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 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和思想家，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
怀特于2018年3月离世，澎湃新闻、新京报书评周刊、好奇心日报等国内知名媒体纷纷刊文悼念，其在思想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有学者直称怀特是“被学界引用得最多的当代历史学家”。
从1973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元史学》以来，怀特的作品对于历史学、文学研究、人类学、哲学、艺术史、电影传媒研究等将叙事学作为关注焦点的学科而言意义非凡。
除了专著外，怀特有大量观点是在其论文中提出和表现的，因此他也出版过数本论文集，《叙事的虚构性》便是其中之一。收录于该书中的23篇重要文章，写作于1957-2007年间，时间跨度长达50年，怀特自称它“已经囊括了我的职业生涯中所有我本人感兴趣的主要议题”。
编者罗伯特·多兰将这些文章巧妙地汇集起来并为之作序，提供了一个怀特思想概述，用多兰的话说，收录于本书中的论文能“使怀特的主题详尽化、情景化、情节化，而之前发表的论文集或者专著里面没有明显体现出这些特点”。
有心的读者或许还记得，2007年《学术研究》期刊曾刊发过名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的怀特访谈录，访谈中怀特提到了一连串名字，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了他的史学理论，利科、柯林武德、克罗齐、维科、弗莱……你会发现，《叙事的虚构性》对这一大串名字提供了详尽的解释。
以下为怀特本人为《叙事的虚构性》撰写的序言。
《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
感谢罗伯特·多兰为我的作品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认为，在收集我自己早年的论文中，无论在哲学还是政治方面，他所表现出来的年轻的理想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早已深深地感染了我本人。应该补充说，罗伯特·多兰选择收集这些论文虽然与我协商过，却并未从我这里获得太多的建议。他无疑有自己的目标，对此他在引言里也有提及。我欣赏多兰在本书引言里所表现出的敏锐和精准，他把整个集子有机地综合起来，比我自己做得还好。我相信他已经囊括了我的职业生涯中所有我本人感兴趣的主要议题。
我很高兴那篇关于早期中世纪欧洲爱尔兰籍天主教派的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论文得以再版。当初是我的本科老师、后来成为我在韦恩州立大学的同事威廉·J．博森布鲁克向我，也为众多在底特律的学生引介了克里斯多夫·道森。博森布鲁克教授的历史是在大萧条以及二战之间，比任何小说或传奇更能激发我们兴趣的一种精神冒险。对博森布鲁克而言，历史是，也只能是一门艺术，博森布鲁克以如此的认识来挑战理性，同时也挑战想象力。
雅克·巴尔赞曾经说过：可以向年轻人引介历史，但你不可能真正教授它，因为历史，真正的历史，是需要书写的。巴尔赞并没有继续解释此论断明显的隐含意义。那就是：历史只存在于书写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
专业史学必须经过书写——虽然口头历史与此相反。倘若不写，便不是历史。有关过去的信息可以以口头的形式传达。你尽可以满脑子装着各样事实，以及各种信息，但是在你把所有的东西统筹在一起，以某种叙述或者议论的方式将它们书写出来之前，这些东西都不能被称为历史。只有书写出来，你才能向其他行家们呈递你的历史并任由后者评价和考证，这是历史专业的游戏规则，除非改变这些规则。对于严格的历史学（proper historiography）而言，口头叙述的历史现实充其量也只是某种原材料而已。
我很欣喜地看到另一付诸重印的文章是《何为历史系统？》，这是一篇在为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们举办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目的是人们就自然(生物学、遗传学、进化)和文化(历史、社会、语言)的关系展开讨论时，有一套可以依循的理论系统。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充实尼采有关历史变迁的思想，他认为应该以人们希望从某种（历史的）过去中继承下来的传统，来替代人们真实地从那个（遗传的）过去中所继承的过去。这篇论文1967年首次在丹佛宣讲时并未获得极大成功。事实证明，科学家们不希望他们所知道的历史被改变。他们的态度像极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后者认为历史研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科学——这也是一件好事！特别是有些科学家认为历史就应该从起源开始来书写他们领域所取得成功的进步，直到书写他们本身。
在最近一篇发表于《代达罗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期刊，我很自豪自己还是其中一名成员——虽然不是代表“历史”而是“哲学”学科）的文章中，卡罗琳·拜纳姆（Carolyn Bynum）女士谈及现代史学目前的状况。在她看来，历史学科似乎皆大欢喜。20世纪末的文化战争及其各种“转变”的影响似乎已经被同化；西方历史学家的数量在增长；满世界充斥着历史专业机构的出版物——仅仅去年一年就有约48000项发表物。拜纳姆女士认为所有对于历史现状以及历史研究情况的讨论大部分并非出自“见习历史学家”，似乎在说只有从事历史专业并被业内认可的人士才有资格发表言论。与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她似乎认为从认识论、伦理学或者其他层面来评论历史研究的人们，未免因其过于笼统而不能研习特定的历史著作。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可以也应该来关注历史研究的方法。当“历史”这个词意味着以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或书写方式来研究过去的话，专业人士可能拥有“历史”。然而，专业人士并非拥有过去，在历史现实的全方位视野之下，把过去和现在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这个方面，他们没有专属权。事实上,以“现代”模式进行写作的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们似乎可以更合理地使用此专属权。
在史学的科学化之前，历史被视为一种经过训练的记忆（disciplined memory）——受史实和论据所证实的记忆。此外，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史学被认为是修辞的一个分支(如修辞本身)和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很少有伟大的史学经典在探索之初出于无私的动机，它们中的大多数起初并非为了探寻有关过去的真理，而是探究这个真理对于现实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呈现的模式变化巨大——把过去的大事件和大冲突呈现在人们面前——它一直在寻求解决康德所定义的道德的灵魂问题，即我(我们)应该做什么。
众所周知，科学不能在其内部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就需要艺术了，它可以对科学进行补充（科学只告诉我们情况是什么)以及为道德提供方法。因为要从思考情况是什么到决定我应该做什么，道德需要想象力，更具体地说是康德所谓的生产性想象力(与记忆或再造想象相对)。现代科学史学在构建过去时已经削弱了想象力的作用，而想象力很可能会帮助活着的人们做出道德的判断。
我之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历史知识是有关真实是(或曾是)什么的知识，它是意识形态的解毒剂。起初，我认为这是因为历史，如果不是更科学，那么至少比意识形态更“现实”。我一直相信科学史学——以其经验主义及其“大理论”模式——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在其操作中排除道德问题，就会产生冷漠无情，或我的朋友桑德·科恩所说的“消极虚无主义”，而不是付诸行动的意志。
幸运的是，现代小说自从打破了浪漫风格,一直活跃地关注“历史”，不是把它理解为“过去”，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类自我制造的奇观，用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术语表示即自我再生（autopoiesis)。正是因为现代小说以“历史”理解为其最终所指，它因此产生了一种艺术，一种对艺术本身的非唯美化。换言之，我想最后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洞见，“历史没有诗歌是了无生气的，而诗歌没有历史则是乏味的”。
本文选自《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美] 海登·怀特 著，马丽莉 / 马云 / 孙晶姝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折射集，2019），转自“折射集”（zhesheji-nj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