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6日，有著“和平將軍”之稱的著名愛國將領、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今天是張治中逝世51週年紀念日，我們特別推出民革中央宣傳部編寫的《民革前輩與新中國》一書中關於他的篇章，回顧他力促和平、為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奮鬥歷程。本文原題為《張治中：三到延安的“和平將軍”》。
——編者
張治中（1890-1969），原名本堯，字文白，安徽巢縣（今巢湖）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民革第二屆中央常委，第三、四屆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49年4月，國共北平和談破裂後，國民黨代表團準備收拾行裝南返。百忙之中的周恩來匆匆趕到六國飯店，只為挽留一位“姓張的朋友”，他就是被毛澤東稱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國民黨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
此時，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已經渡過長江。張治中將談判情況電覆南京，並定於4月24日乘飛機返回南京。周恩來正是在聽到了這個消息後，急忙趕來當面勸他留在北平。
在“回”與“留”之間，張治中思想鬥爭很激烈，心中十分矛盾、彷徨。
“代表團是南京國民黨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破裂，理應回去覆命。其他同志們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覆命。”他將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訴了周恩來。
周恩來十分理解他的處境，考慮到他回去以後的安全問題，言辭懇切地挽留說：“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特務都不會放過你們的。西安事變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
▲重慶張治中舊居——桂園。
此外，周恩來還設身處地考慮到了張治中的家人，向他保證：“至於嫂夫人和家裡人，由我安排，儘管放心！”
中共組織說到做到！幾天後，張治中在北平見到自己的家人後，驚喜地對周恩來說：“恩來先生，你真會留客呀！”
力促北平和談
讓毛澤東、周恩來真誠挽留的張治中是國民黨政府內著名的主和派。在北平和談前，李宗仁等相信他“曾經三上延安，並且親自護送毛澤東主席回陝北，與中共有深長曆史關係”，由“他出來組閣，可順利推動和談的進展”，故而將他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任上調回南京，作為和談國民黨首席代表。
1949年4月1日上午，張治中與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等一行20餘人，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特別準備的“空中行宮”號飛機由南京飛抵北平，下榻六國飯店。2日至7日，國共雙方代表就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項條件”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交換意見。
在此期間，張治中在周恩來的陪同下見到了毛澤東。一見面，毛澤東緊緊地握住張治中的手，深情地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承你的熱情接待，全家他遷，將桂園讓給我們使用，又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會！別來你的身體和家人都好嗎？”毛澤東的開場白讓張治中的心裡暖暖的，兩人愉快地暢談了將近4個小時。
張治中認為蔣介石留在國內可能是和談成功的阻礙因素，為了推動和談成功，他專門寫信給蔣介石，勸其要“放下一切”出國去，唯有如此才能給腐朽的國民黨政府以刺激。在信中，他還提及“此次到北平以來，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萬感交集”，直指若蔣繼續“留居國內”，可能“再起再戰”。
4月13日，中共代表團與南京政府代表團舉行第一次正式談判，周恩來給南京政府代表團提交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並作了概括說明。
張治中幾乎是一口氣看完這份協定草案，認真地將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各點逐一提出。在發言中他說：“對於國民黨的錯誤，有誠意承認；對於國民黨的失敗，也有勇氣接受。”“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我們以至誠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並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之境。這就是我們代表團同人向中共代表團同人所想表示的一點小小意見和希望。”
