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楊帆
先後參與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實施策劃項目、順義國際人才社區公共服務支撐體系研究項目、眉山仁壽產業規劃項目、新航城核心區產業綜合體項目、成都市環城生態區天府綠道項目、張坊生態運動休閒小鎮戰略策劃項目、大西安新中心中央商務區核心區整體發展策劃項目、新密市曲梁鎮陽光城等項目。
目錄
歷史上城市與瘟疫的對抗
新冠疫情暴露出的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疫情帶來的城市空間新變革
傳染性疾病，一直是城市規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而城市規劃，其實就是起源於人類對健康訴求的回應，是地方政府確保城市公共健康、減少傳染性疾病的重要方式。
縱觀人類歷史，每一場重大流行疾病的爆發，都會迫使城市設計進行新的探索與創新。 而此次新冠疫情，給未來的城市規劃提供了“臨床案例”，值得我們重新審視城市空間，思考未來城市空間規劃與建築物建造方式的新變革。
Part1、歷史上城市與瘟疫的對抗
城市與瘟疫之間的對抗，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從1854年，流行病學的創始人約翰·斯諾（John Snow）追蹤倫敦霍亂爆發的原因，並發現被汙染的水井就是源頭時起，就說明了城市公共設施與疾病蔓延的密切相關。可以說，現代西方城市規劃的起源，就在於對抗與解決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長而帶來的公共衛生問題。
資料來源：《世界瘟疫史》，恆大研究院
由此，在世界城市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傳染性疾病疫情和公共衛生危機，都給大都市打下“烙印”，併成為推動城市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因！
1.1 歐洲黑死病大流行，推動城市積極加強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
△1347年，黑死病傳播範圍
資料來源：TimMaps，恆大研究院
1347-1353年，黑死病沿著地中海沿岸迅速傳播，短短7年間先後在意大利、西歐、北歐、俄羅斯及中東爆發，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之一。據推測，1400年歐洲人口的平均壽命由黑死病爆發前的30歲大幅下降至20歲，共造成全球7500萬人和30%-50%的歐洲人口死亡，其中意大利和英國最為嚴重。
△1351年，黑死病沿著地中海沿岸迅速傳播
資料來源：TimeMaps，恆大研究院
第一次公共衛生革命，在與鼠疫的鬥爭中悄然誕生。14世紀的歐洲城市不僅擁擠，而且衛生條件十分簡陋。無論是倫敦、巴黎還是羅馬，城市沒有下水道，散發著惡臭的生活汙水恣意橫流，老鼠和很多寵物一起穿梭在人群中。
但是從18世紀開始，歐洲各國便積極加強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修建下水道，並對排汙系統加以完善，提供清潔的水源，把衛生條件較差的棚戶推倒重建，重視對垃圾的處理。黑死病終於讓人們養成了衛生習慣，讓城市變得更加清潔。
1.2 英國霍亂流行，迫使英國政府實施多項控制標準和計劃，並提供公共服務
1832年、1848年和1866年，英國霍亂流行。商業流動則使傳染病比中世紀散佈得更快，迫使英國政府必須實施控制和提供公共服務。
1845年，英國的一份官方報告首先建議各地要有單一的公共衛生主管機構，負責有關排水、鋪路、淨水、供水等工作，並且要求主管當局規範新建築物的興建準則。
1848年，英國通過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 1848），這是史上首個呼籲政府規定城市內衛生設施和住宅最低建設水準的法案。用以改善自14世紀始，即在包含英國在內的歐洲人口稠密地區城市造成大規模傷亡的傳染病蔓延現象。而這一部衛生法，最終也成為了現代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起源基礎。
