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进入专家研讨环节。我们知道本次研究报告的结果显示，一季度家庭的储蓄是在增加的，再者疫情过后家庭的储蓄意愿是会继续增加的，因此可能不会出现所谓报复性消费的现象。在消费方面，疫情期间家庭的消费是由之前单一的线上购物更多转向了线上服务，尤其是线上教育、医疗，以及线上投资这些。除了数据本身之外，我们也很想了解各位专家对疫情后家庭的资产配置或者消费变化的一些看法。
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贾康院长。贾院长长期致力于财政税收以及国民经济的研究，对家庭的储蓄和消费有诸多洞见性想法。贾院长，您如何看待这次疫情后家庭的资产配置或者消费行为的变化呢？您觉得家庭会报复性地储蓄或消费吗？欢迎贾教授分享您的观点。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简单说一下自己的几点感想。参加这个会议，前面听了甘犁教授和振华院长内容非常丰富的发言后，也结合着主持人刚才关心的问题，谈点看法。
疫情造成整个中国经济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使我们的消费也受到严重冲击。从总体的趋势来看，我觉得消费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总体的情况会随着整个经济运行，也由“前低”转入“后高”，这个转变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各个地方肯定也有差异，不同消费领域也有差异，少数领域里的报复性反弹有可能出现。比如说民航、高铁，一旦大家没有顾忌以后，它们的客流量一定会有报复性的反弹。但是到了比正常的水平再高一些以后，它们又会收敛到正常的那个轨迹上去。总体的消费，我觉得很难说是一个持续的报复性反弹，就像餐饮业，大家没有顾忌了，出去以后很高兴地吃那么两三顿，再往后它必然恢复常态，说不到有多么高的“报复”程度了。大家就要更长期地考虑，怎么样可持续地提振消费。
现在已经看到的这次调查里的信息，有这样几点我想简要谈到的感受。一个是在这一次我们及时的调查中，有3万多户调查对象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给我印象很深刻的，首先是在中国已经历了若干年收入差距出现悬殊情况、基尼系数比较高的格局中，这次疫情冲击之下，受冲击最严重的又是最低收入阶层和仅次于最低收入阶层的自由职业群体，而且甘犁教授刚才又强调了一个问题：低收入群体在数字化的便利条件这方面，跟中高收入群体是有“数字鸿沟”的，这就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更显得弱势，更不能够和整个社会一起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得到有效抵御疫情实际上的客观福利支撑。我们的政策取向，显然就应是在中央强调保民生、保就业这个方针指导下，一定要聚焦低收入和自由职业、灵活就业这个群体，他们是最值得首先考虑给予必要的扶助和支持的社会成员。需要做的事情，当然就应当多管齐下，我们要形成多种手段运用的一个系统工程，而侧重点首先是托底，扶助弱势群体、低端人群。
另外一点，刚才说到调研里有很具体数据表现的中国社会成员理财和保险方面的需求在疫情冲击之下明显上升，我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它延续的是在前些年中国社会总体来说的已有趋势：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是从面上来看，中产阶层在继续发育，整个的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于是前些年就已经看到非常明显的趋势——中国的保险业和与保险业紧密联系的金融行业里的理财、财富管理行业，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是困难的部分，其实他们是一路高歌猛进的。前些年，主要在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年年下行，但是我看到的这些保险公司、理财公司、财富管理机构的营业额，几乎年年都是增长在30%左右，好的业绩能增长到40%，这是非常超常规的增长，而且延续了若干年。特别是伴随着这种营业额增长，他们利润水平的增长一般没有低于20%的年增长率，好一些的也是达到30%，甚至更高一些。在疫情冲击之下，其实客观上给中国社会老百姓在金融意识提升的旁边，又更强化了保险意识、避险选择的动机。所以，显然在疫情冲击之后，中国的理财业、保险业的社会需求更加明显地上升，并带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合乎逻辑的一个趋势：中产阶层在壮大，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群当然也会带动低端人群提升金融意识和保险意识，使整个中国社会的金融体系更加具有多样性，更多具有弹性，更好地运用保险业的大数定理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程度，等等，是会有这些正面效应的。这就很值得我们在疫情冲击之后，于这方面要看到它提供的机遇和倒逼保险和理财行业发展的客观条件。对于怎么样更好组织提供多样化的保险产品、理财产品来说，业界就要做出更好的努力。
