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雨樓.詞苑
北宋詞史七（上）
周邦彥三十歲以後官外州縣，在外地輾轉達十餘年。經歷了宦途的風波險惡，品嚐了旅舍的孤寂無聊，性格由少年的急躁、不羈轉為閱盡人情世態後的淡泊恬退。這段時期的詞作越來越多身世遭遇的悽苦怨愁，意境深沉。與此同時，周邦彥對前賢詩文的理解加深，在世路風波，人情冷暖等方面皆有了認同感，化用前賢詩句的現象增多，漸漸顯露出“善於融化詩句”的特色。比較典型的代表作是官溧水時寫的《滿庭芳》：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憑欄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
詞人於元祐末曾任溧水令，多少有受舊黨排斥的意味。詞人於是產生了厭倦在外地卑官微職的生活。這首詞借溧水風光的描述，抒發了這種無法排遣的苦悶。上片用秀麗圓融的詩句把江南初夏的景物和低溼潮潤的氣候條件寫得形象逼真而又細緻入微。首三句點明時令，渲染初夏風光。“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兩句，措詞運意，兩兩相對，充分體現出詞人縝密典麗的詞風。“老”、“肥”本來是形容詞，這裡用作動詞。詞性的轉化與活用，增強了詞的形象。“午陰嘉樹清圓”，從天空寫到地面：正午的陽光直射在大樹上，地面上的陰影又正又圓。這本是司空見慣的景物，詞人詩意地表達出來，便有無窮意味。劉禹錫《晝居池上亭獨吟》中有“日午樹陰正”之句，周詞寫得更加深細。“地卑山近”二句進一步刻畫其地、其景、其事，江南梅雨季節的景色宛然入目。江南四月，樹茂雨多，加上“地卑山近”，空氣潮溼，衣物易黴。想要燻乾衣物，是要更“費”一些“爐煙”。“費”字，一方面襯托溧水的潮溼過甚，同時又烘托詞人的心情煩悶，無法排遣。“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加倍烘托心情的不佳。“烏鳶”的自樂與新綠的歡快，是樂者自樂、哀者自哀，與詞人無法產生共鳴。未三句承此，直接爆發出近似貶謫的苦痛之情。詞人遷官溧水，自我感覺到與白居易貶竄江州類似，所以借白居易詩句寫自己的處境及心境，用筆含蓄婉轉。下片寫漂流之哀傷。換頭以“社燕”自比，暗示生活無定，四處奔波，有寄人籬下之感。漂流身世，宦海浮沉，牢騷不平又怎能不油然而生？“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兩句，筆意陡轉，欲借酒驅愁。這是針對上述漂流失意而產生的無可奈何的辦法，其中隱含難言之苦。然而“長近尊前”仍無濟於事，原因是“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弦。”這三句又翻進一層，敘說飲酒聽歌反而更增添心中鬱悶。百般無奈，設想只有進入醉鄉才能暫時忘卻無盡的煩擾：“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難以排遣的憂愁經過幾次轉折，達到高潮便戛然收束。
這首詞字斟句酌，以精策的詞語帶動全篇。同時在採融前人詩句入詞方面又幾乎不露痕跡。“風老”句來自杜牧“風蒲燕雛老”（《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雨肥”句來自杜甫“紅綻雨肥梅”（《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午陰嘉樹”句來自劉禹錫“日午樹陰正”（《晝居池上亭獨吟》）；“黃蘆苦竹”兩句來自白居易“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琵琶行》）；“且莫思身外”來自杜甫“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尊前有限杯”（《絕句漫興九首》之四）。這首詞不僅僅是簡單地化用唐人詩句，而且結合唐人的遭遇、詩意，寫己身流落之悲慨。上闋大段點化《琵琶行》詩意，使讀者由白居易的遭遇反思詞人的處境和心情，獲得了“天涯淪落人”的豐厚的文化意蘊。陳廷焯評此詞“說得雖哀怨，卻不激烈，沉鬱頓挫中別饒蘊藉。”（《白雨齋詞話》卷一）此種特色之表現，正在於詞人對唐詩語句、意境的化用。這就是周邦彥詞語言上最大特色之一，也是他的成功之處。
化用前賢詩意如同己出之佳作，還有《西河·金陵》：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沉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賞心東望淮水。 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裡。
詞寫金陵懷古。全篇從劉禹錫兩首詩歌中化出。其一是《金陵五題·石頭城》：“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其二是《金陵五題·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許昂霄《詞綜偶評》稱其：“隱括唐詩，渾然天成。”
周邦彥在句斟字酌方面用力甚專，在其詞作中時時可見。如《玉樓春》：
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當時相候赤欄橋，今日獨尋黃葉路。 煙中列岫青無數，雁背夕陽紅欲暮。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沾地絮。
詞借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仙女事，寫情人分手之後再無相見的絕望悲痛。以辭語的精雕細刻著稱。結尾兩句，備受後人稱道。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說：“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如《玉樓春》結句雲：‘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沾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這兩句對仗工整，取譬恰當，構思別出心裁，充分顯示了周邦彥的語言功力。前面所說的“妍煉”，講的就是周邦彥的詞色彩清麗而用詞又十分簡潔精煉。他經常用很少的詞語就能創造出鮮明的意境和濃郁詩意。前引的就有：“葉上初陽幹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望中地遠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耿耿寒漏咽”；“恨春去，不與人期；弄月夜，空餘滿地梨花雪”。“人如風后”兩句又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再如《菩薩蠻》：
