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武漢市的一種動物起源流行病，並報告了SARS-CoV和MERS相似的呼吸綜合症。1月12日，中國科學家與整個國際科學界共享了這種新冠狀病毒的完整序列。
1月25日至26日，武漢市和湖北省實行隔離。工廠，辦公室，商店，學校，大學，博物館和機場都關閉了。我們設立了庇護醫院，在體育館，會議中心，酒店和其他設施中，將有症狀和可能感染者與健康親戚分開。隨著患病人數超過當地醫院的能力，當局在15天之內建立了兩家擁有1200張床位的醫院，並召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和志願護理人員。超過42000名醫護人員做出了回應。
封鎖很嚴格，動員了居委會來確保食物問題。口罩被徵用並分發給民眾。對街道固定裝置和傢俱進行了消毒，甚至對鈔票也進行了消毒。病人的平均年齡為55歲，其中56％為男性。15歲以下的人群未報告感染病例。
從2月20日開始，所有這些信息在國際醫學期刊上被中國醫生和研究人員共享。在兩週之內建立無煙醫院的過程在媒體上得到了廣泛的稱讚，但是法國當局並不重視這種嚴重性含義：他們傾向於將這一舉措視為我國在營銷公共作品。
1月中旬，在曼谷，東京和韓國記錄了新冠病毒病例。在中國，韓國，泰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機場中實行溫度檢查。1月26日，香港當局取消了所有體育和文化活動。2月18日，該市開始了一項測試活動。
法國呢？1月24日，衛生部宣佈三名來自中國的患者已經接受了冠狀病毒住院治療。法國國家衛生與醫學研究所概述了新冠病毒傳播的兩種情況：一種是高風險，另一種是低風險。從空中交通量來看，估計暴露最嚴重的國家是德國和英國。甚至沒有提到意大利。衛生部長阿涅斯·布贊在離開部長會議的同一天對醫學研究所進行了評論：“從進口病例中繼發感染的風險非常低，病毒在人群中傳播的風險也很低。非常低。”
1月30日，法國從武漢遣返了250名法國公民和100名歐洲移民，將他們隔離在法國南部。2月10日，來自新加坡的一名英國公民在小型的高山滑雪勝地感染了另外5個人。彙總篩查未發現該度假村的其他案件。感染者已住院。布贊當時提醒他們“感染的風險非常低；只有與感染者保持密切和持續的接觸才能增加感染率。”
那時，中國報道有900人死亡，世衛組織總幹事譚維德明確提到了全球傳播的危險，“我們可能只看到冰山一角。”
但是在法國，當局曾發出警告，但奇怪的是，沒有采取任何特別措施。3月6日，馬克龍總統在與妻子一起在劇院看戲時說：“生活在繼續。除了人口中比較脆弱的成員以外，沒有任何理由改變我們的郊遊習慣。”他的目的是鼓勵法國人在冠狀病毒流行和缺乏防護口罩的情況下繼續走出去。
同一天，意大利政府決定封鎖倫巴第，第二天將這一規定擴展到整個國家。在馬克龍欣賞表演的同時，法國有613例冠狀病毒病例，並且每三天增加一倍（大約與一月份的我國醫師在武漢所記錄的比率相同，在韓國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以此指數增長為基礎，可以估計，3月16日將有大約6500例。最終的官方數字是6633。
法國政府都將重點放在退休金改革上，這是馬克龍總統的頭等大事。該改革遭到群眾抗議：退休人員，鐵路工人，醫生，律師，消防員和學生都上街了。示威者被警察猛烈鎮壓。經濟學家們一致同意這是罕見的事件，提議改革將損害除高收入階層以外的所有工人。社會學家警告政府有關社會分裂的加深，因為早在12個月的馬甲起義就引起了公眾的關注。這些抗議活動已經在法國所有城市舉行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吸引了大批受災最重的社會和職業類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養老金領取者。
顯然，一切都事與願違，抗議也沒用。2月29日，星期六，在國民會議廳對該法案進行辯論，政府抓住了病毒大流行的機會快速通過憲法令養老金改革。然後，在那一天，超過900人的聚會被禁止。當局再也沒有上街阻止群眾抗議。
但是馬克龍在錯誤的道理上沒有停止。在醫療隊和體育館經理的建議下，它授權尤文圖斯-奧林匹克里昂足球隊參加冠軍聯賽第16輪比賽。2月26日，三千名意大利球迷來到里昂。當時，意大利有21人死於冠狀病毒，有900人被感染。比賽當天早上曾警告新任衛生部長的加里格魯·格蘭尚博士冠狀病毒會爆發。尤文圖斯比賽後約兩週，在羅納河沿岸發現了一起病例。
相同的是意大利。2月19日，意大利哥倫比亞省-巴倫西亞比賽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比賽結束後的15天，即3月4日，倫巴第城市貝加莫的病例數激增，使其成為意大利受災最嚴重的城市。世衛組織意大利代表沃爾特·裡恰爾迪承認，這場比賽是“病毒傳播的催化劑”。
3月8日至15日如期舉行法國巴黎-尼斯公路自行車賽。3月15日接著舉行第一階段的市政選舉。法國共有34000個公社必須與當地志願者組織選舉，志願者和選民沒有戴口罩。直到選舉後的第二天，才下令進行封鎖，這是政治責任。
新任衛生部長奧利維爾·韋蘭特是執政的議會議員，他繼續鼓吹：“口罩沒用，考驗不可靠”。他們都發誓要洗手和關門。而沒有提到韓國，香港或臺灣的處理方案，這些地方分發了免費的口罩，要求人們戴上口罩，並進行了大規模測試，並且經濟生活還在繼續。慢動作，但是它還在繼續。當時，臺灣有2300萬居民，記錄了6例COVID-19死亡；擁有700萬居民的香港失去了4個人。至於在武漢的法國醫生與中國同事一起工作，他們非常瞭解情況，甚至沒有向他們諮詢。