还有一点我也顺便提一下，前些年大家都在议论，中国先富起来的人群海外投资的意愿在不断上升，这里面有正常的“走出去”，客观上也有带恐慌性质的所谓用脚投票，总觉得在国内安全性不足，财产保护的法治化程度不高。但这次疫情冲击之下，甘犁教授和振华院长他们合作的这个调研比较明显地表明，除了最高端的社会成员之外，其他的社会成员，海外投资的意愿都是下降的。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已客观地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比较，就是到海外去投资，不光要考虑过去想到的一些常规因素，还要考虑在特定冲击情况下，比如这次“黑天鹅”事件来了以后，一旦看清楚了中国运用自己特殊的组织动员能力从武汉封城开始，做到了全国抗疫取得如此成绩，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在封城以后实际的成效都是毫不逊色的，甚至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观察下来，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是最成功之列。这样实际上就给中国具有海外投资潜在动机的这些社会成员，形成了一种比较，不管是他们直接总结的清醒认识，还是暗示，还是一种比较之中的下意识，他们会更多考虑在一些冲击因素之下，中国本土的财产和投资的安全性，并不像过去想的和国外悬殊那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多考虑不轻易像原来的趋向那样去增加海外投资。这个所谓投资的“取势”层面上的变化，很值得研究者注意，也很值得国内方方面面在制度建设这方面更多总结经验，乘势把我们自己的一些制度建设的潜力调动好。这样可以说，在以后哪怕疫情过去时间比较长了，这种意愿的组合有所调整之后，还是有可能更多体现中国本土投资对于社会成员的吸引力，由潜力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因素的。
还有，前面两位发言中都特别注重我们怎么样利用新经济进一步发展由数字化平台支撑的线上购物和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这一次的疫情冲击之下，使我们在感受到一些痛心的损失的同时，又暗自庆幸，中国的改革开放前面这些年，实际上是以一些在“烧钱”这方面冲破瓶颈期的民营企业带头，形成了对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数字化平台，这些数字化平台公司几乎清一色都是民营企业，他们的相对优势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对于全局产生了不可低估、也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支撑作用，大量的线上处理的供需互动，保障着基本民生——特别可假设一下，像在武汉这样的最严重疫区，很多这样的保障基本民生事项，如没有这样的数字化平台支撑我们大量的供需交易实际形成，那个不良情景将是难以想象的。在疫情之后，倒逼出来的很多网上购物的活跃，还有线上线下结合的新的消费机制，可以总结经验，乘势进一步把它们发展起来，稳定它们为社会成员认可的有效运行机制。在企业这方面，当然就要特别注意，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是各类企业共同面对的一种机遇和挑战。数字化平台这样一些已经成功的、被人们称为“风口上的猪”的大公司，当然要带头，是还要结合着新基建，结合着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拉动大量小微企业的共赢效应，把更多的中小微企业拉入这样一种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潮流中间来。
再有，我觉得这样的数字化升级对于消费支撑来说，自然就要说到前面两位专家都特别强调的消费信贷。我自己也有点儿体会，我在用支付宝的时候发现它跳出界面说有花呗。“花呗”实际是一种信用卡功能在数字化平台推动下普及的新形式，它的额度比较小，而且在使用它、培育一定的信用度以后，好像还可以给使用人升级，扩大额度，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对于低端收入人群来说，使他们得到过去实际上不可得到的信用卡式的金融服务，而且相当便捷，以手机扫码的形式就进入了实际的信用卡时代。这样的小额消费信贷也在便利程度上体现出来选择性与适应性，它可以区分情况，比如下月8日要还款的时候，可以选取分期还款的方式，哪怕额度比较小，但是这个机制是借鉴了信用卡已有经验的选择性机制的。我觉得这都非常值得肯定。对于中国大量面对数字鸿沟、过去享受不到这样金融进步阳光的低端社会成员来说，花呗的启示非常值得我们举一反三。在这方面的一些创新机制，非常值得称道和进一步发展。
我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后续 讨论发言（四则）
1.贾康：我感觉对家庭财产配置一定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没有一个拿来一套，就适合各个家庭的解决方案。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偏好的家庭，需要有自己的一套定制化的尽可能高水平的设计，这种设计除了自己学习金融和财富管理知识之外，在现代社会，完全可以向专业的机构和专业团队去“购买服务”，那么就是听取一些机构他们可以提供的理财计划或者说听取他们不同方案的建议，而由你自己、家庭成员在一起也可以充分商量，选择自己偏好上最满意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在当下，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要越来越多注意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和意见。
2.贾康：简单做个点评。我觉得调研所表现的一般人感觉6个多月疫情能够基本消化掉，是符合公众普遍预期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是觉得在中国本土，如果再经过半年或者半年稍微多一点的时间，整个恢复常态，基本上应该讲会见眉目、成定局，大概率上就能够进入常态，不仅由前低转入后高，而且有可能这个后高还是有一定力度的。比如那时候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6%，甚至再高一点儿。这样的看法应该讲，在我接触到的观点里，并不属于特别的极端乐观，当然也不属于那种特别极端悲观的看法。更乐观的想法我就不列举了，当然悲观的说法也有些说得让人觉得前景不妙，“再回不到从前了”。
