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硯歌
沈從文擅長描寫令人神往的田園牧歌式愛情，留給讀者淡淡的憂傷。小說中對人性的思考，對愛情的追求，對人物命運的悲憫，都體現了其獨特的悲劇美。其悲劇藝術具體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小說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悲劇氛圍，一種可感知而又難以言說的悲劇情調，表現為一種悠然淡遠的詩化風格，對人的生存和命運的關懷，對人的文化形態的理性沉思。
2.在悲劇題材的處理上作家表現的是一種人在環境面前的順乎自然，安於命運的人生態度。比如《邊城》中天保與儺送兄弟兩人同時愛上翠翠，天保在明白求愛無望後，選擇悄然退出，成全弟弟，並未在佔有慾的支配下上演一出慘烈的決鬥。翠翠在愛情夢碎迴歸現實時，只是返回河岸的渡船上，翹首等待愛人歸來，雖然命運並未給她任何許諾。對於這種悲劇的宿命，文中的人物都是順乎自然，安於命運的。故事情節雖然具有強烈的悲劇性，但帶給人的卻不是那種撕心裂肺和萬念俱灰的悲傷和絕望。
3.小說是以微笑來表現人類的痛苦和悲哀，展現的愛情悲劇是帶著開朗樂觀的浪漫情調的。《月下小景》寫愛情悲劇，用男女主人公含笑殉情作結。連殉情也寫得那麼詩意，微笑的殉情，也許是實現愛情完美和永恆的另一種方式。這以笑寫悲的方式，讓心靈為之一顫。
4.小說具有散文化特徵，運用詩意的抒情化語言實現了悲劇文體的創造。詩化的語言將悲劇性隱含在情感和精神深處，使讀者在感情共鳴和情緒浸潤中達到感情釋放的快樂。表面抒情的背後擁有含蓄雋永的內在情感，增添了深長的意味，呈現悠然淡遠的風格。作者筆下的青山綠水和似斷非斷的夢境常常是其淡化悲劇情感的手段，優美的自然風景映襯著優美的人情，給小說添了幾分清淡的悲劇氛圍。
源源繹思
我是七隅，我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傳承了魯迅先生鄉土文學的衣缽，以一種風格迥異的文筆開拓出了更為廣闊的審美空間。這個湘西世界的描摹者，以他玲瓏剔透的筆向都市裡的人們娓娓講述著偏遠邊地上生活著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愛恨怨愁。沈從文愛情小說的悲劇衝突突破了一般意義上的悲劇衝突的侷限性。在他的筆下，悲劇的獨特性成為一道令人為之動情的風景線。
沈從文的愛情小說那種渾然天成的悲劇藝術的構成要素是什麼？這種獨特悲劇的結構又是什麼？悲劇氛圍又是怎樣創設而成？我今天就從這幾個方面對沈從文的小說的悲劇藝術略作探討。
一、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構成的衝突
我們知道，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藝術世界就越是獨特。在沈從文的筆下，每一個這樣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與眾不同的尺寸建造起來的，而作為他小說的悲劇衝突實際上是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構成的衝突。
從本質上分析的話，我們可以說，沈從文筆下的悲劇的形成在於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的衝突，個人在這種悲劇中實際上是被異化了的，而造成這種異化的則是社會歷史長期以來積澱下來的習俗、觀念對個體生命的束縛和摧殘，例如童養媳制度、沉潭風俗等等。
作為童養媳的蕭蕭到了情竇初開的年齡而丈夫卻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她在“大膀子”花狗的引誘下失身懷孕，事發之後便面臨被沉潭的噩運，沉潭不成便等候發賣，而因生下個男孩僥倖獲得繼續在家生活下去的權利(《蕭蕭》)。
沈從文在構成其悲劇的許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筆墨，集中地描繪了愛與美的衝突。無論是個體生命內部還是個體生命之間美的相互碰撞、糾結直至毀滅，都體現出了美的情愫、美的意蘊、美的追求，並在美的悲劇中張揚健康、自然、優美的人情人性，譜寫出了一曲曲美的輓歌。
