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陶林
二戰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死亡事件，是哲學家本雅明之死。1940年9月26日，法國與西班牙邊境小鎮波特爾沃的一家旅館裡，一箇中年男子吞服了大量的嗎啡自殺。自殺的原因是，他離開法國去往西班牙的證件，被負責邊境檢查的德國秘密警察認定是有疑問的。這個因恐懼、絕望和徹底崩潰而自殺的男子，就是哲學家本雅明。若不能越境，作為猶太人，他將被遣送回出發地點——法西斯德國佔領下的巴黎。之後，就將是類似奧斯維辛的各大集中營。
可惜的是，本雅明太過於悲觀了。在他死後的第二天，負責邊境檢查的秘密警察前來通知這位死者，那些保證過境的證件經複核審查，被認定是有效的，他可以合法進入西班牙了。一旦能夠合法進入西班牙，他就可以由此轉赴美國。在美國，為協助逃離虎口的好友霍克海默，正隔著大洋彼岸翹首企盼、張開雙臂等著他走向自由。可是本雅明卻最終死在了虎口，在距離自由僅僅有一步之遙的地方。
二戰中的納粹集中營。
這個故事關鍵的點在於那批證件，本雅明心知肚明它們是偽造出來的。蓋世太保初看時也有懷疑，但是經過仔細核對後，又認定是有效的。這就是牽扯到一個長期被歷史遮蔽的故事，本雅明手持的這些證件是從何而來的呢？三十年後，一本叫做《隱身大師》的書為世界解開了謎團。作者薩拉·卡明斯基通過追憶自己父親阿道夫·卡明斯基早年的經歷，揭秘了他製作假證件的生涯，全面展示了一個從納粹魔爪下偷盜死亡的戰士的一生。
偽造證件向來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在納粹德國統治下，這件事獲得了一種非凡的救贖意義。這些偽造的身份證明，可以讓那些本來應該被送到集中營裡等待槍決或者毒氣室的猶太人、地下反抗人士獲得重生和自由。恰如老卡明斯基自己所述的：“我多睡1個小時，就有30人喪命。”他也因此被視作從死神手中偷盜死亡的人，被後世作為義人而長久地銘記。
《隱身大師》（法）薩拉·卡明斯基著，廖曉瑋譯，未讀|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11月
二戰中，為數萬人製作假證件逃生
二戰全面爆發的時候，卡明斯基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戰前，出於興趣和天資聰慧，他如飢似渴地學習了很多化學知識，也在巴黎猶太人開辦的各種化學制品工場裡做過學徒短工。二戰爆發後，在戰爭物資匱乏的時候，通過自己所學的知識為家人和朋友製作生活日用品，比如用石蠟做蠟燭，用小蘇打裡的碳酸鹽自制肥皂，過濾掉陳舊固化鹽裡的氧化鐵重新結晶獲取食用鹽等。這些工作為物資匱乏的猶太社區居民提供了日用品，其負擔遠超於一個少年應該承擔的。
在一遍遍經歷了母親、好友以及熟人被納粹逮捕、清洗的噩夢之後，他毅然選擇加入了反抗組織，從製作破壞性武器類的輸電線腐蝕液、鐵路腐蝕液、小型炸藥開始，為反法西斯戰鬥貢獻自己的力量。最終，反抗組織發掘了他的特殊才能，把他安排到假證件製作的地下反抗組織“第六部”，開始了全新的卻同樣驚心動魄的戰鬥生涯。
德國人一向以嚴謹著稱，甚至嚴謹到拘謹的地步。這種嚴謹態度一樣投射在他們各類證件製作上。在納粹德國，要想證明一個人的真實身份，需要各種證件佐證，從身份證、工作證、戶籍證到血統證，五花八門卻自成體系。要想騙過檢查人員的眼睛，偽造的證件必定技藝極度高超、達到真假難辨的程度。事實上，這還真是一份有明確分工、極度專業細緻的工作，難度甚至超過製作偽鈔。
在工作室工作的阿道夫。
卡明斯基在地下反抗組織的“第六部”，從學徒開始做起，跟從幾位化學乳劑專家開始了偽證製作。他原本喜愛的攝影專業，在這些地方派上了大用場，很快就青出於藍，並絕對以假亂真。單憑證件本身，納粹從未發現過破綻。本雅明的越境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偽造的證件包括假護照、假身份證、假雅利安人血統證明、假國籍，甚至是假旅行證、火車票、軍官證、結婚證等。
少量單張假證的製作難度，其實要比批量印刷的真證件更復雜。通常，卡明斯基會大量使用舊的合法證件，用特殊的化學制劑來溶解舊證件上的字跡，用特殊酸性物質
（一般是菸灰）
處理過的油墨把新的名字打上去，這樣看起來墨跡陳舊，又不能輕易被擦拭。如果需要新造證件，需要特殊的機器把紙張做厚再做舊，摻入煤灰、鉛筆灰，用自制的精密光學儀器投影手工複製圖案和印章，保證線條的準確性。無論製作新舊證件，都使用到大量高腐蝕性的化學藥品和印染製劑。工作的時候，要極度地專注與敏感，除了高超的技藝，甚至還需要敏感的天賦，準確捕捉到納粹正式證件上不為人所注意的防偽細節。這些工作既耗精力，也耗體力，甚至長時間、大量接觸化學藥品對身體也會產生嚴重的傷害，更不用說一旦納粹破獲地下組織，他們必定會遭受生命危險。