會後，張治中與南京代表團成員逐字逐句研究協定草案的修正案，希望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一線希望。
15日晚，雙方代表團舉行第二次談判，周恩來宣佈了中共代表團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指出：我們期待南京代表團同意這個協定，在協定上簽字，否則中共即大舉過江。
張治中聽後表示明天派人到南京請示後立即答覆。他對中共的意見表示理解地說：“恩來先生讓步的地方，我們很瞭解，就是不能讓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們也是瞭解的。”
此外，張治中還提到幾天前見到毛澤東，自己曾不經意地說：“今後是你們執政了，你們怎樣做？”毛澤東馬上糾正說：“不是的，我們大家來做，大家合作做的！”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這種開放胸襟，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敬意。
會議結束後，張治中回到住處與南京代表團成員進行了鄭重的研究。大家一致認為，應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為是，只有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才能對國家、對人民更好。
至此，張治中率領南京代表團已經為促成和談成功拼盡了全力，但南京方面的想法卻大相徑庭。對於協定，李宗仁猶豫，白崇禧反對，蔣介石則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4月20日夜，李宗仁、何應欽覆電張治中及代表團，表示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並通知代表團返回，北平和平談判正式破裂。
這就有了文首周恩來親赴六國飯店挽留張治中的一幕。最終，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真誠挽留下，張治中經過再三考慮，終於放棄了回南京覆命的想法，決定留在北平，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自己一分力量。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也在中共中央的真誠邀請下全部留在了北平，而且隨後基本上都參加了民革。
國民黨政府對於張治中留在北平，十分氣憤。6月15日，廣州“中央社”發出電訊《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20日、22日又繼續發出兩個電訊混淆視聽，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張治中對這種顛倒是非的行徑感到十分氣憤，於26日毅然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公開宣佈與國民黨反動派徹底決裂，並號召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同中國共產黨精誠合作，共同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理想而努力奮鬥。
“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力促北平和談的張治中雖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但是一生從沒有和共產黨打過仗。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積極促進國共兩黨團結抗戰，並與中國共產黨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對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貢獻。
抗戰勝利後，為了保證重慶談判能夠順利進行，張治中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於1945年8月27日乘飛機到達延安，專程迎接中共中央代表團赴重慶。
到達延安後，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說出了自己的憂慮：“我最擔心的是毛澤東的安全問題。”
張治中很有信心地擔保道：“蘇、美兩個大國的領導人都對蔣委員長做了工作，他們都能保證毛先生的安全，我看不會有問題。”
周恩來依然不放心：“文白兄，他們擔保是擔保，但我們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
張治中想了想，別的地方他無法保證安全，但是自己的家是可以做到的，遂接道：“毛先生住別的地方你不放心，我可以把桂園騰出來讓毛先生住。”
周恩來聽後，高興地說：“住在你的官邸當然好！桂園在上清寺，這距我的住處曾家巖50號很近，離紅巖新村也不遠，位置適中又在馬路邊上，汽車進出也很方便，只是苦了你一家人。”
周恩來繼而提出安全保衛問題，張治中說：“保衛人員不成問題。平時我的桂園就住著政治部警衛營一個手槍排，這些都是我家鄉的子弟兵，一個排不夠用，可以再調人來。”
周恩來卻為張治中考慮得更多：“這樣當然放心，但有另外一個問題不知你想過沒有，萬一發生任何一點事故，責任都是你的了。”經過商議，最終由憲兵負責安全保衛工作。