地鐵，飛機場，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都在營業。警察本身也沒有戴口罩，許多人成為該病毒的受害者，成為潛在的攜帶者。醫護人員和管理人員也是如此，他們沒有個人防護設備就可以工作。當局以“醫療保密”為由，拒絕報告醫護人員中的受害者人數。老人死了，但沒有列入官方統計數字。那些死在家裡的人也不算。由於感染數量如此之高，養老院的居民佔法國記錄的死亡人數的40％。他們沒有住院，不能再被忽視，於是他們就用撲熱息痛或者用嗎啡來治療。養老院中近一半的護理人員受到該流行病的影響。法國政府表現很無力，它沒有足夠的測試解決方案，除非那裡有確鑿的案例，否則不允許在養老院進行測試。
邊界保持開放，馬克龍拒絕關閉與意大利的邊界。明顯的是，這種流行病帶來的問題只能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
接下來幾天的事件將很快與這一廂情願相矛盾。每個國家在封閉。但不包括法國。法國的機場，火車站或港口沒有健康控制措施。直到2020年4月18日官方死亡人數已達到18000。
每天早晨，意大利依然有工人沒有帶防護設備，就從文蒂米利亞乘7:35火車上班，在Gare d'Eze車站下車：出發時不檢查，到達時不檢查。意大利現已正式記錄了23660多人死亡。在4月18日晚間的新聞廣播中報告，一個記者夏洛特·吉拉德乘坐法航從巴黎飛往馬賽：飛機上擠滿了人，乘客沒有口罩，沒有在出發或到達時檢查自己的體溫。
我們逐漸從新聞報道中獲悉，法國目前沒有口罩或檢測工具的商店。出於經濟原因（每年節省3000萬歐元），該國的戰略庫存在2012年被耗盡，而從未得到補充。2020年前夕，當冠狀病毒流行開始蔓延時，法國的物資包括零個FFP2口罩，1.17億個成人手術口罩和4000萬個兒科口罩！醫院正面臨嚴重的口罩短缺。養老院的護理人員沒有保護措施（沒有手套，沒有口罩，沒有消毒凝膠）。藥店或商店中沒有可用的消毒凝膠。醫生和護士沒有所需的設備。至於醫院，他們沒有足夠的床鋪，也沒有足夠的通風機來充分應對這種流行病。
法國當局不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們似乎無法理解現實狀況，他們沒想到這一點。當病毒開始衝擊時，他們以自負的理由予以否認，這是法國政治精英的傳統標誌。法國地區當局意識到政府的缺陷，直接從中國訂購和購買物資。當他們到達時，他們卻被國家徵用。例如，法國孔泰大區從中國訂購的400萬個口罩，於4月在巴塞爾-牟羅茲機場的停機坪上被警察沒收了，這些口罩是由退休之家向護理人員提供的。這種操作被當地稱為：會使黑幫也臉紅的方法。
至於富有的市長，他們擁有個人防護設備存貨，並慷慨地將其提供給當地居民，因此，卻被內政部告上法庭。4月16日，法國最高行政機構國務會議通過限制市長的權力。可笑可悲。
最終，巴黎醫院重症監護室的護士報告說，由於床和呼吸機不足，他們就像在戰場上。這也意味著在病者之間進行分流，在認為年齡過大的人和醫生認為有更好康復機會的人之間進行選擇。
而受流行病困擾的兩個歐洲國家：奧地利和德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出現床位或通風設備短缺的情況。在法國，獸醫們正將呼吸機借給醫院！最後法國只能通過醫療火車，直升機或公共汽車將病人遠距離運輸到該省或國外的德國，瑞士，盧森堡醫院，但也增加了感染醫護人員和醫院的可能性和死亡風險。由於75歲以上的患者無法使用ICU服務，因此統計數據存在偏差，這對於養老院來說是一個可悲的事實。
直到3月28日，衛生部長奧利維爾·韋蘭才宣佈：“在未來幾周和幾個月內，法國在他國家訂購了十億多個口罩。”幾天前，這個人在還在公開場合重複說口罩沒用。
國務委員會在4月15日關於老年人篩查和保護的決定中透露了災難的嚴重程度。在人們對防護設備（口罩，消毒凝膠）的強烈要求下，國務委員會只好每天朗誦政府頒佈數字：每天將進行40000次測試；將於4月底在全國範圍內提供口罩；將在未來幾周內提供60000個防護服；在5月中旬，法國將準備效仿德國，每週進行50萬次測試，至於口罩，目前的訂單量約為5000萬個口罩。一切都是將來怎麼怎麼樣，而不是目前現在。可笑的是，將需要九個月的時間才能收到全部貨物。
養老院和保健中心有43萬醫護人員和752000養老金領取者。總體而言，法國有將近一百萬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其中21萬名在職醫生以及700000名護士和護理助理。無疑，日常需求量是巨大的，時間不等人。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龍宣佈停止鎖定並於5月11日恢復學校課程，無疑是一場賭博。如果所有的老師都回到教室，那將意味著每天消耗870000個口罩。而且，如果所有學生都在這個日期返回，甚至是逐漸返回，則每天必須為他們提供超過1200萬個口罩。
如果沒有可靠的口罩來保護整個人口，這是一種冒險且不負責任的行為。
法國總統在財政和社會上都未料到這種狀況，健康危機的發生對於法國人來說將更加痛苦，總統和他的政府從這場磨難中完全喪失了信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