銀河宛轉三千曲，浴鳧飛鷺澄波綠。何處是歸舟？夕陽江上樓。 天憎梅浪發，故下封枝雪。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
這首詞上片寫旅途，從行人角度落筆；下片寫閨中，從居者角度設想。羈旅愁思、情思，以雙方照應之筆來寫，這是很平常的。惟此詞造句用語極費功力。以“銀河宛轉三千曲”寫旅途的漫長，且喻相思的綿綿悠長以及心事的曲折緬邈，新穎別緻。“何處望歸舟，夕陽江上樓”，其意境從溫庭筠《夢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化出，精練含蓄。過片突發奇想，將漫天“封枝”大雪的原因歸結為“天憎梅浪發”。事實上是閨中人孤獨而沒有賞梅心情、且無法折梅贈遠之苦痛的委婉表達。賙濟評此二句“造語奇險”（《宋四家詞選》），詞人是以奇特的想象與“造語”來表達跌蕩起伏的情緒。結尾“深院”兩句再轉為深情宛轉，哀怨至深。
此外還有些著名的詞句，也都不大使人想到它的來源了。如：
葉下斜陽照水，卷輕浪、沉沉千里。橋上酸風射眸子。立多時，看黃昏，燈火市。（《夜遊官》）
何意重紅滿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殘陽、欲與人齊。（《夜飛鵲》）
湖平春水，藻荇縈船尾。空翠入衣襟，拊輕桹、游魚驚避。晚來潮上，迤邐沒沙痕，山四倚，雲漸起，鳥度屏風裡。（《驀山溪》）
周邦彥善於用對句。這也是從律詩中繼承發展而來的。除前舉“風老鶯雛，雨肥梅子”之外，還有“褪粉梅梢，試花桃樹”（《瑞龍吟》）、“風翻旗尾，潮濺烏紗”（《渡江雲》）、“暗竹敲涼，疏瑩照晚”（《憶舊遊》）、“簾烘樓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玉樓春》）、“淚多羅袖重，意密鶯聲小”（《早梅芳》）等。他還以生動的語言創造出許多生動的形象。如，“水漲魚天拍柳橋”、“芳草連天迷遠望”（《滿江紅》）、“風梳萬縷亭前柳”（《漁家傲》）、“出林杏子落金盤”（《訴衷情》）、 “籠燈就月”（《意難忘》）、“砧杵韻高”（《風流子》）等等，凡此種種，都帶有富豔精工與清新深婉的特點，都成功地豐富了詞的意境與藝術感染力，給人以美的感受。周邦彥的詞風是騷雅典麗、含蓄蘊藉的。
周邦彥通過自己的創作，在詞史上贏得了很大聲譽。甚至被稱為婉約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創始人。南宋末陳鬱在《藏一話腴》中說：“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詞為可愛。”他所開創的典雅醇正之詞風至南宋時蔚然成風，直接影響到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人的創作。在藝術創作方面，他的詞是對北宋詞壇的一個總結，承上啟下之功不可沒。陳廷焯因此推崇說：“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為巨擘，後之為詞者亦難出其範圍。”（《白雨齋詞話》卷一）當然，周邦彥在詞史上的消極影響也是明顯的。在蘇軾開闢了詞的廣闊道路以後，周邦彥通過自己的創作，把詞又拉回到批風抹月，留連光景與塗寫豔情的老路上來，內容狹窄，境界不高，這無疑是詞史上的一次曲折，一次反覆。不過，由於周邦彥的藝術造詣很高，他深諳音律，學識淵博，技巧純熟，經驗豐富，在審定古音，整理古調，創制新曲方面，的確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在詞調雨後春筍般縱橫出現之時，他以個人的學術權威來進行詞律的規範化工作，並以自己的作品昭示當代，嘉惠後學，對詞律、詞學、詞作的發展無疑也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由於他過分地或單純地講求格律，制定法度和型式，這就必然忽視或斲傷詞所反映的現實內容。他的某些作品並非是深受感發的有得之言，而只是在文字與音韻上刻意雕琢，美雖美矣，諧自諧矣，可惜的是不見性情，不見境界，實屬無病呻吟。從他開始，北宋詞中所具有的那種純樸自然、清新雋永的面貌逐漸消失了。
第二節大晟詞人創作群體
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九月，朝廷以新樂修成，賜名《大晟》，特置府建官，“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禮樂始分為二。”（《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這是宋代音樂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北宋詞階段性的重大事件。府中網羅一批懂音樂、善填詞的藝術家，一時形成創作風氣。後人稱他們為“大晟詞人”。大晟府罷於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前後歷時二十餘年。在這一段時期內，任職大晟府的藝術家人數眾多。據筆者統計，保存至今的史料中姓名可考的大晟府職官，仍有29人之多。這與當時大晟府設置的規模、任職的人數相比，已是滄海一粟。而這姓名可考的29人中，僅7人有詞留傳，被收入《全宋詞》。即：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居士，存詞186首；晁端禮，字次膺，存詞142首；万俟詠，字雅言，號大梁詞隱，存詞27首（不包括殘句）；晁衝之，字叔用，存詞16首；田為，字不伐，存詞6首；徐伸，字幹臣，存詞1首；江漢，字朝宗，存詞1首。7人存詞共計約360餘首。南宋以來，所討論的大晟詞人就限於這7位。7位詞人在大晟府的任期或短或長，或先或後，大多彼此不相統屬，甚至互不相識。所以，7位詞人創作之相互影響，很難辨識，彼此間的差異也較大。“大晟詞人”是一個很鬆散的創作傾向概念，指凡被任命為大晟府職官、有詞作傳世的詞人。然而，處於相同的社會環境之中、藝術氣質相近的大晟詞人，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職責之所在，其創作呈現出某些共同性。大晟詞人實際上是徽宗的御用文人群，故推而廣之，大晟詞人創作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性，也同樣存在於大晟府以外的其他御用文人的創作中，大晟詞人是御用文人的典型代表。周邦彥已有專節討論，這裡重點討論另外6位詞人的創作。