《邊城》裡，船總順順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老船伕的孫女翠翠，翠翠卻只愛二老儺送，大老失望之餘隨船出行遇難而死，二老因為哥哥的死和其他瑣細原因也下桃源去了，只有翠翠姑娘守著渡船執著地盼著情人歸來。
基於作者愛與美的創作觀，走進沈從文筆下的人物都是經過嚴格過濾、提純出來的人物，這些人物分別代表了不同類型的真善美。沈從文筆下的愛情就像一個還沒來得及成形便被粉碎了的模糊而綺麗的夢，倏忽之間就輕輕地繃斷了。美的悲劇與悲劇的美的只有淡淡的惘然與哀愁，這種惘然與哀愁便構成了美與美之間的不協調。
然而，這種美的不協調不僅僅是藝術作品中所描述出來的不協調，同時也隱隱地透露出沈從文自身的矛盾心境。如果說，這種不協調只不過是他小說美的一種特意的構造，還不足完全說明他的創作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話;那麼，他對湘西人民生活情景的描述則把這種矛盾全都體現了出來。
但他的這種矛盾性，對他小說藝術的悲劇美並沒有造成損害，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的衝突即群體社會對個體生命的壓抑反而更清晰地表現了出來。
二、層層循環的悲劇結構
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團圓結局，是很少出現在沈從文小說之中的，而讓人痛不欲生的場面同樣也很少出現在他的鄉土文學作品中。只要你細細地回味和咀嚼，你就不難品味出那種淡淡哀怨之中的悲劇特性是有著更強盛生命力的東西；而且，他的作品也不由你不去回味和咀嚼，令人感到回味悠長是他的作品與生俱來的特色。
那種層層循環的、連環套式的悲劇結構就是沈從文小說的悲劇性的獨特生命力之所在。而且，這裡同樣表現出了他一貫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同時又是他自己內心矛盾的反映。他自稱信仰理性，可是往往還是“好像一個對生命有計劃有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個宿命不可知論戰敗了。”這種宿命作為一種下意識的歷史積澱輻射到他的作品中，便形成了連環套式的悲劇結構，使悲劇永無止境地往復循環下去。
《邊城》的故事從翠翠的母親展開，到催催的愛情悲劇結束，這是由翠翠母親的悲劇直接寫出的第二幕悲劇。由於大老的死亡，二老也下桃源去了，有情人不能成眷屬，又造成了第三幕悲劇，三幕悲劇一環扣一環，緊密相承，互為因果。
這種連環套式的悲劇循環結構，直接把人引入了一個神秘的命運境遇。這種境遇並不是轟轟烈烈的生死場面，反倒是靜靜地等待著命運的審判。在這種循環的結構裡，一切都在冥冥之中被一隻看不見的大手牽引著，使人物在經歷了一系列悲歡之後又回到自己從前所在的位置，開始新的憧憬與期待。
他正是利用這種悲劇的循環結構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讓人去品味那些淳樸的鄉下人命運的清淡悲苦，使作品始終籠罩著憂鬱與哀愁。這種憂鬱和哀愁便構成了悲劇性的美，而他的小說就是由這種悲劇性的美排演出來的哀婉動人、飄著淡淡愁緒的美的悲劇。
三、淡化情感、哀而不傷的悲劇氛圍
沈從文的筆下經常出現的景物是明山綠水，優美的自然景物映襯著優美的人情，給小說憑添了幾分牧歌式的抒情情調，使小說具有了詩的意境與氛圍。人們在對這種自然景色美的領略欣賞中，很容易便忽略了在這麼美的環境中發生的還是一幕幕悲劇，自然景物實際上是作者用以淡化悲劇情感的一種手段、方式；利用它，作者可以創造一種清清淡淡、哀而不傷的悲劇氛圍。
夢也是沈從文常用來沖淡悲劇情感的一種手法。因為有了夢，現實生活的苦難顯得微不足道了，卻在悲苦麻木的生存狀態裡注入了些微的活力同希望。這些夢，無論是對過去生活的眷顧，還是對未來生活的想象，都是作為一種美好的願望而存在，給悲劇作品本身憑添了幾分溫情，少許亮色。