經過精心的準備，8月28日，毛澤東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飛機飛抵重慶，直接下榻桂園，張治中則把全家搬到了復興關中央訓練團一個小院裡，還細心地留下家族晚輩張家惠在桂園負責接待事務，又抽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換穿便衣暗中保護。他還再三叮囑警衛人員：“保衛毛澤東主席，要勝過我十倍。”
經過43天的艱苦複雜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政府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並允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談判期間，張治中為和平積極斡旋，殫精竭慮。對於這段經歷，他在回憶中寫道：“特別是親身參加商談的我們，真是幾經折衷，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這樣的結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談判臨近結束時，周恩來為毛澤東返回延安的安全問題來找張治中商量說：“文白兄，毛主席來重慶已經一個多月了，談判的協議已基本通過，毛主席想早點回延安。”
張治中問：“毛先生預定哪一天回延安？”
周恩來說：“預定10月1日走，讓毛主席一個人走，我們可不放心啊！”
張治中隨即答道：“恩來兄，你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來，當然要負責安全地將毛先生送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動時間和日程已安排滿了，要在10月10日後才成。”
就這樣，10月11日，張治中親自陪同毛澤東飛返延安。張治中離開延安時，毛澤東親自送他到機場，感謝他道：“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
張治中反問：“何以見得？”
毛澤東當場舉了幾個例子。最為著名的是張治中在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幹事會書記長期間，把反共氣息濃厚的《掃蕩報》改名為《和平日報》，同時加強了宣傳團結抗戰的內容，下令撤銷殘害進步青年的綦江戰幹團。毛澤東還當眾評價他所做這些，充分說明了他對於和平的懇摯。
然而，《雙十協定》墨跡未乾，蔣介石就下發密令向解放區發起大規模軍事進攻。此時，張治中遠在新疆，得知後再次寫下萬言書直諫蔣介石。蔣介石迫於國內外反戰壓力，急召張治中返重慶。
▲1946年，張治中在新疆與三區領導人合影，前排右起為劉孟純、賴希木江，中排右起第二人為艾肯木拜克和加、第三人為張治中、第四人為阿合買提江、第六人為劉澤榮。
1946年1月，根據《雙十協定》中的軍事部分內容，國民黨政府派出張治中作為代表，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馬歇爾組成最高三人小組，專門研究雙方軍隊整編和監督並處理停火事宜。三人先後赴北平、張家口、太原、濟南、徐州等地視察，最後抵達延安。
這也是張治中第三次來到延安。在歡迎晚會上，張治中回顧了自己之前到延安的經歷：“兄弟此次來延，已是第三次了。去年迎接毛主席赴渝，那時以滿腔的熱忱，對於國內團結和平事業，寄予莫大的希望。第二次是陪送毛先生回延，當時已簽訂了《雙十協定》，奠定了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基礎……”在最後，他還風趣地說：“還要講一個笑話，我剛才和毛主席談過，將來你們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掉寫上一句，‘張治中三到延安’！”
毛澤東笑著答道：“將來也許還要四到延安，怎麼只說三到呢？”後來，張治中在回憶這一佳話時說：“第四次卻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來了。”
張治中是國民黨方面始終堅持國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堅持不僅爭取抗戰勝利要聯合共產黨，為挽救沉痾在身的國民黨，也要聯合共產黨，且極不贊成國民黨不斷製造反共摩擦事件的行為。
皖南事變發生前，張治中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實施此舉，極力主張“對共產黨問題，應有冷靜之考慮，慎重之措施”。但他勢單力薄、孤掌難鳴。事變發生後，他更是連夜向蔣介石上萬字諫言書，痛陳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問題處理的失策，但諫言未被蔣介石採納。在當時尖銳複雜的政治局勢下，以張治中所處的地位，能夠這樣做實屬可貴。
維護新疆團結穩定
抗戰勝利後，張治中曾長期主政新疆，致力於維護民族團結，穩定局勢，為以後新疆的和平解放創造了條件，作出了貢獻。
1944年，新疆省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個專區的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群眾，爆發了反對盛世才殘暴統治、爭取民族平等和民主政治的武裝暴動，並建立了革命政權，宣佈與國民黨政府脫離關係，史稱三區革命，又稱伊寧事變。