一、“太平盛世”中的大晟諛頌詞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一代之審美觀念、人情世俗、帝王趣好、朝廷決策等等諸多文化背景的因素，都會程度不同地影響當時的文學創作。尤其是一代帝王喜歡舞文弄墨、推行特殊文藝政策、對文學之士格外予以獎掖之時，文化和社會背景對藝術創作的影響便顯得更加突出和直接。中國古代文人以入仕為官、成功立業、光宗耀祖為最高的人生價值之實現，所謂“學而優則仕”。為了實現這一價值目標，有時不惜以扭曲心靈或行為變異為代價。文學創作是文人們通向仕途、飛黃騰達的一個便捷之階。所以，從文學流變發展史來看，歷代不乏迎合帝意、曲意奉承、混同世俗的文人或文學創作傾向。漢大賦的“勸百諷一”，唐初“上官體”的“綺錯婉媚”，宋代“西昆體”的“窮妍極態”，以及後來明初“臺閣體”的吟詠太平，皆其例。
宋徽宗是位多才多藝的帝王，不但詩和詞寫得出色，而且精通繪畫、書法、音樂等多種門類的藝術，可以與李後主相比美。徽宗在位期間，為政方針以及處世態度，與北宋歷朝君王大異其趣。他沒有勵精圖強的志氣，卻好大喜功，追求事事超越前王，至少徽宗自己認定是這樣的。故朝廷喜歡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他一反祖宗“尚儉之法”，公開放縱聲色享樂，故朝野享樂之風甚盛。徽宗的許多政策措施和舉止行為，對北宋末年的世俗風氣影響十分巨大，並直接作用於文藝創作。由於徽宗的提倡和獎賞，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御用文人”創作圈，詞壇上以“大晟詞人”為代表。這一批文人的創作相當大的程度上視徽宗的喜惡而轉移，是北宋末年世俗風氣的最形象的表現。反過來，“御用文人”的創作又引導了時代的審美潮流，對奢靡的世風起推波助瀾之作用。
1、徽宗朝的社會繁榮和朝野心理
徽宗在位26年，時間之長於北宋僅次仁宗。在北宋政權崩潰之前，在徽宗君臣們的眼中，曾有過一段繁榮似錦的太平時光。社會表面的繁榮景色，給徽宗君臣以極度自信，經常表現為狂妄無知。在臣僚的一片頌諛聲中，徽宗飄飄然，確實認為自己可與古聖王比肩，為顯示泱泱大國之聲威，為成就“聖王”之文功武績，徽宗朝喜對外生事。崇寧二年（1103）正月，“知荊州府舒亶平辰沅猺賊，復誠、徽二州。”（《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八）同年六月，童貫、王厚率兵取青唐，得四州。政和以後，又數次主動尋釁遼、夏，“貫隱其敗，以捷聞。”（《宋史》卷四百六十八《童貫傳》）徽宗朝一改真宗以來對外忍讓妥協的基本方針，主動出擊。境外遼、夏二國正趨衰敗，金人則未崛起於白水黑山之間。宋軍或小勝，或瞞敗為勝，一段時間內沒有對國家的安全產生重大威脅。徽宗君臣陶醉於自己編織的謊言，自以為國威傳播遐邇，鎮懾夷狄。宣和末聯金抗遼，以金帛換回部分失地，更令朝廷昏昏然。“太平盛世”不僅是當時的一種社會虛象，而且還是徽宗君臣們的一種普遍心理認定。
推而廣之，即使政治上受到排擠、打擊的“元祐黨人”或其他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也沒有更深的危機或憂患意識。翻檢他們的詩文，大抵只有“官人懵不知，猶喜輸租辦。興懷及鰥寡，猶愧吾飽飯”（ 張耒《柯山集》卷八《寓陳雜詩》）的對田家生活艱辛困苦的憂慮和“獨展《離騷》吊逐臣，尚存殘角報重闉”（李之儀《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一《罷官後稍謝賓客》）的貶謫生涯的憤懣及牢騷。其關心的範圍和程度，甚至不如梅堯臣、蘇舜卿、蘇軾、王安石等等前輩詩人。
究其原因，與北宋推行的基本國策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社會心理狀態有關。宋太宗說：“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不以外患為威脅，而注重對內的統治，是北宋治國的基本方針。這種觀念，在北宋時深入人心，成為朝野的共識。徽宗政和八年（1118），草澤安堯臣上書朝廷，尚雲：“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所以，徽宗年間朝野對日益臨近的外族入侵的滅頂之災，渾然不覺。在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很難尋覓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沒落感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盪不安、大難將臨之感。“太平盛世”不僅是徽宗君臣的自我感覺良好，隱隱然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狀態。
即使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慘痛，徽宗朝臣僚仍然拒絕深入思索危機的社會原因，依然認定徽宗朝是昇平盛世。蔡絛南宋年間回憶說：“大觀、政和之間，天下大治，四方向風……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慶祥瑞，可謂昇平極盛之際。”（《鐵圍山叢談》卷二）這種觀念居然是如此的頑固。南宋人都是將徽宗時期作為繁榮鼎盛的太平歲月來懷念，除了故國之思以外，也包含著對其昇平繁華的心理認可。如徐君寶妻《滿庭芳》回憶說：“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劉辰翁《永遇樂》說：“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徽宗時朝廷的諸多重大舉措，都是這種觀念的衍生物，如鑄九鼎、修新樂、祀園丘、祭明堂等等。大晟府的設立，就是這種環境的產物。它深深地影響了一代的社會風氣，也直接影響了文學的創作。
