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武汉市的一种动物起源流行病，并报告了SARS-CoV和MERS相似的呼吸综合症。1月12日，中国科学家与整个国际科学界共享了这种新冠状病毒的完整序列。
1月25日至26日，武汉市和湖北省实行隔离。工厂，办公室，商店，学校，大学，博物馆和机场都关闭了。我们设立了庇护医院，在体育馆，会议中心，酒店和其他设施中，将有症状和可能感染者与健康亲戚分开。随着患病人数超过当地医院的能力，当局在15天之内建立了两家拥有1200张床位的医院，并召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和志愿护理人员。超过42000名医护人员做出了回应。
封锁很严格，动员了居委会来确保食物问题。口罩被征用并分发给民众。对街道固定装置和家具进行了消毒，甚至对钞票也进行了消毒。病人的平均年龄为55岁，其中56％为男性。15岁以下的人群未报告感染病例。
从2月20日开始，所有这些信息在国际医学期刊上被中国医生和研究人员共享。在两周之内建立无烟医院的过程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称赞，但是法国当局并不重视这种严重性含义：他们倾向于将这一举措视为我国在营销公共作品。
1月中旬，在曼谷，东京和韩国记录了新冠病毒病例。在中国，韩国，泰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机场中实行温度检查。1月26日，香港当局取消了所有体育和文化活动。2月18日，该市开始了一项测试活动。
法国呢？1月24日，卫生部宣布三名来自中国的患者已经接受了冠状病毒住院治疗。法国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所概述了新冠病毒传播的两种情况：一种是高风险，另一种是低风险。从空中交通量来看，估计暴露最严重的国家是德国和英国。甚至没有提到意大利。卫生部长阿涅斯·布赞在离开部长会议的同一天对医学研究所进行了评论：“从进口病例中继发感染的风险非常低，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风险也很低。非常低。”
1月30日，法国从武汉遣返了250名法国公民和100名欧洲移民，将他们隔离在法国南部。2月10日，来自新加坡的一名英国公民在小型的高山滑雪胜地感染了另外5个人。汇总筛查未发现该度假村的其他案件。感染者已住院。布赞当时提醒他们“感染的风险非常低；只有与感染者保持密切和持续的接触才能增加感染率。”
那时，中国报道有900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维德明确提到了全球传播的危险，“我们可能只看到冰山一角。”
但是在法国，当局曾发出警告，但奇怪的是，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3月6日，马克龙总统在与妻子一起在剧院看戏时说：“生活在继续。除了人口中比较脆弱的成员以外，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的郊游习惯。”他的目的是鼓励法国人在冠状病毒流行和缺乏防护口罩的情况下继续走出去。
同一天，意大利政府决定封锁伦巴第，第二天将这一规定扩展到整个国家。在马克龙欣赏表演的同时，法国有613例冠状病毒病例，并且每三天增加一倍（大约与一月份的我国医师在武汉所记录的比率相同，在韩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以此指数增长为基础，可以估计，3月16日将有大约6500例。最终的官方数字是6633。
法国政府都将重点放在退休金改革上，这是马克龙总统的头等大事。该改革遭到群众抗议：退休人员，铁路工人，医生，律师，消防员和学生都上街了。示威者被警察猛烈镇压。经济学家们一致同意这是罕见的事件，提议改革将损害除高收入阶层以外的所有工人。社会学家警告政府有关社会分裂的加深，因为早在12个月的马甲起义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些抗议活动已经在法国所有城市举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吸引了大批受灾最重的社会和职业类别，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养老金领取者。
显然，一切都事与愿违，抗议也没用。2月29日，星期六，在国民会议厅对该法案进行辩论，政府抓住了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快速通过宪法令养老金改革。然后，在那一天，超过900人的聚会被禁止。当局再也没有上街阻止群众抗议。
但是马克龙在错误的道理上没有停止。在医疗队和体育馆经理的建议下，它授权尤文图斯-奥林匹克里昂足球队参加冠军联赛第16轮比赛。2月26日，三千名意大利球迷来到里昂。当时，意大利有21人死于冠状病毒，有900人被感染。比赛当天早上曾警告新任卫生部长的加里格鲁·格兰尚博士冠状病毒会爆发。尤文图斯比赛后约两周，在罗纳河沿岸发现了一起病例。
相同的是意大利。2月19日，意大利哥伦比亚省-巴伦西亚比赛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比赛结束后的15天，即3月4日，伦巴第城市贝加莫的病例数激增，使其成为意大利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世卫组织意大利代表沃尔特·里恰尔迪承认，这场比赛是“病毒传播的催化剂”。
3月8日至15日如期举行法国巴黎-尼斯公路自行车赛。3月15日接着举行第一阶段的市政选举。法国共有34000个公社必须与当地志愿者组织选举，志愿者和选民没有戴口罩。直到选举后的第二天，才下令进行封锁，这是政治责任。