1945年9月，蔣介石考慮再三，決定派張治中飛往迪化（今烏魯木齊），謀求和平解決新疆問題。在出發前兩天，周恩來、鄧穎超得知消息後便前往桂園張家拜訪，請他設法營救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關押的131名中共黨員。
10月17日，張治中作為國民黨政府中央代表和三區代表進行了初次談判。他在談判中滿懷深情地說：“我們各民族都是親愛的兄弟，由這些兄弟構成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今天這次會面，等於一家人坐在一起，心裡當然感到無限的愉快。”
▲新疆被釋放人員回到延安之後合影留念。
情深且質樸的講話很快拉近了雙方的距離，為下一步和談打下了良好基礎。從1945年11月到1946年1月，雙方每隔一兩天就會談一次，每次都在四五個小時以上。儘管張治中已經年近六旬，常常感覺到口乾舌燥、筋疲力盡，但他依然堅持與三區代表進行艱苦談判。1946年1月2日，最終達成和平解決新疆問題的十一項協議。
1946年7月1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張治中擔任主席。主政新疆期間，他制定頒佈了一系列措施：堅決禁止鴉片和賭博，嚴懲公務人員貪汙腐敗，釋放了大批政治犯，清查併發還了被盛世才沒收的人民財產，免除了新疆省一年的農牧稅和半年的所有捐稅……這一系列政策促進了新疆的和平發展，為最後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礎。
張治中在新疆期間一直沒有忘記周恩來總理的囑託，先後派屈武等到監獄中看望被盛世才關押在新疆的中共黨員，並特意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中共黨員的生活條件。另外，為了營救這些同志，他幾經電報蔣介石，反覆說明情況，勸蔣為了增進國共兩黨友好，表達和平誠意，應該儘快全部釋放。
在張治中的努力下，這些同志終於獲救。張治中還專門派新疆警備總部交通處長劉亞哲負責護送以保證他們返回途中的安全，並考慮到傷病情況吩囑醫務人員隨行。1946年7月8日，被營救的黨員順利回到了黨的懷抱。
1961年，周恩來總理在紀念西安事變25週年的宴會上見到已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獲救黨員高登榜，還特意提及：“文白先生是你們的救命恩人，當年釋放在新疆的共產黨人，是文白先生給做的一件好事，這在國共關係史上是空前的，絕無僅有的。”
推動新疆和平解放
在人民解放軍挺進大西北過程中，張治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彭德懷曾說，新疆的和平解放，“還有一位功臣我們也不能忘記，這就是張治中將軍。”
1949年5月，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張治中從北平給時任新疆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陶峙嶽發電報，勸導他起義，陶峙嶽接受勸導，並開始在新疆軍界中進行動員起義的準備工作。與此同時，張治中留在新疆政界的老部下——時任省政府秘書長劉孟純、新疆外交特派員劉澤榮等，也開始在政界開展促進和平解放的運動。
9月8日，毛澤東約張治中見面，告訴他解放大軍已經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分兩路向新疆進軍，“我們寄希望於新疆方面能夠認清形勢，宣佈起義。現在我們從新疆方面得到的消息是，只要你給他們去電，他們就一定會照辦。”
張治中旋即於10日致電新疆的陶峙嶽、包爾漢，希望他們“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佈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並要求他們“當機立斷，排除一切困難與顧慮，採取嚴密部署果敢行動”。
17日，陶峙嶽和包爾漢聯名覆電張治中，表明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原則立場。在張治中的鼓勵下，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25日，陶峙嶽領銜，會同各師長、旅長聯名發出起義通電，宣佈即日和廣州國民黨政府斷絕關係，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歸向人民民主陣營。
26日，國民黨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屬單位，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秘書長劉孟純、委員屈武等人的帶領下也通電全國，表示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至此，新疆省宣告和平解放，為新中國誕生獻上了一份厚禮。
29日，張治中致電陶峙嶽、包爾漢，對他們的義舉表示歡迎，並號召新疆起義官兵“堅決地誠摯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加緊學習，努力改造；改造自己，並改造部隊全體官兵和全省公教人員；搞通思想，爭取新生”。
此後，張治中為了對新疆問題處理經過作一交代，專門撰寫一篇書面報告《新疆概要的問題》送給毛澤東，詳細介紹了新疆的地理、歷史與政治沿革，伊寧事變與和平協定，新疆省政府改組與伊方撤退等問題，為新中國新疆的建設提供了參考和建議。