2、儒家的音樂思想和大晟府的作用
大晟府是點綴昇平的產物。在儒家的文藝思想中，向來重視音樂的地位和作用。儒家理想化的社會倫理制度就是以“禮樂”為核心。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說苑·修文》）故孔子倡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的修身之法。《荀子·樂論》對“樂”之本質特徵做了解說，雲：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者，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
正因為“樂”源於人之本性，所以荀子又進一步說：“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具體地說，“樂”的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樂”以歌“德”。聖王制作音樂，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對百姓起道德感化作用。《左傳》文公七年記載晉卻缺向趙宣子說：《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晉卻缺勸說趙宣子必須“務德”，方能“主諸侯”。“務德”的途徑之一就是“歌德”，使“德”深入人心，感化諸侯。這一點成為後代帝王制樂的堂而皇之的藉口。其二，“樂”以“善民心”。“善民心”是儒家學者所希望的“歌德”的直接效應。荀子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樂論》）音樂通過傳播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使人們喜聞樂見，不自覺中受到薰陶和教化，便自然發揮了勸人為善、調和社會、維護等級秩序的作用。其三，“樂”以頌聖。音樂易傳播、易接受。統治者便用以歌功頌德，以表現一代的政治清明、聖王政績等等，使一代統治者的思想和權威深入民心，從而達到穩固統治的目的。廣義地說，這也是“歌德”的內容之一。漢儒董仲舒歸結說：“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這一點則往往是歷代統治者制樂的真實意圖。
後世音樂思想，皆承上述三方面而來。《隋書》卷十三《音樂志》說：“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顯然，這樣的音樂只能產生於太平盛世。反過來，這樣的音樂也成為太平盛世的必要點綴。後代帝王往往本末倒置，所謂“樂”以化民實在只是一種藉口，真正目的不外歌頌聖德、吟詠太平，以為廟堂祭祀和朝廷娛樂之用，“功成作樂”是其精髓。
大晟府設立的根本宗旨就是“功成作樂”、粉飾太平。徽宗昏憒自負，毫無愧色地將自己認作太平盛世的英明君主。蔡京等奸佞曲意迎合，推波助瀾。《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八載：
帝銳意製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製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昺為大司樂，付以樂政。
蔡京等推薦文人或音樂家入大晟府，其目的是要他們製作頌歌，“以文太平”。李昭玘《晁次膺墓誌銘》說：“大晟樂即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至。宜德能文之士，作為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於此時，秉筆待命，願備撰述，以幸附託，亦有日矣。……（晁端禮）除大晟府按協聲律。”（《樂靜集》卷二十八）《碧雞漫志》卷二載：万俟詠“政和初招試補官，置大晟府制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蹟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鐵圍山叢談》卷二載：江漢“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時時作為歌曲焉。”朝廷置府用人的意圖十分明確。傅察《代周文翰謝賜大晟樂表》中的一段話，是對設立大晟府宗旨的說明： 象成作樂，用錫予於庶邦；觀德鄉方，將訓齊於多士。……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難名，豐功莫擬。闢土疆於萬里，播聲教於百蠻。用律和聲，究六經之妙旨；以身為度，考三代之遺音。……將易俗以移風，因審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意，敕厲邦人。損益更張，於以識聖神之治。鏗鏘節奏，非徙為歌舞之容。（《忠肅集》捲上） 從大晟府的設立及其作為來看，“移風易俗”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話，“布宣德意”才是其實質之所在。
3、諛頌詞創作的概貌
徽宗在位期間，雖然自稱太平盛世，卻沒有太多的政績值得稱頌。《呂氏春秋·應同》雲：“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於是臣下便挖空心思，捏造種種祥符天瑞，以證明聖王出世，天下太平。這一股諛聖之風起於崇寧末，愈演愈烈，持續到宣和年間。甘露降、黃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麥連野、野蠶成繭等等所謂的祥瑞，史不絕書。許多編造，荒誕滑稽。《鐵圍山叢談》卷一載：
