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傳播和傳承需要書籍，而書籍的收藏和整理就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古代叫藏書之學，現代稱為圖書館學。在我國古代書籍整理史上，影響最大也是水平最高的一次是清朝開四庫館修《四庫全書》，主持修訂的人物雖然是紀曉嵐，但四部各自的負責人皆為一時之選。經部提要由戴震主筆，史部提要由邵二雲主筆，子部提要由則由周永年主筆。這位周永年先生不僅獨當一面，還最早提出建設“儒藏”的主張。
周永年字書昌，山東歷城人。因結茅屋於林汲泉側，遂自號林汲山人。他生而好學，博學貫通，為時推許。考中進士後，入館編纂《四庫全書》，欽賜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時任“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負責《永樂大典》的輯校工作。
周永年在書館“好深沉之思，四部兵、農、天算、術數諸家，鉤稽精義，褒譏悉當，為同館所推重。”“館臣多次擇其易為功者，遂謂無所遺逸。先生獨固爭，以為尚多可錄；同列未如之何，則盡舉而委先生。乃不間昕夕，目盡九千巨冊，丹鉛標識，摘抉編摩，”著名樸學大師桂馥在《周先生傳》中也說：“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視其大義，不讎章句。”他勤於考索，輯出宋劉敞《公是集》、劉攽《公非集》、蘇過《斜川集》等十餘種罕見的重要文獻。另外，據陳垣先生考證，《四庫提要》中釋家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錯誤極少，亦為周永年所纂，因周永年自年輕始即熟讀佛經，對佛家著作頗為精通。
周永年這個人比較迂闊，在京師為官時，學者官員爭相與他交往，但跟他關係比較好的也就程晉芳、丁傑、邵晉涵等數人而已。他雖然做了翰林，但理財上數次失敗，好幾次處於生計艱難的狀態。即便如此，他也不在乎。後來，他還做過一陣子貴州鄉試副考官。
在學術見解上，周氏認為：“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 ”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於古文同，立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為“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
除了參與主持修《四庫全書》，周永年的學術貢獻還在於藏書方面。他“竭數十年博採旁搜之力，棄產營書”，平居時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凡有貴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之。久之，積儲近十萬卷，古槧繕抄希覯之本略具。”他自築借書園，積書十萬卷，供人閱讀抄寫。
他又認為釋、道有藏，儒者獨無。 乃作《儒藏說》十八篇。提倡“儒藏說”，成立“儒藏”，“俾古人著述之可傳者，自今日永無散失，以與天下萬世共讀之。”“儒藏說”在中國圖書館思想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公藏”思想、“藏以致用”、讀者服務和管理理念等幾個方面與現代圖書館理念都有契合之處。
周永年在學術上非常謙虛，所以著作不多。僅有的著述也不喜存稿，所以今天能見到的非常少。現存的《先正讀書訣》是周永年本著援古證今，嘉惠後學的原則而輯錄的一部古人讀書方法集，是其儒藏說的＂前言＂。該書輯錄摘選讀書治學心得192條，方家學者達30人，涉及典籍46部。其所輯錄的讀書治學理論不僅於周永年生活的年代影響巨大，時至今日亦有極大地指導意義。
周永年於六十三歲時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