製造假證件所用的工具。
就這樣年復一年，卡明斯基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共產黨員、反抗組織成員製作了假證件。絕大部分人手持著他製作的證件，用偽裝的身份，有驚無險地通過了蓋世太保的盤查，奔向了自由和新生。為了保護他和他的同志，地下組織專程為他們構建一套連絡和交通方式：他只需要跟一個固定的女孩子接頭，在巴黎繁華的地段接頭，大家偽裝成一起逛街的情侶，以減少懷疑。即便是這麼小心翼翼，1943年夏天，因為上線被抓獲，卡明斯基還是不幸被德軍逮捕了，連同他全家都被投入到卡瑪拉萊德集中營。他的一些共同製作假證件的戰友，已經先行被德軍槍決或折磨死，毫無疑問，他也要等待死亡的降臨。幸好，那些利用他製作證件逃出去的一些朋友沒有忘記救命恩人，他們出手通過阿根廷外交官向納粹德國施壓，設法營救出了他。或許因為年齡太小，納粹出於與阿根廷經濟、外交方面的考慮，放過了卡明斯基，他得以從死亡中逃脫一次。
不過，從集中營裡死裡逃生並沒有使得卡明斯基放棄他的“造假”工作。甚至，他還擴大了自己的工作範圍和風險程度，為盟軍的情報人員製作假證件。這樣做，遠比為平民製作假證件風險更高，一旦被捕就沒有任何迴旋餘地，直接會以“間諜罪”被槍斃。萬幸的是，他堅持到了盟軍把巴黎解放的那一天。在整個二戰過程中，他一共為幾萬的猶太人和反抗者製作了證件。如此之多的人因為他的工作獲得了新生，但大多數人對他的存在一無所知。
1944年，阿道夫製作假證件的實驗室。
二戰後，偽證件製作工作並未停止
令人頗為感慨的是，二戰結束後，卡明斯基的“偽證製作者”工作並沒有停止下來。昔日的盟友，轉眼間變成了敵人。他還要為法國猶太人繞開英國殖民者的封鎖到達以色列製作證件。他把自己的這種延續性工作叫做“出埃及行動”。大量從集中營裡逃出生天的猶太人為了心中的家園，又要繼續奔赴以色列戰鬥。他們持有大量卡明斯基製作出的證件，為以色列建國做出了貢獻。甚至，在為法國的猶太人做完了證件之後，卡明斯基還不得不為爭取民族獨立的阿爾及利亞人繼續製作假證件，以對抗法國殖民當局。
年邁的阿道夫和他的化學藥劑。
這真是一種歷史的弔詭，剛剛獲得解放的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成為新的壓迫者。純粹出於一種同情，卡明斯基為阿爾及利亞解放組織的人制作假證件。時間已經跨過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間製作證件的技術更為現代和先進。卡明斯基的偽造技術也隨之發展，新的化合墨水技術、凸版印刷技術和激光技術都用到製作之中。這項工作一發不可收拾，卡明斯基繼續為拉美各國民族解放組織、希臘的反獨裁組織、非洲民族解放組織製作假證件，幫助了一大批素不相識的人，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我想，如果把他的一生巧妙地進行藝術加工、改編成電影，一定是一部震撼全世界觀眾的奧斯卡級佳作。
在回顧自己“作偽”的一生時，卡明斯基說：“我發現原來一大群人的決心和勇氣是可以帶來自由的。只要不損害人類的尊嚴和價值，地下抗爭也是一種嚴肅、有效、值得考慮的方式。”因此，他認為自己是在用技術知識、獨創性，以及不可動搖的信念來對抗現實。“如果我只是在一旁看著，什麼都不做，必定會感到十分痛苦和煎熬。我的信仰讓我有力量去改變現狀，為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不需要偽造者的世界而做出自己的貢獻。”
阿道夫和他的攝影作品。
這是我在《隱身大師》一書中讀到的最為震撼的一段自述。任何的知識和能力，都不如把別人從暴政、殺戮和死亡之中拯救出來的能力重要。這就是良知。卡明斯基的勇氣和良知，足足拯救了數十萬人。最近“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自二戰以後不足百年，全球又一次以異樣的方式感受到當年“戰時般”的緊張氣息。我們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激發出良知的“義人”們，因為他們的忘我奉獻和不懈努力，我們才能看到未來的曙光。
撰文 陶林
編輯 徐偉
校對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