政和初，中國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覆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這類祥瑞事蹟的編造十分拙劣，《揮麈後錄》卷八載：“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為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為獻者。譓即以上進，祐陵（徽宗）大喜，佈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廷。……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雁跡盡露。上怒黜譓為單州團練副使。”更多的時候，徽宗則直接參予這類謊言的編造，上下沆瀣一氣，樂此不疲。大晟詞人或以此為晉身之階，或專業撰寫頌詞。他們的創作，成為北宋末世風的直接表現。他們殫精竭思，以詞粉飾現實，獲取君王之歡心，博取優厚之俸祿。
當時傳播最廣的是晁端禮所填寫的諛頌詞。如他填寫的《黃河清》、《壽星明》二曲，蔡絛誇張說：“時天下無問邇遐小大，雖偉男髫女，皆爭氣唱之。”（《鐵圍山叢談》卷二），朝廷還將《黃河清》等曲詞，賜予高麗，傳唱海外。瞭解大晟詞人創作的諛頌詞概貌，可從晁端禮入手。
晁端禮，熙寧六年（1072）擢進士第，為官僅10年，元豐末即被廢罷。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時，晁端禮已經55歲，家居近20年。大約詞人靜極思動，一直在尋找機會重入仕途。直到68歲臨終那一年，新燕樂修成，朝廷需要更多的粉飾太平、點綴現實的御用文人，政和三年（1113）他才被薦入京，以撰寫諛頌詞獻媚君王、權臣，得以授官大晟。他回答蔡京的問候說：“末嘗不欲仕也，特以罪負斥伏，若將終身。不意倒屣掃門，乃在今日。”（李昭玘《晁次膺墓誌銘》）充分流露出仕途求進的渴望。這一段經歷很不光彩，李昭玘為其撰《墓誌銘》，大約在其卒後不久，徽宗在位蔡京柄政的時候，故以其暮年得蔡京之薦、再度授官一事為榮，津津樂道。晁說之為其撰《墓表》，已是南宋初年（建炎二年九月），則曲為之辯，謂政和三年晁端禮被薦入京，“不知公者謂公喜矣，知公者謂公恥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晁說之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晁端禮的求進手段就是撰寫頌詞以獻媚，“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樂府體，屬辭以進，上覽之稱善。”（李昭玘《晁次膺墓誌銘》）詞名《並蒂芙蓉》。晁端禮又為新補徵調曲《黃河清》、《壽星明》撰詞，亦大得徽宗歡心，因此才有大晟府按協聲律的任命。且看晁端禮所撰的諛頌詞二首。
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顧君王，壽與南山齊比。 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恁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鬥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並蒂芙蓉》）
睛景初升風細細。雲收天淡如洗。望外鳳凰雙闕，蔥蔥佳氣。朝罷香菸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 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清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敕，重開宴、未央宮裡。（《黃河清》）
《並蒂芙蓉》從題材上來說是詠物詞。詠物之作有一定的套路，如張炎所總結的：“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詞源》卷下）等等。晁詞的意圖在頌聖慶祥瑞，功利目的很明確，故並不顧及詠物的一定常規，只有極簡略的“芙蓉同蒂”的點題式之一筆帶過，而將筆墨集中於宮廷宴遊的描述和對君王的諛頌。在“太液波澄”、“綠荷深”、芙蓉爭媚的明豔夏日裡，君王旁簇擁著美如“群仙”的后妃宮女，或醉飲賞花，或翠輦出遊，或“波上游戲”。人面荷花相映，“鬥妝競美”。這種尋歡作樂的生活持續不斷，一直到秋日西風起、清露下。詞人不是以揭露或譏諷的口吻描寫這一切，而是將其作為昇平歲月裡的太平盛事來歌詠，中間夾雜著“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之類的歡呼。
《黃河清》是首詠題之作。據《續資治通鑑》統計，徽宗年間全國共有七次重大的“黃河清”記載，宋人文集筆記中所言還遠遠不止於此。傳說黃河清而聖人出。黃河水混濁難清，所謂的“黃河清”都是各地方官誇大其辭以迎合帝王的。晁詞以鋪排張揚的手法歌頌聖主在位，朝政清明，感動上穹，頻降嘉瑞。通過這首詞我們仍可以瞭解到當時社會的兩個側面：其一，地方官僚的主要精力在於編造謊言，討取君王歡心，“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諛聖之風，熾烈如此。徽宗則欣然接受臣下的奉承，“天顏有喜”是諛聖之風的根源。其二，朝廷官僚藉此哄騙君王，一起過著盡情享樂、奢糜放縱的生活。“千官盡醉”之後，內宮依然傳敕，要在“未央宮裡”重新開宴。地方官僚的作為，正是朝廷官僚的教唆、慫恿和帝王昏庸的結果。統治階層上下皆在一片虛幻的太平歌舞聲中，醉生夢死，不理國事。後人則能透過這一層虛象，看到當時朝綱的紊亂、朝廷的黑暗、百姓的災難等，從而對北宋的覆亡，有更深入的瞭解和思考。
晁端禮還有《鷓鴣天》10首，自序說“晏叔原近作《鷓鴣天》曲，歌詠太平，輒擬之為十篇，野人久去輦轂，不得目睹盛事，姑誦所聞萬一而已。”詞中雲“須知大觀崇寧事”，則這組詞也應作於大觀、政和之間，正是“時效華封祝”的實踐。晁端禮終於因這一類的諛頌之作而得到推薦，入京授官。所以，晁端禮等大晟詞人創作諛頌詞，是十分自覺、踴躍的。