新任卫生部长奥利维尔·韦兰特是执政的议会议员，他继续鼓吹：“口罩没用，考验不可靠”。他们都发誓要洗手和关门。而没有提到韩国，香港或台湾的处理方案，这些地方分发了免费的口罩，要求人们戴上口罩，并进行了大规模测试，并且经济生活还在继续。慢动作，但是它还在继续。当时，台湾有2300万居民，记录了6例COVID-19死亡；拥有700万居民的香港失去了4个人。至于在武汉的法国医生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他们非常了解情况，甚至没有向他们咨询。
地铁，飞机场，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在营业。警察本身也没有戴口罩，许多人成为该病毒的受害者，成为潜在的携带者。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是如此，他们没有个人防护设备就可以工作。当局以“医疗保密”为由，拒绝报告医护人员中的受害者人数。老人死了，但没有列入官方统计数字。那些死在家里的人也不算。由于感染数量如此之高，养老院的居民占法国记录的死亡人数的40％。他们没有住院，不能再被忽视，于是他们就用扑热息痛或者用吗啡来治疗。养老院中近一半的护理人员受到该流行病的影响。法国政府表现很无力，它没有足够的测试解决方案，除非那里有确凿的案例，否则不允许在养老院进行测试。
边界保持开放，马克龙拒绝关闭与意大利的边界。明显的是，这种流行病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
接下来几天的事件将很快与这一厢情愿相矛盾。每个国家在封闭。但不包括法国。法国的机场，火车站或港口没有健康控制措施。直到2020年4月18日官方死亡人数已达到18000。
每天早晨，意大利依然有工人没有带防护设备，就从文蒂米利亚乘7:35火车上班，在Gare d'Eze车站下车：出发时不检查，到达时不检查。意大利现已正式记录了23660多人死亡。在4月18日晚间的新闻广播中报告，一个记者夏洛特·吉拉德乘坐法航从巴黎飞往马赛：飞机上挤满了人，乘客没有口罩，没有在出发或到达时检查自己的体温。
我们逐渐从新闻报道中获悉，法国目前没有口罩或检测工具的商店。出于经济原因（每年节省3000万欧元），该国的战略库存在2012年被耗尽，而从未得到补充。2020年前夕，当冠状病毒流行开始蔓延时，法国的物资包括零个FFP2口罩，1.17亿个成人手术口罩和4000万个儿科口罩！医院正面临严重的口罩短缺。养老院的护理人员没有保护措施（没有手套，没有口罩，没有消毒凝胶）。药店或商店中没有可用的消毒凝胶。医生和护士没有所需的设备。至于医院，他们没有足够的床铺，也没有足够的通风机来充分应对这种流行病。
法国当局不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似乎无法理解现实状况，他们没想到这一点。当病毒开始冲击时，他们以自负的理由予以否认，这是法国政治精英的传统标志。法国地区当局意识到政府的缺陷，直接从中国订购和购买物资。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却被国家征用。例如，法国孔泰大区从中国订购的400万个口罩，于4月在巴塞尔-牟罗兹机场的停机坪上被警察没收了，这些口罩是由退休之家向护理人员提供的。这种操作被当地称为：会使黑帮也脸红的方法。
至于富有的市长，他们拥有个人防护设备存货，并慷慨地将其提供给当地居民，因此，却被内政部告上法庭。4月16日，法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会议通过限制市长的权力。可笑可悲。
最终，巴黎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报告说，由于床和呼吸机不足，他们就像在战场上。这也意味着在病者之间进行分流，在认为年龄过大的人和医生认为有更好康复机会的人之间进行选择。
而受流行病困扰的两个欧洲国家：奥地利和德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床位或通风设备短缺的情况。在法国，兽医们正将呼吸机借给医院！最后法国只能通过医疗火车，直升机或公共汽车将病人远距离运输到该省或国外的德国，瑞士，卢森堡医院，但也增加了感染医护人员和医院的可能性和死亡风险。由于75岁以上的患者无法使用ICU服务，因此统计数据存在偏差，这对于养老院来说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直到3月28日，卫生部长奥利维尔·韦兰才宣布：“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法国在他国家订购了十亿多个口罩。”几天前，这个人在还在公开场合重复说口罩没用。
国务委员会在4月15日关于老年人筛查和保护的决定中透露了灾难的严重程度。在人们对防护设备（口罩，消毒凝胶）的强烈要求下，国务委员会只好每天朗诵政府颁布数字：每天将进行40000次测试；将于4月底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口罩；将在未来几周内提供60000个防护服；在5月中旬，法国将准备效仿德国，每周进行50万次测试，至于口罩，目前的订单量约为5000万个口罩。一切都是将来怎么怎么样，而不是目前现在。可笑的是，将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收到全部货物。
养老院和保健中心有43万医护人员和752000养老金领取者。总体而言，法国有将近一百万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其中21万名在职医生以及700000名护士和护理助理。无疑，日常需求量是巨大的，时间不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宣布停止锁定并于5月11日恢复学校课程，无疑是一场赌博。如果所有的老师都回到教室，那将意味着每天消耗870000个口罩。而且，如果所有学生都在这个日期返回，甚至是逐渐返回，则每天必须为他们提供超过1200万个口罩。
如果没有可靠的口罩来保护整个人口，这是一种冒险且不负责任的行为。
法国总统在财政和社会上都未料到这种状况，健康危机的发生对于法国人来说将更加痛苦，总统和他的政府从这场磨难中完全丧失了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