我注意到在甘犁教授的评价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领导层、决策层的提法，要比这个调查中的代表性预期更为谨慎，我觉得领导和官方的谨慎情有可原，因为决策上宁肯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点，把未来的情况看作某种持久战。如果说咱们往不那么乐观的方向考虑，这个持久战最关键的致胜因素，就是专家所说的，什么时候，预防上有疫苗，出了症状以后有特效药，这样一个时间段可能就得加倍，就得要到一年以上了。所以，可以把这样一个最长时间段的看法，和大家一般半年左右的看法中和一下。我们现在可以积极考虑，如果半年左右中国本土上真的就是形势大好了，那么企业怎么能抓住机遇乘势扩大市场份额和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情况不好的话，也顶多就是大家再熬到一年出头儿。这个在预期上来说也还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是作为一种粗线条的预期来说，这对于企业自己来考虑根据具体情况，设计自己的生产经营的战略和策略，会有一些参考价值。谢谢！
3. 贾康：简单补充一点。我非常同意振华院长强调的要以制度创新、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来支撑长期的消费。所谓补充看法，就是结合着这种制度创新，在短期到中长期的运行方面，我愿意再提到前面甘犁教授也有的非常明确的意见，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从眼下一直延续到中长期，就一定还要考虑投资。当年应对大萧条的经验，那就是政府加入进来以后，启动大型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等等，不仅解当时之急，而且增加以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儿。中国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一定要考虑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应该做、可以抓紧做的有效投融资项目建设，包括中央现在所说的新基建，多少年是做不完的，并且还可以结合着过去有短板的所谓“老基建”合在一起。有些基建项目你很难说是新是老，像冷链这样整个系统的建设，它从广大农村具体场景里的田间地头，一直延续到整个城市中心区域的餐馆、居民的餐桌，它所匹配的这些，既有老的概念下物流的各种各样的设施，冷藏的设备，又有现在数字化的信息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等结合着的投资建设。合在一起，中国这种事情大有可为。所以，这是使我们能够不断调动消费潜力，从而长期提振消费要抓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现在我们可做之事的重点，而且它的资金来源，我个人观点是应该积极考虑调动特别国债中可用的资金，对接到有效的资本形成，以及要积极对接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种政府少花钱，四两拨千斤而产生乘数、放大效应的机制创新。这样就可以使我们避免就消费论消费，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不可持续状态，而在以后的长期有支撑力，有经济的活力、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预期的向好，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提振局面。
4.贾康：深圳的房市可以说是中国房市高端的晴雨表。前面几年它曾经有一个猛涨的过程，然后逼出了“930”新政。“930”新政就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行政手段硬给它降温，打下去了，而这几年经济下行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疫情爆发之前深圳的房市和一线的房市，其实是一个底部，底部的情况有了一个小平台，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它合乎逻辑地又要以往上为主，表现出有可能热度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了。这也是在中国房市已经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分化局面以后，一线代表的高端这样一个领域里，它必然出现的所谓“打摆子”现象。如果没有“长效机制”和中央说的以基础性制度来形成长效机制支撑的制度建设的话，它还会继续把打摆子打下去。现在大家看到深圳房市的回暖，客观上讲基础性制度建设这方面工作的配合，是不够的。所以，大概率是深圳带头，一线城市回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出现的现象，处理得不好，它会重演前面几年的轨迹，热到一定时候不得已再给它打压。当下并没有太多理由打压它，就是要看更多的制度上的因素，能不能得到优化，制约它，不要让它热起来以后重演过去的大起，以及重演大起以后带来的必然又是不得已的需要行政手段打压的大落——这是中国多少年没有解决好的房地产市场长效健康发展机制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又已经表现在社会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