晁端禮所作的頌詞，並可以確定為大觀、政和間之作的共14首，是留存這一類作品最多的大晟詞人，這與晁端禮有較完整的詞集傳世有關。其他多數大晟詞人的詞集都已散佚，故已很難窺見其當時創作的概貌。晁端禮之外，諛頌詞流傳較多的是万俟詠。万俟詠現有這類詞作8首，佔其保留至今的27首全部詞作的近三分之一。万俟詠在大晟府任職時間是大晟詞人中最長的，專業從事諛頌詞創作的時間也最長，故這方面作品保留較多。此外，其他大晟詞人流傳至今的詞作不多，諛頌詞也只流傳寥寥一二首。如江漢，流傳至今的唯一詞作《喜遷鶯》，就是諛頌的。大晟詞人以外，王安中、曹組等御用文人也有諛頌詞作，唯獨周邦彥例外，王國維先生稱其“集中又無一頌聖貢諛之作”。周邦彥是大晟詞人中最有品格者，不趨炎世風，因此很快被逐出大晟府。
4、諛頌詞的實踐和認識意義
宋詞天然俚俗的風貌和寫豔情的創作主流傾向，都與正統的以雅正為依歸的審美傳統大相徑庭。廣大歌詞作家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歷史和社會潛移默化之賦予他們的審美觀念，皆在他們欣賞、創作歌詞時，發揮自覺或不自覺的作用。努力擺脫俚俗粗鄙、復歸於風雅之正途，便成了宋代詞人們之急迫而不懈的追求。在宋詞的流變過程裡，貫穿著一條“雅化”的紅線。詞的“雅化”之努力，另一方面也就是“尊體”的需求。詞原來被目之為“小技”、“小道”，到了設立大晟府，它再次從民間和文人手中轉為國家樂府的正規創作，詞體日益尊隆。與其品位提高相適應，詞的題材和內容必須有相當的改變，方能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吟詠昇平、歌頌盛世，被認為是時代的重大題材。徽宗時御用文人便以此入詞，以求改變詞的品格和風貌。
大晟詞人以前，偶而有歌頌太平盛世的詞作，向來受到一致肯定。如柳永詞以“骫骳從俗”、“詞語塵下”而備受斥責，然其中一小部分再現承平盛世的作品，卻屢受稱讚。範鎮說：“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餘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於耆卿詞見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一）黃裳說：“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演山集》卷三十五《書〈樂章集〉後》）將吟詠太平的歌詞與杜甫詩相提並論，品位已極尊崇。黃裳是北宋最早以“詩教”解說和規範歌詞創作的作家，他的《演山居士新詞序》（《演山集》卷二十）完全用“賦比興”之義解釋歌詞創作，認為自己的詞作“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如此重視詞作思想內容的作家，肯定並高度評價歌頌太平之作，代表了時人對這一類型題材作品的態度。後人重讀大晟詞人的諛頌詞，感覺其阿諛誇張，令人肉麻。然對當時的詞人來說，則心安理得地認為自己正在描寫時代的重大題材，以詞服務於現實政治，發揮歌詞的社會和政治效用。正如今人重讀“文革”期間創作出來的大量“萬壽無疆”之頌歌，很難理解這些就是當時最為重大的題材和創作者嚴肅莊重的態度。總而言之，大晟詞人的諛頌之作，主觀上有擴大詞的社會效用的意圖。在他們手中，詞不僅僅描寫男女豔情，侷限於“豔科”的狹小範圍，只是作為娛樂工具；而且還直接服務於現實社會政治，與詩文一樣肩負起沉重的社會使命。大晟詞人的這種作為，正悄悄改變著詞的內質成份，為南宋詞的更大轉移做好鋪墊。“辛派詞人”以歌詞為抗金斗爭的號角，最大程度上發揮歌詞服務於現實社會的功效，這樣的創作表現並非突如其來。從歌詞內部，也可以尋覓其嬗變演化的軌跡。蘇軾之後，大晟詞人的作為，具有相當的承上啟下的作用。這便是大晟詞人諛頌詞的實踐意義。
諛頌詞超越了“豔科”的範圍，為皇帝和現實歌功頌德，必然會接觸到更廣闊的社會面，反映更多的社會現實或世風世俗。接受者不僅可以用“反面閱讀法”，深入瞭解朝廷的腐敗和朝廷的黑暗；而且還可以用“正面閱讀法”，瞭解徽宗年間社會生活的多重側面。在這個意義上，大晟詞人的諛頌詞容納了比傳統“豔情”題材詞作更多的社會信息量，其認識意義不容忽略。
a、諛頌詞再現了北宋末年都市的繁榮和經濟的發達。
北宋末年社會繁華的虛象是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太平盛世、帝王政績的直接證據，因此也時常成為大晟詞人諛頌詞中的背景描繪。時人的筆記和繪畫對北宋末年的都市經濟繁榮有許多記載和描繪，大晟詞人則以詩的語言重現這一幅幅歷史畫卷。万俟詠《雪明鳷鵲夜慢》說：
望五雲多處春深，開閬苑、別就蓬島。正梅雪韻清，桂月光皎。鳳帳龍簾縈嫩風，御座深、翠金間繞。半天中、香泛千花，燈掛百寶。 聖時觀風重臘，有簫鼓沸空，錦鏽匝道。競呼盧、氣貫調歡笑。暗裡金錢擲下，來侍燕、歌太平睿藻。願年年此際，迎春不老。
此調屬大晟新聲，《全宋詞》僅存一首。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一引《復雅歌詞》說：“景龍樓先賞，自十一月十五日便放燈，直至上元，謂之預賞。万俟雅言作《雪明鳷鵲夜慢》”。詞的上闋從描寫清麗皎潔的元月燈節前後的夜景入手，烘托“香泛千花，燈掛百寶”的賞燈主題。下闋則轉換角度，突出節日裡汴京的繁榮喧鬧。徽宗時“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為彩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鐵圍山叢談》卷一）。“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鞠，踏索上竿。”（《東京夢華錄》卷六）平民百姓，以至王公貴族家的少女閨婦，都成群結隊，擁擠於喧騰的人群中，花團錦簇，“錦繡匝道”，目不暇給。中間雜以鼓樂聲唱、雜耍表演、呼盧賭博，歡笑聲沸天盈地。万俟詠形象地再現了這一幕幕場景，旨在歌頌“太平睿藻”，與民同樂。万俟詠另有《鳳皇枝令》詠景龍門燈節竊杯女子一事，詞中雲：“端樓龍鳳燈先賞。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蕩，醉金甌仙釀。” 這些詞客觀上讓人們對北宋末年京師的繁盛多一層感性認識。
上元燈節是當時一年中最繁華熱鬧的節日，大晟詞人頌聖之作多以此為題，都市繁華的風貌也在這類題材的詞作中展示得比較徹底。如：