1854年，霍亂在倫敦又再度爆發。為了便於進行記錄與分析，約翰·斯諾追蹤倫敦霍亂爆發的原因並將疫情最嚴重街區的居民死亡情況繪製在地圖上。他用橫線將每棟建築物裡的死亡人數表示出來，其中Broad Street大街上一幢房屋的死亡人數遠高於其他。經過調查後他發現這幢房子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緊挨著一個飲用水泵；這個水泵連接著河流，而當時倫敦的城市汙水直排在河流中，汙染了飲用水。政府隨即關閉這個取水點，之後疫情得到了遏制。
這一發現促使倫敦於1859年，正式開展了城市下水道改造工程，建成世界上第一套現代城市下水道系統。
△ 英國醫生斯諾和他的“霍亂地圖”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恆大研究院
△ 倫敦“霍亂地圖”局部
資料來源：
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
1860年之後，英國開始實施一系列改良貧民窟的計劃，其中的措施最終反映在了1875年的新一版《公共衛生法》中，包括：地方當局有權制定規劃實施細則，規範街道的最小寬度，以保證建築物擁有基本充足的空氣流通和日照；大規模拆除或改建不合衛生的建築物，制定了新的建築規則；再諸如在1870年抽水馬桶發明之前，每一棟房子背後必須建有分隔在外的盥洗室。
隨著一系列舉措的推進，1909年，英國頒佈了《住房與城市規劃法案》(The 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授權地方政府對城市中待開發地區編制城市規劃方案（類似於區劃），以確保基地佈局和土地使用符合衛生、舒適和方便要求。這標誌著城市規劃作為政府管理職能的開端，成為現代城市規劃體系正式成立的標誌之一。
1.3 法國巴黎城，在奧斯曼計劃下以城市美學改善城市公共衛生
同一時期的法國，在拿破崙三世統治下，由奧斯曼（Haussman）於1853年開始主導巴黎的重建計劃。面對巴黎自中世紀以來的有機卻充斥疾病的狹窄、昏暗、汙濁的街道，奧斯曼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計劃——幾何佈局和拓寬的街道被用來重建秩序，以城市美學體現公共衛生的新價值觀。現代化的林蔭大道取代了衛生、採光條件極差的中世紀街道，並設計了巨大的廣場、完善的排水系統及布洛涅森林(le bois de Boulogne)這樣的城市公園。
△ 1858年的巴黎地圖，顯示了自1851年以來創建和修改的街道
資料來源：
d3i71xaburhd42.cloudfront.net
除了受英國規劃案啟發的舉措進行拓寬街道、設立城市公園之外，奧斯曼最具創新力的設計還在於計劃中完善的排水系統，通過佈置地下新型引水管道為更多人提供乾淨、衛生的生活用水。這一發達的地下排水系統，至今運轉良好，被公認為“最完美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統工程”。
△ 1858年，在塞瓦斯托波爾大道 (Boulevard de Sébastopol)建造的地下水道
圖片來源：paris-unplugged.fr
奧斯曼親自操刀徹底切除了巴黎市區內一些最擁堵、最不衛生的街區，那些曾經爆發過嚴重霍亂的地區也被囊括在內。儘管耗資巨大的巴黎重建計劃引來了無數的批評，過程中因為損毀不少中世紀或近代的建築物也招致了不少爭議，但人們仍能發現奧斯曼的重建計劃為巴黎帶來了新鮮空氣、光與衛生，並使得曾經常常擁堵、難以前行似迷宮般的巴黎變得更易通行與運轉。
1.4 美國早期重複類似法國的實踐，後提出“分區”（Zoning）的概念
到19世紀末，美國的紐約、芝加哥城市充斥著貧民窟、霍亂和犯罪；工業城市的城市人口快速擴展、居住擁擠和衛生條件惡劣，也帶來霍亂、黃熱病等傳染性疾病的反覆出現。霍亂流行時期，類似法國的實踐也在美國重複。
藉著1893年於芝加哥舉行世界博覽會(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的契機，以及受巴黎重塑計劃的啟發，
丹尼爾·伯納姆 (Daniel Burnham) 受聘成為建築師，美化重建大火後的芝加哥城。他於1909年提出“芝加哥規劃” (Burnham Plan of Chicago)，這一規劃標誌著城市美化運動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正式開始。這個城市美化運動從古典主義出發，試圖以幾何軸線和一系列的公園、廣場和景觀大道拯救沉淪的城市。
△ 1909年“芝加哥計劃”
資料來源：
lh6.googleusercontent.com/proxy/
受“奧斯曼重建計劃”的啟發，芝加哥計劃的內容很大程度地涵蓋了城市對於自然資源、高效基礎設施及良性街區環境塑造的需求。具體內容包括：
自然資源
- 改善在芝加哥湖濱並保留給公眾使用；
