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納：評論家的作品感動不了藝術家（原載《博覽群書》）
朱復融/文
西方評論家普遍認為，194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威廉·福克納是一座美國現代文學上的險峰，他的作品雖然風光無限，氣象萬千，卻不允許我們匆匆地闖入。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福克納出身名門望族，在寫詩的青春年代，就顯露出他出色的語言才華。他27歲出版了詩集《大理石牧神》，29歲出版第一部小說《士兵的報酬》。之後他以約克納帕塔法縣為背景，陸續寫出了10多部長篇小說和大量短篇小說，如《喧譁與騷動》《我彌留之際》《聖殿》《押沙龍，押沙龍！》等等。
福克納小說的創作思想、表現手段及對社會的評價在那個時代的作家群裡都顯得非常獨特，在文學之路上留下的印痕也非常深刻。他所寫的以南方為背景的故事實際上是那個時代社會的縮影 ，是一段段迂迴跌宕的生命流程，在充滿冷靜的思辨的同時，又充分發揮熱情洋溢的批判。他文學作品裡的人物因真情流露而動人，既是對個人命運的詠歎，又是對社會現狀與前景的憂思；既是一面人性的多稜鏡，又是一場如幻似真的夢境。加上這些作品技巧上的意識流及多角度敘述法、隱喻等的運用，彷彿塗上了一層變幻莫測的深邃而神秘的色彩。
福克納曾就自己的創作與評論問題說過這樣一段十分有趣的話，他說：作家唯一的責任是對他的藝術負責。藝術家沒有啥時間去聽評論家的意見。只有想當作家的人才看評論文章，而想好好寫些作品的人可實在沒有時間去拜讀。評論家其實也無非是想寫句“吉勞埃到此一遊”而已。因為藝術家寫出來的作品可以感動評論家，而評論家寫出來的文章感動得了別人，可就是感動不了藝術家。
福克納是個充滿個性與正義感的作家，作為一個融入了南方血液的有政治觀點的白人，福克納一生都以他作家的身份告訴同時代者：丟掉任何恐懼感，重新找回人性中本真的東西。對於這種觀點，福克納的自信是源於深刻地理解了崇尚自由的人性的自信，是基於對建立在人性自由基礎上的平等的文化與制度的自信，是基於他在思想層面獨立思考的體現。如果說，自由是作家從心所欲不逾矩，那麼，獨立思考也只有立足於實際才富有意義。因為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不能脫離時代，但是又要有普遍性與共通性。福克納對自己所面臨的角色與邊緣地位的認識一直是清醒的，他不僅對美國的經濟狀況感到不滿，更對美國精神生活的普遍水準感到不滿，即便像馬克·吐溫這樣的偶像，在他看來也不過是僵死的俗套而已。他的一切狀況，並沒有因為他的成名而有所改善，依然像個都市裡乞討靈魂的“鄉巴佬”。
同一個作家在不同時段，也會發生新的體驗和另一種表達方式。福克納的見解自始至終都獨立於他的國家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不管是小說還是其他形式的作品，他用自己獨特的體驗，在思考這個時代和表達這個時代，並尋找反映這個時代的真實又只屬於自己的文字。福克納基本嘗試了各種文學形式，他除了傑出的小說、詩歌成就外，還包括了他後期創作的大量散文、隨筆，這些文章更多地反映了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所增強的公眾人物的道德感與責任感。這從他的《密西西比》一書中收錄的福克納經典的文章、演說詞、書評、序言以及有意公開發表的信函等中可以反映出來，這些或短或長的文字，直抒胸臆，直抵思想的深度，更加激情、快捷地感染讀者。例如，書中《詩歌，舊作與初始之作：一個發展歷程》一文是詩人福克納的創作自述。作者以美學家與博物家的視角闡述與詩歌相關的事物，評論的語氣仍帶著他一貫的譏諷與孤傲，大膽又率真。他直接明瞭地說自己寫詩的初衷是為了和女性調情，讓自己年輕的形象在當地顯得很另類，“稍後，我對通姦的興趣一點點冷淡下來，我的興趣遂不可避免地轉向詩歌本身的意義……”正如他在給一位編輯的信中評價自己道：“在整個寫作生涯中我一直是個未受過教育的詩人，所擁有的只有本能，對所作所為的價值與真理本能地抱定信念，對修辭技巧滿懷無限的勇氣（我承認其中也有個人樂趣），而對其它事情則一無所知，也滿不在乎。”依照我長期的閱讀感受，富於創造意義的文本，不同的作家都有著自己不同的敘事策略和敘述方式，直至敘述的內容情節都發生了“引人思考、感慨、共鳴、震動”的藝術效果。這些文字，顯示出福克納異常複雜、非常隱秘又極其熱誠的職業作家生涯的另一部分，使我們能夠更準確地瞭解他的人格與作品。
總體上看，福克納早年隨筆主要針對純文學，後期隨筆談種族問題、時事政治的見多。雖然他對社會政治生態的看法並無政客犀利，一直沒有超出藝術家的見解範圍，但作為一直自稱“學生與詩藝學徒”的福克納，他這個時期的知識修養已稱得上羽翼豐滿，美學見解是值得注意的。他的那些文字，直逼人心靈深處的疑惑之域，讓人有所思考，是各種評傳研究的材料，所談的問題今天看來還是有很多現實意義。他風華絕代的才情，即使不能讓我們一覽無餘，也可擇其一隅，去細細咀嚼品鑑。
朱復融，字從溪，號禪可。當代詩詞家，獨立書評人。江蘇淮安人，現居廣州，任廣東羊城晚報出版社編委兼藝術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