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南端，东隔珠江口同香港相望，西接磨刀门，南对南中国海，北面以关闸为界同今珠海市的拱北接壤。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澳门在明朝的时候沦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那么这是真的吗？
澳门地标：大三巴牌坊
明朝人对澳门的认识
澳门古称蠔镜。蠔镜本为蠔的外壳的一部分，平滑如镜，故名。而澳门之所以得名蠔镜，据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因澳门地处海口咸淡水交汇处，产蠔甚多；二是因其南部有南北两个海湾，“规圜如镜”。后来由于“蠔”字以虫为偏旁，颇为不雅，文人们便易“蠔”为“濠”或“壕”了。
《康熙皇舆全图》中的广州、澳门、濠镜澳、横琴岛
现存史籍中最早关于蠔镜的记载是在葡萄牙人皮雷斯于1514年所著的《东方志》（Suma Oriental）中，书中记道：“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蠔镜（Oquen），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
而澳门一名见于记载最早者是1564年庞尚鹏的《题为陈来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疏中写道：“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陌至蠔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外环大海，接于牂河，曰石峡海，乃番奏市舶交易之所。”
佛浪机东来，阴谋的开始
从15世纪初起，为了寻求黄金与香料，以及找寻传说中的居住在东方的基督教王约翰及其王国，葡萄牙人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推动和支持下，开始了以探索东方航路为主要内容的海外扩张活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葡萄牙人终于在15世纪末发现了绕过好望角直达印度和东方各国的新航线。
达·伽马，迪亚士皆为葡萄牙王室资助的航海家
此后十数年里，葡萄牙人沿着这条航线大举东进，先后在印度的果阿和马六甲建立殖民统治，在科伦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建立商站，完全控制了整个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尤其是在占领马六甲后，葡萄牙人充分利用马六甲与中国曾有长期友好关系这一特点，通过在马六甲经商的中国商人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报，并诱使他们为其充当翻译和向导，为进入中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对此中国的史籍中多有记载。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所知极少，更无法辨别这些西方人来自何地，因此便采用了伊斯兰民族对欧洲人的泛称来称呼到来的葡萄牙人，即称其为“佛郎机”（也写作“佛朗机”）。
葡萄牙航海纪念碑前的世界地图上刻画的“殖民地”
1517年6月，葡萄牙方面派出国王特使皮雷斯随同安德列德率领的舰队来华。葡国此举虽然是有意建立中葡间的官方联系，但事与愿违，葡萄牙殖民者的海盗行为，使中葡政府间的首次交往以破裂而告终。
同年8月，葡舰队到达珠江口并进驻屯门岛。然后，皮雷斯与安德列德一方面通过当地官员告知中国当局，他们想晋见中国皇帝；另一方面却擅自率三艘船溯珠江直达广州，在怀远驿前抛锚停泊，并在岸边鸣炮升旗，“铳声如雷”，惊动了当地官员和居民。
由于皮雷斯伪称自己是马六甲国王的“遣礼使臣”，又以重金贿赂了明武宗身边正得宠的宦官江彬，终于获准入京。1520年1月，皮雷斯一行由广州启程北上，5月到达南京。在南京，皮雷斯一行被引见于南巡来宁的明武宗，皮雷斯的翻译“火者亚三”能言善语，博得明武宗的欢心，最后，皮雷斯等同明武宗一起回到北京。但到北京后不久，各种对葡使团不利的因素便接连而生。
职贡图里的佛郎机人
一是皮雷斯的翻译火者亚三恃宠生娇，行为跋扈飞扬，激起朝廷不满。
二是留在屯门的葡萄牙人在1519年率远征队而来的西蒙的指挥下，侵犯中国政府在该地的主权，大肆进行走私、拦劫过往船只，甚至掠卖人口，广东地方官员纷纷将葡人海盗行为上奏朝廷。
三是马六甲流亡国王的特使到达北京，报告了马六甲亡国的经过，揭穿了皮雷斯等冒充马六甲使臣的真面目。最后使葡使陷入绝境的是明武宗突然病死，江彬在权力斗争中被杀，皮雷斯等失去了后台。
不久，火者亚三被捕下狱，在供认了自己本是华人，“为番人所使”后即被处决，皮雷斯及其使团也“绝其朝贡”，被赶回广州。后皮雷斯被中国政府监禁并死于狱中。
屯门之战:明葡交恶
皮雷斯使团被逐出北京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进驻与屯门仅一海之隔的东莞南头镇，并以50艘战船对屯门形成半圆形包围。6月15日明军发动了进攻。汪柏指挥果断，战术灵活，葡军虽然陆续有远征队到来加入作战，仍然伤亡惨重，9月8日凌晨，葡人将残军集中到三艘军舰上趁黑夜奋力突围，激战中海上突起风暴，葡军趁机逃脱。次年7月，葡萄牙又派出舰队来到中国南海地区，与中国水师在新会西草湾一带相遇。葡方声称带来货物希望同中国贸易，中方则拒绝葡方重返屯门的要求，双方发生激战。中国水师“生擒别都卢、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十舟”。葡方其余军舰突围逃走。
屯门之战复原图
屯门之战以后，葡萄牙人被迫改向浙闽沿海活动。屯门战役使葡萄牙人认识到，中国国力强大，并非他们能轻易以武力相征服，这成为后来葡人以行贿等手段入居澳门的因由。