沈從文總是以一種小品散文的筆法來寫他的悲劇，用散文化的語言將人物的悲苦一筆帶過。因散文語言的舒緩而消解了很大一部分悲劇性，但仔細地品下去，卻又能嚐出濃茶似的清澀遠苦。此外，沈從文還擅長把集中的悲劇意識利用散文筆法，化解到文章的各處中去，夾藏在美的景物人情之中，從總體上形成一條不亂的神絲，具體卻又無傷大美。明媚亮麗的景色、似斷還續的夢境，這是沈從文創設悲劇氛圍的常見手法，這種手法使得他筆下的悲劇變得飄逸遼遠。
情感既已被淡化，悲劇也就變得哀而不傷。哀傷和憂鬱的情緒是人類的天性，把這種天性在文學作品中再現出來，讓瞬間的美化為永恆，則只有通過高超的作家之筆才能實現;在這一點上，沈從文在中國文壇上堪稱一流。
總結
沈從文以愛與美的悲劇性衝突作為小說的基本內容，以連環套式的循環結構作為小說的基本形式，以沖淡的小品散文的創作手法作為表現悲劇的基本手段，從而構成了其悲劇藝術的完整的理論框架。
因此，他所創作的悲劇突破了傳統意義上悲劇的定義，在悲劇創作上開闢了一條新路，在兩極之間的平衡中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他不僅僅停留在批判鄉土文化的落後面上，而是更深入地開掘出鄉土文化中積澱下的優良品質，熱情歌頌純潔的人情和健全的人性，給我們建構一種理想的人生形式;在悲劇的後面，不是要使人們感受到痛苦惋惜，而是要由此看到民族的堅忍和耐力，看到生存下去的希望。
正是他的柔和，正是他的寬容，使這位湘西之子的鄉土小說消解了悲痛的力量，在美的悲劇中讓人體驗到超絕的美，並讓這種悲劇的美轉化為讀者的靈魂和血脈。
七隅
沈從文的《邊城》給我們描繪了湘西偏遠山區一幅牧歌式的農村生活畫卷，展現了自然、淳樸、充滿人性的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特有的生活。小說傾力表現人性的美好:刻畫了老船伕的質樸、善良、剛健、頑強;翠翠姑娘的天真、純樸、自然、靈性;船總的豪爽、行財仗義、正直無私;天保、儺送兩兄弟的強健、能幹、豪放、豁達……湘西邊城就像一個人問世外桃源。這裡人們生活清平，沒有邪惡、奸詐與物慾之爭。這裡人性盡善盡美，充分體現了沈從文創作這篇小說的宗旨:“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的確，沈從文通過《邊城》人性美的描寫表現出了他理想的人生形式。
首先，作品的悲劇因素是緣於作者理想的人生形式與現實生活的矛盾，理想的人生夢境的破滅。從文學創作的目的來看，文學是人們自覺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總是“伴隨著某種十分複雜但又清晰鮮明的思想活動而產生的有節奏的感受，還包括全部生命感受、愛情、自愛、以及伴隨著對死亡的認識而產生的感受。”
三十年代的中國，遭受日本的侵略，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兵荒馬亂，飢餓重重，驚恐萬狀。作者所在的濟南、南京到處是日軍飛機的輪番轟炸，隨時有著性命危險。作者輾轉武漢，長沙，取道沉陵至家中。到這時作者希望能成為自己避難之地的湘西已經不再是偏安一隅的邊地，而是通向大後方的戰略要地。作者十分渴望理想的世外桃源生活，將理想寄託於幻想之中，將還帶著原始純樸氣息的湘西茶峒邊城設想成一方理想的世外樂土，希望生活在曾經溫馨的“邊城”世界裡:人性盡善、盡美，沒有社會地位的高低貴賤、貧困富裕之分，看不到邪惡、奸詐和貪慾，沒有戰爭，沒有物慾之爭，人們互相親善，互相扶持。然而現代文明的侵蝕不可避免地延伸到這裡，完美的人性也必將遭受侵蝕，就像小說中所寫的那樣:土團總的碾房好象沒有戰勝古老的渡船，可它畢竟赫然立在了茶峒的河邊。精神與物質的衝突已經展開，民族的最後一塊桃源樂土其的墮落不可避免。社會的蛻變如暴風雨的來臨，“一切要來的都得來”。作者除了哀嘆、留戀和無奈之外，又能怎樣呢?
其次，從作者創作的情感角度看，緣於“對農人與兵士不可言說的溫暖之情”和為“鄉下人”主體精神的矇昧的憂慮。
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這樣寫道:“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因為他們是正直的，誠實的，生活的有些方面是極其偉大……性情有些方而極其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