出自“見習歷史學家”，似乎在說只有從事歷史專業並被業內認可的人士才有資格發表言論。與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她似乎認為從認識論、倫理學或者其他層面來評論歷史研究的人們，未免因其過於籠統而不能研習特定的歷史著作。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公民，都可以也應該來關注歷史研究的方法。當“歷史”這個詞意味著以他們所採用的研究或書寫方式來研究過去的話，專業人士可能擁有“歷史”。然而，專業人士並非擁有過去，在歷史現實的全方位視野之下，把過去和現在整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在這個方面，他們沒有專屬權。事實上,以“現代”模式進行寫作的文學家尤其是小說家們似乎可以更合理地使用此專屬權。
在史學的科學化之前，歷史被視為一種經過訓練的記憶（disciplined memory）——受史實和論據所證實的記憶。此外，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史學被認為是修辭的一個分支(如修辭本身)和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很少有偉大的史學經典在探索之初出於無私的動機，它們中的大多數起初並非為了探尋有關過去的真理，而是探究這個真理對於現實的人們到底意味著什麼。雖然歷史呈現的模式變化巨大——把過去的大事件和大沖突呈現在人們面前——它一直在尋求解決康德所定義的道德的靈魂問題，即我(我們)應該做什麼。
眾所周知，科學不能在其內部解決這個問題。這時候就需要藝術了，它可以對科學進行補充（科學只告訴我們情況是什麼)以及為道德提供方法。因為要從思考情況是什麼到決定我應該做什麼，道德需要想象力，更具體地說是康德所謂的生產性想象力(與記憶或再造想象相對)。現代科學史學在構建過去時已經削弱了想象力的作用，而想象力很可能會幫助活著的人們做出道德的判斷。
我之所以從事歷史研究，是因為我認為歷史知識是有關真實是(或曾是)什麼的知識，它是意識形態的解毒劑。起初，我認為這是因為歷史，如果不是更科學，那麼至少比意識形態更“現實”。我一直相信科學史學——以其經驗主義及其“大理論”模式——本身即是一種意識形態，如果在其操作中排除道德問題，就會產生冷漠無情，或我的朋友桑德·科恩所說的“消極虛無主義”，而不是付諸行動的意志。
幸運的是，現代小說自從打破了浪漫風格,一直活躍地關注“歷史”，不是把它理解為“過去”，而是把它理解為人類自我製造的奇觀，用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術語表示即自我再生（autopoiesis)。正是因為現代小說以“歷史”理解為其最終所指，它因此產生了一種藝術，一種對藝術本身的非唯美化。換言之，我想最後回到亞里士多德的洞見，“歷史沒有詩歌是了無生氣的，而詩歌沒有歷史則是乏味的”。
本文選自《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美] 海登·懷特 著，馬麗莉 / 馬雲 / 孫晶姝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折射集，2019），轉自“折射集”（zhesheji-nj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