在将“佛郎机”赶出广东之后，明朝政府诏令“佛郎机”人不得进贡，同时拒绝东南亚各国来广州贸易。但这样一来，“广之市井肃然”，“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应入贡诸番亦鲜有至者”。政府税收急剧减少，民间商贸也深受影响。为了改变这种“蕃舶不至，则公私皆窘”的局面，1529年，两广巡抚林富上疏要求重开广东市舶获准，广州于是重新成为通商口岸。
葡萄牙海船
鉴于“佛郎机”的船只曾直接闯到广州城下的教训，广东海禁重开后，明政府命令各国商船来广东后，“在广州各洋澳驻歇”，等候官府处置。这些洋澳当时共有近十个之多，濠镜澳也即澳门便是其中之一。其余则还有新宁、广海、望峒，新会、奇潭、香山、浪白、十字门、东莞、鸡栖、屯门、虎头村等。
凡外国商船到澳后，官方先层层上报，然后由官员前去“抽分”即抽税。税率一般为十分抽二，其余货物则听任外商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有些外商因货物未脱手，需要在澳门过冬，当地官员则允许他们上岸搭建一些临时建筑，离澳时再将这些临时建筑拆除。后来在洋澳内暂住进行贸易的外商日益增多，当他们离澳时，这些临时建筑也不再拆除，而是被转让给其他人。
葡人贿赂得澳门？中西方不同的记载
广东重开海禁后，本来已离开广东到浙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也因被当地官府所逐而回到广东。他们先后进入新会（今属台山）的上川岛和香山的浪白，以冒充他国商人、贿赂中国官员等手段，获准在这两地暂住和贸易。但由于这两地都存在着交通不便、补给困难、风浪较大和离广州太远等缺点，葡萄牙人最终还是将其舍弃，而将目标转向澳门。
明制《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东南亚诸国
葡萄牙人究竟于何时和如何进入澳门，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当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葡萄牙人是在1553年贿赂了当地重要官员才得以在澳门居住的。以下是这一观点所依据的两则史料：
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镜者，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首矣。
（嘉靖）三十二年，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曝圣经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壁榱角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番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
葡萄牙文献中也有内容与此相吻合的原始资料。葡萄牙中日船队总司令苏沙（Souza）于1556年致信葡亲王路易士，详述了他与汪柏达成协议的过程：
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国。在业务中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人被置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港口。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然后，我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和平协定及缴纳各种税是由广州城海道（HaiTau）副使的命令决定的……就是这个样子，我订立了和平协定，并决定了在中国贸易的各种事情。因此，许多人做了买卖，并且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安全地到广州城和别的地方去自由做买卖，通行无阻。
明时期广州湾
一些西方国家的史学家否认葡人行贿入居澳门这一历史事实，认为葡萄牙人是因协助中国驱逐海盗有功而获得澳门作为酬劳的。然而，不但在中国的文献资料，包括官书档案、私家著述中，不见有任何类似的记载，连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也从未在葡国文书档案中获得必要的支持。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耶稣会的曾德昭，他于1613年来到中国，其时距葡人入居澳门已达60年，曾既非目击者，也非当事人，只可能是得诸传闻。在他之后的那些支持者们更是以讹传讹，毫不足取了。
葡萄牙人到澳门后，开始并没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只是每年向海道副使汪柏贿送白银500两。1571年汪柏调离广东，接任的海道副使发现此事，并将这500两白银作为地租上交。葡萄牙人吉萨斯（Montalto de Jesus）在其著作中记述了征收地租的详细过程：
1573年，葡萄牙人来澳门贸易时，海关收税官走出衙门列队接受葡人缴纳的税金，税官回送葡商一坛酒和一些糕点。翻译佩德罗·贡扎韦斯对海道副使说，葡人带来500两银子作为缴纳澳门的租金，海道副使当着其他官员的面表示同意，并连忙说道：这些银子将送入铁柜，因为那是供御用的财物。此后，每年500两租金之例就相沿下来。
关于葡人交纳地租一事，明代史籍中未有明确记载，清代记载却颇多，一般都认为葡人交纳澳门地租是在万历年开始，数额为500两白银另加15两火耗银。这与葡人的有关记载基本是吻合的。
总之，葡萄牙人于1553年入居澳门，1573年起正式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开始了其租居澳门的时期。这一租居时期长达276年，直至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澳门总督阿玛勒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为止。