為表彰張治中在新疆和平起義中的功績，張治中於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
為新中國建言出力
1949年9月，張治中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期間，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重要建議。
在醞釀和討論國家名號時，大家各抒己見，現場氣氛熱烈。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的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張治中表示，“共和”一詞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含義，二者沒有必要重複，建議將“民主”二字去掉，直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認為此建議有理，經眾人反覆討論，最終決定採納。
▲1949年11月，周恩來為張治中夫婦由北京飛西安送行，前往送行的有趙壽山、鄧寶珊、張一純、張素久等。
確定國旗的過程中，也吸取了張治中的建議。當時，毛澤東從所有國旗備選圖案中保留下了兩幅圖案。一幅是紅底，左上方一顆大五角星，中間有橫槓。說明是：紅色象徵革命，五角星代表共產黨，橫槓代表河流，象徵中華文化發源地。還有一幅，就是現在五星紅旗的原型，以此徵求大家意見。多數人傾向於贊成前一種方案。張治中認為此種方案並不合適，建議選擇五星紅旗方案。他在分組討論時詳細說明了自己反對的理由，但是沒有結果。
他心中十分著急，正好有機會見到毛澤東，遂婉轉地說：“有一件事我想請問你，不過你如不便公開使人知道你的意見，我當守秘密。”毛澤東隱約知道是關於國旗方案的事情，自己也同意前一種方案，但見張治中專門來問自己的意見，便又問道：“你覺得如何？”
“我反對！”張治中直接說，“第一，槓子不能代表河流，中間有橫槓容易被認為分裂國家，分裂革命；第二……”
毛澤東聽後沉思片刻，慎重地說：“你說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張治中陪同毛澤東視察長江。
過了兩天，毛澤東專門約了四五十人專門討論此問題。最終，張治中的建議被採納，大會再次討論時一致通過了五星紅旗方案。
除了為國家名號和國旗建言，張治中還曾多次向毛澤東直諫。
新中國成立後，張治中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11月，張治中參加完民革二大後，從北京飛赴西北。為了籌備改組新疆省人民政府，張治中協同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前往迪化，商榷擬訂新疆省的施政方針。
張治中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主動參加對起義部隊的改造工作。1949年12月6日，張治中面向新疆起義軍官和幹部作了《怎樣改造》的重要講話。之後，又應邀為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和起義部隊駐迪化軍官及機關幹部作了長達3萬字的《再談怎樣改造》的報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在北平8個月的經過、見聞，真誠希望官兵正視現實，勇於承認錯誤，誠意改正錯誤。
會後，彭德懷鼓勵他將所講內容發表。為了打消他對於內容太長的擔心，彭德懷說道：“不要緊。詳細些，具體些，使人看了既真誠，又生動，很好嘛。”文章發表後，果如彭德懷所言，引起了起義部隊的觸動，取得了很好的反響。
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佈成立，張治中在成立大會上激動地說：“今後，凡有利於新疆的事情，我一定盡全力去做。”
在討論憲法草案時，張治中建議草案總綱第四條中“臺灣地區除外”的字樣，應予刪除。他特別解釋說，臺灣問題是暫時的，而憲法是永久的，不必在憲法上面這樣寫出。對此，毛澤東十分贊成。
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張治中還提出一份書面建議，主張每位人大常委會委員每年都要出去視察，瞭解地方情況，聽取群眾意見。這個意見也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不僅被採納，還把範圍擴大到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每年都視察，成為幾十年來始終堅持的一項制度延續到今。
1956年3月，在民革三屆一中全會上，張治中被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一年後，民革中央成立了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經民革中央常委會研究決定，由他擔任主任。為了實現祖國統一，他做了大量工作，撰寫了《臺灣應主動拋棄美帝》《告逃在臺灣的人們》等文告，熱切呼喚在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中華民族的統一、中國領土的完整為重，不要再與美帝勾結，回到祖國的懷抱。
來源 ：《民革前輩與新中國》
作者 ： 韓景慧 可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