鶴降詔飛，龍擎燭戲，端門萬枝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閒坐。任狂遊，更許傍禁街，不扃金鎖。（晁衝之《上林春慢》）
車流水，馬游龍，萬家行樂醉醒中。何須更待元宵到，夜夜蓮燈十里紅。（晁端禮《鷓鴣天》）
絳燭銀燈，若繁星連綴。明月逐人，暗塵隨馬，盡五陵豪貴。鬢惹烏雲，裙拖湘水，誰家姝麗？（万俟詠《醉蓬萊》）
朱弁《續骫骳說》雲：“都下元宵觀遊之盛，……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雲（詞略）。此詞雖非絕唱，然句句皆是實事，亦前所未嘗道者，良可喜也。”大晟詞人的這一類作品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認識。而万俟詠在大晟府時間較長，而且專業從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蹟制詞實譜”之職，所以，其節序應制頌聖的詞作最多，對都城一年四季的繁榮都有所表現。其《戀芳春慢》詠寒食節前後之時景說：“紅妝趁戲，綺羅夾道，青帘買酒，臺榭侵雲。處處笙歌，不負治世良辰。”《三臺》詠清明節之景物說：“近綠水，臺榭映鞦韆，鬥草聚、雙雙遊女。……向晚驟、寶馬雕鞍，醉襟惹、亂花飛絮。”《明月照高樓慢》詠中秋節之景物說：“明映波融太液，影隨簾掛披香。樓觀壯麗，附齊雲、耀紺碧相望。”還有日常應制之作，《安平樂慢》雲：“有十里笙歌，萬家羅綺，身世疑在仙鄉。”與宋人的史料和筆記對照，大晟詞人有關汴京繁華興盛的描寫，並無過分誇張。
b、諛頌詞反映了大晟府音樂、詞曲創作的繁盛。
徽宗很有音樂天賦，所填詞曲亦臻上乘。又喜創新制作，故責成大晟府求全求備，補足宮、商、角、徵、羽五音譜曲，編集八十四調並圖譜。凡民間流傳的美妙動聽的舊曲新調，也都被收入大晟府，整理刊行。又多次通過行政命令，向全國推行大晟新樂。徽宗平日縱歡作樂，也離不開歌舞相伴。帝王的倡導和普遍追求享樂的需求使得北宋末年之音樂和詞曲的創作，達到極度昌盛的地步。政和四年（1114）“六月九日，臣僚上言：一歲之間，凡一百一十八祀，作樂者六十二所，司樂章總五百六十九首”；政和八年（1118）九月二十日蔡攸奏：燕樂“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慾望大晟府鏤板頒行”。（皆見《宋會要輯稿·樂》四之二）《東京夢華錄》中頻頻出現“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上下，樂聲鼎沸”（卷六）、“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卷七）、“絲篁鼎沸，近內廷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如雲外”（卷八）、“教坊集諸妓閱樂”（卷九）等等記載。大晟詞人所撰寫的諛頌詞，大都是配合大晟新聲歌唱的，如前文曾例舉的《並蒂芙蓉》、《黃河清》、《雪明鳷鵲夜慢》、《鳳皇枝令》、《三臺》等等。它們本身就是大晟府新聲創作繁盛的例證。因此，諛頌詞中也必然會有頻頻涉及大晟音樂製作繁多的描寫。晁端禮《鷓鴣天》說：
日日仙韶度曲新，萬機多暇宴遊頻。歌餘蘭麝生紈扇，舞罷珠璣落繡絪。 金屋暖，璧臺春，意中情態掌中身。近來誰解辭同輦，似說昭陽第一人。
晁端禮這組《鷓鴣天》，雖然自序雲“久去輦轂，不得目睹盛事，始誦所聞萬一”。然宮廷裡日日新曲、夜夜歌舞、爭奇鬥勝之情景，絲毫沒有誇張。徽宗保存至今的宮詞中，就有二十餘首專門寫宮女之演奏、歌唱、舞姿的。如雲：“大晟重均律呂全，樂章諧協盡成編。宮中嬪御皆能按，欲顯儀刑內治先。”“樂章重製協昇平，德冠宮闈萬古名。嬪御盡能歌此曲，競隨鐘鼓度新聲。”等等。徽宗的太平盛世處處是由歌舞來點綴的，晁端禮這組《鷓鴣天》涉及歌舞的還有多處，如：“樂章近與中聲合，一片仙韶特地新”、“大晟簫韶九奏成”、“午夜笙歌淡盪風”、“競翻玉管播朱弦”、“ 兩階羽舞三苗格”、“依稀曾聽鈞天奏”等等。可以說，諛頌詞中出現最為頻繁的，就是歌舞昌盛的描述。
万俟詠還言及徽宗親筆填寫新詞，以供歌唱。《明月照高樓慢》說：“乍鶯歌斷續，燕舞迴翔。玉座頻燃絳蠟，素娥重按霓裳。還是共唱御製詞，送御觴。”《快活年近拍》說：“風送歌聲，依約睿思聖制。”万俟詠又用“遍九陌、太平簫鼓。（《三臺》）“有十里笙歌”（《安平樂慢》）、“沸天歌吹”（《醉蓬萊》）“處處笙歌”（《戀芳春慢》）等等詩句描摹歌樂之繁榮，令後人遙想可見當年盛況。
c、諛頌詞表現了時人對軍功的一定向往之情。
北宋重文輕武，文官顯赫，武官卑下。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為一代開國君主，他們確實具有較為遠大的目光，深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趙宋穩固江山、治國平天下的熱望寄託於文人士大夫。尹洙曾比較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田況《儒林公議》）太祖、太宗對文人士大夫的渴望，對讀書的崇尚，以及對武人的防範，逐漸形成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演化為宋人“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並積澱成一種下意識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宋人求學讀書之風甚盛，“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洪邁《容齋隨筆》四筆捲五）北宋晁衝之《夜行》詩說：“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風氣之盛，一至於此。故北宋士人向來鄙薄武功、武職，崇尚文才、文職。