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从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日起，明王朝内部就一直争论不断，官员们纷纷提出如何对付澳门葡人的各种方针。一种意见认为，应令葡人离开澳门，重回浪白澳去；另一种意见则主张用武力将葡人尽行驱逐；第三种意见则主张允许葡人居留澳门从事贸易，但应加强防范和管理。明朝政府最后采纳的是第三种意见，即“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方针。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执行的基本上也是这一方针。
概括起来说，明清两代政府对澳门的管理有以下若干方面。
葡萄牙眼中的澳门
- 设置官吏
明朝政府在澳门设提调（掌管查验外商船舶进出口、征收船钞、货税）、备倭（防止倭寇、掌管海贼、奸伪鞫捕事宜）和巡缉（掌管流动巡查、缉捕奸宄事宜）等三个行署，其官员统称守澳官或澳官。澳门的主要行政司法等职能，则由香山县知县主管。清代在此方面有进一步加强，1731年在香山县增设专管澳门的县丞一名，驻扎于莲花峰东北约一公里的前山寨。1743年又将县丞移驻望厦村，后来又移驻今澳门卢石塘与草堆街之间并设立官署。1744年清廷又将管理澳门事务的官员级别提高，增设“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驻于前山寨，隶属广州府，其职责为“专理澳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并统一指挥当地驻军，原驻澳门的香山县丞则为其属官，形成了从澳门县丞到澳门同知、再到广州知府这一管理体制。
- 制定法规
明清两代政府根据澳门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制订了多个具法律性质的章程和条例，责成居澳门的葡萄牙人遵守。
1611年，香山县令蔡善继草拟了《制澳十则》上呈两广总督张鸣岗。1613年，海道副使俞安胜和香山县令但启元在巡视澳门后，针对葡人的违法行为制订了《海道禁约》，后经张鸣岗等修订补充后被刻成石碑，立于议事亭中，令葡人永为遵守。其主要内容为：禁蓄养倭奴；禁买人口；禁兵船骗饷；禁接买私货；禁擅自建屋等。
1744年，首任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印光任订立和颁布《管理澳夷章程》七条，内容包括对外国商船的严格管理；严禁华民私入葡人居留区（澳内）；葡人向中国官府呈禀不得通过他人代为；严格限制葡人采买钉铁木石等料；严格管理在澳的中国工匠；在前山寨设立海防衙门，统一指挥各处兵营等。这些条款的执行，使中国政府对居澳葡人的管理更为严密。
1749年，澳门同知张汝霖和香山县令暴煜议定《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行之有效的一些条款，还增加了驱逐澳门居民中的从前犯案匪类，严格管理在澳快艇，严禁葡人擅自处罚华民，葡人犯罪须由中国官府审讯处理，严禁葡人窝藏内地犯罪者，严禁葡人出澳，严禁勾引华民入教等内容。这一“条例”还被用中葡两种文字刻成石碑，分别立于澳门议事亭和澳门县丞衙署。
明清政府正是通过实行上述章程、条例，才得以充分行使其对澳门的主权，实施对领土、军事、行政、的管理更为严密。
1749年，澳门同知张汝霖和香山县令暴煜议定《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行之有效的一些条款，还增加了驱逐澳门居民中的从前犯案匪类，严格管理在澳快艇，严禁葡人擅自处罚华民，葡人犯罪须由中国官府审讯处理，严禁葡人窝藏内地犯罪者，严禁葡人出澳，严禁勾引华民入教等内容。这一“条例”还被用中葡两种文字刻成石碑，分别立于澳门议事亭和澳门县丞衙署。
明清政府正是通过实行上述章程、条例，才得以充分行使其对澳门的主权，实施对领土、军事、行政、司法和海关等的全面管理。
- 严加防范
在依据法规对居澳葡人实行日常的管理外，对防止澳门葡人肇事，明清政府还实行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1574年明朝政府在扼澳门与香山县咽喉的莲花峰上建立关闸，设官把守，初期每隔5日开放一次，后改为15日开放一次。澳门葡人所需的粮食和日常生活品，只有在开闸之日才可运入澳内；一旦澳内有事，便可断绝供应，以此来制约居澳葡人。
明清政府还不断加强澳门防务，从军事上控制居澳葡人。1614年，明政府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戍守；1621年，又改设参将于前山寨，兵员增至陆兵700名、水兵1200余名，分别在澳门的石龟潭、秋风角、茅湾口、桂碇角、横州、深井、九洲洋、老万山、狐狸洲、金星门等驻防。清朝初年仍派参将驻守前山寨，统领兵员1000名。1622年，兵员增至1500名。1664年增至2000名，并派一名副将（从二品武官）统领。
澳门主权仍是中国的，葡萄牙仅为自治
在对澳门行使主权和实行全面管治的前提下，明清政府也允许居澳葡萄牙人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葡人的自治机构产生于其入居澳门后不久，几经变革，于17世纪初形成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和由果阿总督任命的兵头（总督）并存的体制，并持续了200年之久。
葡治时期，澳门旧法院大楼
应该指出，葡人将其在澳门的居留地作为葡萄牙城市并设驻总督等官职，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是在鸦片战争结束前，居澳葡人的自治政权的实际职能还仅是维持居澳葡人内部的正常社会秩序，其权力不出其居留区。
尽管葡人也时有破坏中国主权和违反中国法律的举动，但基本上是服从中国政府管辖的，这也是葡人自治政权得以存在，葡人得以租居澳门300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