- 擴展現有的公園和林蔭大道系統，設定森林保護區；
高效基礎設施
- 改善現有的貨運和客運鐵路系統；
- 針對芝加哥中心區域建立同心圓式交通通道；
- 設置便於往返芝加哥中央商務區的大道；
良性街區環境
- 改善商業街區的美化環境；
- 打造環境優良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使得居民能夠有連貫的生活空間體驗。
伯納德的芝加哥計劃中，還關鍵性地提出了“分區”（Zoning）的概念。這種模式側重於針對功能和用地性質的分類排序，主要傾向於將住宅區與其他土地分開建設，特別是涉及到工業用地時。這也是受“奧斯曼”模式的啟發，在經濟用地內部劃分功能(就好比分區)，隔離那些被認為不健康的功能區(例如工業)，並對人與用地之間的接觸方式制定嚴格的規定。
在城市化進程中住宅社區環境的保護上，“用地分區”永久地保障了居民的生命生活質量，避免城市再次陷入擁擠不堪、骯髒又腐敗的狀況。芝加哥計劃中的“用地分區”內容，還涵蓋了諸如建築高度、街區界面等的規劃建議。1917年，
城市及鄉村必須依據功能劃分“住宅，商業和工業區”，進行分區建設的立法草案正式被引入伊利諾伊州議會。而此後，城市功能的分區又被證明與城市土地價值表現緊密相關。
△ 芝加哥計劃中的工業區分佈圖
資料來源：lh6.googleusercontent.com
△ 芝加哥計劃中的人口密度分佈圖
資料來源：afterburnham.com
1.5 中國香港鼠疫爆發，推動政府制定新的公共健康及建築物條例
1894年，中國香港暴發鼠疫，並且傳播到印度、非洲、美洲、歐洲及澳大利亞各地，這是繼中世紀後鼠疫的又一次世界瘟疫大流行。在那一年香港死亡人數為2547人；其後2-3年間，每年有1000-1500人死亡。印度的災情尤為慘重，自1898年至1918年的20年間，超過1000萬人死於鼠疫。
究其原因，是由於在規劃用地時狹隘地著眼住宅區的土地利益、無視公共衛生狀況，才又一次引發了鼠疫大流行。疾病爆發後，英國衛生工程師奧斯伯特·查德威克（Osbert Chadwick，英國公共衛生之父埃德溫·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的兒子）再度被請回香港，他在報告中指出，因為代表土地利益的議員的阻撓，過去20年多個關於建築物條例的提案被一一封殺。
1903年，
香港政府終於制定了新的公共健康及建築條例。條例規定：每個成年人室內空間不得少於4.65平方米；每個房間隔成的小室不得超過2個；新建建築物必須提供相當於其覆蓋面積1/3的開放空間，建築物的高度不能超過街道的寬度等。面對擁擠髒亂、瘟疫侵蝕的華人社區，殖民政府的殲滅行動並不手軟，在鼠疫蔓延期間，香港政府焚燒了大量貧民窟。新的建築條例雖然標示著新的秩序，卻也讓移民勞工在香港居住更為不易，甚至讓他們無家可歸。如此，竟造成數萬華人返鄉的大遷移。
城市與瘟疫的對抗中，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事務之間經歷了互相啟蒙。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若城市規劃和法規、城市建設和設計與公共健康脫節、無法解決或回應公共衛生安全需求，則勢必會帶來公共安全危機，造成更大的損失。
面對未來的城市，城市規劃與公共健康的共同預判與設計考量越來越重要，需要不同體制的決策、制定的規則、牽涉的權力關係等共同配合，在與瘟疫的對抗中讓城市規劃與設計更加成熟、更加健康！
下期看點
Part2：新冠疫情暴露出的規劃與設計問題及建議
2.1 國土空間規劃方面
2.2 精細化空間治理方面
2.3 城市規劃理念方面
參考資料
1. 《全球歷次大瘟疫：起源、影響、應對及啟示》，任澤平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
2. 《新·思考：瘟疫是如何摧毀又重塑我們的城市？》https://c.m.163.com/news/
3. Daniel Burnham and the 1909 Plan of Chicagohttp://afterburnham.com/
4. 《城市與瘟疫之間的對抗》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428/1502335556.shtml
5. 《規劃健康——疫情之下對城市空間的重新審視》，王蘭
https://zhuanlan.zh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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