“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到徽宗年間有相當的改變。北宋自神宗朝以來，逐漸改變對外一味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元祐年間，一度恢復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哲宗親政後，再度奉行對外比較強硬的國策。至徽宗朝，則一改對外忍讓妥協的基本國策，多次對外族尋釁生事。軍功又一次被皇帝看重，成為晉身的又一資本。徽宗的部分寵臣，就是借軍功揚名朝廷內外，躋身顯貴。如內侍童貫監軍取青唐，得以超拔。後率軍討溪哥、伐西夏、平方臘，步步高昇，官至樞密使，封廣陽郡王。蔡攸本來只是一位討取徽宗歡心的弄臣，徽宗為了重用蔡攸，特意命他為童貫伐燕的副宣撫使，後亦領樞密院。王黼羨慕蔡京位尊，便唆使徽宗用兵，“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清波雜誌》卷二）《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說：“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林攄出使遼國，蔡京甚至“密使激怒之以啟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辯語。”（《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林攄傳》）這種心態和表現，對宋人來說都是久違了的。皇帝用人標準的這種改變，為窺伺官職的士人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他們對軍功和武職，逐漸有了豔羨之心。宮廷風氣也有明顯轉移，《清波雜誌》卷八載： 政和五年（1115）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球，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 徽宗平日竟教習宮女習武，可見其“尚武”的心態和宮廷風氣的改變。觀念的轉移最先在御用文人的創作中表現出來。他們不再恥言軍功，而將其作為“聖王”的功績來歌頌。晁端禮的《鷓鴣天》說：
八彩眉開喜色新，邊陲來奏捷書頻。百蠻洞穴皆王土，萬里戎羌盡漢臣。 丹轉轂，錦拖紳，充庭列貢集珠珍。宮花御柳年年好，萬歲聲中過一春。
崇寧年間，朝廷於寧洮、湟州一帶連敗羌人，此詞即頌其事。詞人極力誇張“皆王土”、“盡漢臣”的赫赫戰果，且以外族降服的貢品“充庭”皆是等細節，烘托“宮花御柳年年好，萬歲聲中過一春”的太平盛世。其實，當時北宋境外遼、夏二大威脅依然存在。他們的軍事力量雖然有所削弱，但仍在北宋之上。徽宗君臣為對個別小部落的勝戰所陶醉，互唱頌歌，過高估計自己的國力，終於導致北宋的滅亡。
北宋太祖、太宗，以武開國、以武定國，卻推尊文學，仰慕風雅。徽宗精通多種藝術門類，文才超眾，卻喜歡時而騎馬彎弓，以武功驕人。人們所向往的，往往是他們所短缺的，這種心理因素不能排除。御用文人總是能迎合其喜好。大晟之外的御用文人曹組有《點絳唇》詠御射說：
秋勁風高，暗知鬥力添弓面，靶分筠幹，月到天心滿。 白羽流星，飛上黃金碗。胡沙雁，雲邊驚散，壓盡天山箭。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四引《桐江詩話》雲：“彥章（曹組）多依棲貴人門下。一日，徽廟苑中射弓，左右薦之，對御作射弓詞《點絳唇》一闋。”詞中對徽宗射箭技藝的誇耀不足為憑。曹組宣和年間得幸於徽宗，其時，北宋秘密聯金滅遼的計劃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徽宗秋日練習射箭，大約是想做出一種勵精圖強的表率作用。這首詞結尾“壓盡天山箭”一句，已暗示出朝廷用兵北方、恢復燕雲的企圖。
至於宣和末，徽宗的又一位寵臣王安中出知燕山府檢閱六軍，賜飲官兵，作《菩薩蠻》紀其事，已見前章所引論。這首詞“燕然思勒功”之豪壯，雖然心理實質上不同於盛唐邊塞詩人或後來的“辛派詞人”，形式上卻有相似之處。這種誇耀軍功的豪情壯志之表達，在當時也是一種時髦。
范仲淹守邊日，作數闋《漁家傲》，述邊鎮之勞苦，首先接觸到邊塞題材，然歐陽修譏其為“窮塞主之詞”。（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一）。蘇軾以詞抒發“西北望，射天狼”的雄偉抱負，亦被時人譏為“長短不葺之詩”。也就是說，以邊塞或軍事題材入詞，與時人的期待心理相違背，故被普遍拒斥。這樣題材和格調的詞作，如何讓“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細聲曼語歌之呢？這種作詞的傳統觀念，到徽宗年間顯然有所改變。歌詞被國家樂府機關所接納，接觸的題材面開闊了，格調必然有所變化。上述歌頌軍功的三首詞，就是例證。這種緩慢的改變，承蘇軾之後，開“南渡詞人”之先。
d、諛頌詞反映了國際間的某些交往。
徽宗年間都市經濟繁榮，陸路、水路交通都較發達。北宋朝廷與周邊國家保持著頻繁的來往關係，如高麗就多次遣使汴京，朝廷還將“大晟樂”及樂器贈與高麗。大觀元年（1107），朝廷增設浙、廣、福建三路市舶司提舉官，“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職官志》）自古中原皇帝都將自己視為中央帝國，將國際間的交往視為附屬國的朝貢。這也是“聖王”政績的一種表現。大晟詞人以此題材入詞。晁端禮的《鷓鴣天》說：
萬國梯航賀太平，天人協贊甚分明。兩階羽舞三苗格，九鼎神金一鑄成。 仙鶴唳，玉芝生，色茅三脊已充庭。翠華脈脈東封事，日觀雲深萬仞青。
詞人據傳聞所寫，不如寫都市繁華、音樂繁盛那樣有實切的感受，只是泛泛吟頌“萬國梯航”，貢品“充庭”的盛況。晁端禮最早接觸到這樣的題材，且在宋詞中也十分罕見。故值得提一筆。
大晟詞人的諛頌詞沒有什麼思想意義可言，《清波雜誌》卷十說：“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世，語言工麗以相誇。”這恐怕是諛頌詞的主要特色。但它在傳統豔情題材之外接觸到更為廣闊的社會面，加深人們對北宋末年曆史的認識。所表現的多重社會側面，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北宋末年社會追求享樂的風氣和朝廷上下奢侈任縱的生活。反過來，也正是大晟府設立的主要原因和大晟詞產生的溫床。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稱宣和間“風俗已尚諂諛”，在大晟諛頌詞中有最為典型的表現。
煙雨樓.詞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