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薪火 青年顯擔當

《人民日報》( 2020年05月03日 05 版)

圖②:饒曉志(右)在影片拍攝現場。資料圖片

圖④:“一個書店”的員工在整理書架。資料圖片

圖⑤:孫彬彬(右一)在錄音現場。資料圖片

置身生機勃發的新時代,廣大年輕的文化工作者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用青春和活力、責任和擔當、堅守和創新,極大地豐富了廣大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書寫著精彩的人生篇章。

——編 者

把責任化作情懷

故宮博物院展覽部副研究館員 薄海昆

作為一名文博工作者,責任是職業道德和工作使命,“責任”二字時刻都掛在心間。文博人身上肩負著文物保護、傳播知識和促進交流的責任。

文物保護是最重要的責任。由於工作需要,我經常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文物,這讓我深感榮幸和喜悅,同時也心生對文物的珍視與敬畏。努力保護好文物,讓它們代代傳承,是我的光榮使命和重要責任。作為故宮博物院展覽部門的青年員工,我在組織策劃展覽過程中始終把文物保護放在第一位。有些文物脆弱敏感,對光照、溫度、溼度等環境指標有特定要求。展覽設計要認真分析細節問題,針對不同文物的特性區別對待,用巧妙方法給文物展品創造安全可靠的展示條件。

傳播知識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優秀的文博工作者也應該是一名出色的學者和傳播者,要善於用通俗有趣的傳播技巧把這些知識學問普及給不同層次觀眾,讓儘可能多的觀眾從博物館那裡真正受益。為了這個目標,我會提煉文物蘊含的文化元素,根據文物特徵制定展覽色調,設計展覽佈局,讓觀眾一進入展廳就賞心悅目,在美的享受中徜徉參觀。我還會憑著靈感給展覽加入亮點,激發觀眾探索研究的興趣,靜下心來學習思考。比如在設計“清代宮廷御硯展”時,我挖掘清宮硯臺相關信息,以清代雍正皇帝讀書畫像為依據搭建出立體的小場景,吸引了不少觀眾。

文物還是體現不同文明淵源和特質的“身份證”。通過文物交流展,不同文明、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之間可以感知彼此的差異和共通之處,有助於消除隔閡,促進包容。去年,故宮博物院舉辦“釉彩國度——葡萄牙瓷板畫500年”展,我作為主創人員之一,希望中國觀眾從中感受葡萄牙瓷板畫的魅力,獲知葡萄牙的風土人情。因此,展覽設計吸取里斯本熱羅尼莫斯修道院的元素搭建場景,用淡黃色調塗刷展牆,選擇“法朵民謠”作背景音樂,讓觀眾沉浸在里斯本的市井風情和時光流淌中,享受別樣的異域文化。

(人民日報記者 王 珏採訪整理)

服務群眾成就自我

上海長寧文化藝術中心 孫彬彬

我出生於1989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2014年,我成為長寧文化藝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這座小小的藝術中心給了我大大的舞臺。

長寧區新涇鎮社區的田野合唱團是一支平均年齡超過70歲的老年合唱團。合唱團希望我能幫助他們譜寫一支合唱作品。我沒想到寫出的樂曲因為“太注重技巧”而並不適合他們。如何編出符合老年聲線、與他們產生共鳴的樂曲?我為此翻閱大量資料,並深入觀察每個隊員的演唱,研究他們日常練習曲的曲風曲調,終於瞭解了他們的唱歌習慣和聲音特點。

經歷了挑燈夜戰,以及推翻重啟,全新的《我的歌聲我的夢》終於誕生。新的版本情感充沛,通俗流暢,可謂給爺爺奶奶們“量身打造”。眼看自己的努力贏得了合唱團的認可,我深深體會到了一名公共文化工作者的價值。幸運的是,這支歌曲獲得了上海市新人新作比賽“優秀新作獎”。這次經歷更讓我明白服務群眾也是在提升和實現自我。

長寧區有一個酷愛音樂的家庭,家裡收藏了許多珍貴的世界民族樂器,我主動拜訪,新的創作靈感油然而生。經過多次交流學習,我決定用古老的樂器古琴與年輕的樂器手碟組合,並融合非洲的果殼沙克、中國大鼓、竹笛等嘗試做一個新創作。這部作品《和·鳴》榮獲了第十八屆“群星獎”。

基層群眾的文化需求日益提升,越來越不滿足於家門口的吹拉彈唱,更提出需求——“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對此,長寧在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範區過程中,提出倡議並牽頭長三角39個示範區(項目)建立了長三角地區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範區(項目)合作機制,促進優秀文化資源共享,為群眾帶來異彩紛呈的大餐,市民大呼解渴。借這個平臺,《和·鳴》在長三角地區進行展演巡演,還走到了全國。每次都有不少群眾好奇地上前體驗各式不同的樂器,有的還發朋友圈分享這些新奇的樂器。我很高興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看到了群眾藝術的更多可能性。

我堅信,公共文化給自己這朵“開在百姓家門口的小花”帶來了更多盛放的契機。

(人民日報記者 鄭海鷗採訪整理)

書店之樂即閱讀之樂

“一個書店”創始人 文 海

“一個書店”進門牆上有一段話:

問:我讀過很多書,但大部分都忘記了,既然如此,讀書的目的是什麼呢?答:我吃過很多食物,但大部分食物是何滋味我早就忘記了,但是顯然某些食物變成了我的骨骼與血肉。閱讀之於靈魂猶如食物之於身體,應作如是觀。

——這是2018年8月17日書店開業前夕,我們緊張籌備一天,趕印製作上牆的。

在這之前100天,我們團隊都在附近的互聯網公司上班,眼看技術日新月異,但總覺得生活中缺了點什麼。於是我們決定跨界做起書店,主張年輕人迴歸閱讀經典、沉浸專注並共同成長。

小時候,在新華書店可以待一個下午,快樂而滿足。長大工作以後,尤其是在大城市拼搏,快節奏下對應的是很多碎片時間,完整讀完一本書成為很奢侈的事情,通勤時間的聽書則成為一種調味品。那麼,如果能提供“身邊的書房”應該是一個好的方案。

一開始,看到書店越來越成為“景點”的時候,我卻認為應該堅持選出好書讓讀者坐下來讀一讀;當書店主打區域都是一些太過流行“吸睛”的暢銷書的時候,我卻認為應該規避一味追求暢銷營收的經營……可是經營起來之後,我們開業3個月就兩次調整定價,開業半年就推翻飲品吧檯重新調整,開業一年書籍採購還是完全來自電商渠道……從這些可以看到,我們對於經營書店這件事著實是新手。

不過看到一個個會員加入,讓我們對這件事逐漸增強了信心。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我們看到讀書是一個有門檻但更能進入心靈、更能獲得滿足的體驗。這也是我們繼續前進、繼續開分店的動力。

我們希望圍繞讀書和精神生活體驗,提供一系列服務,讓閱讀、交流、分享形成良性反饋。如果我們的會員朋友說,“一個書店”能讓生活更有幸福感;遠道而來的朋友說,希望我們去他們樓下開一個書店,這無疑就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刻。

(人民日報 記者 張 賀採訪整理)

全身心投入琢玉事業

北京玉雕傳承人 楊曉雅

我的祖輩都是以琢玉為生的匠人。我上小學時,一位客人向父親定製一把玉壺。歷時3個月,在我看來玉壺已經制作完成。可我發現父親還在持續擺弄那把壺,我發現他開始在玉壺內壁及壺嘴內壁上拋光上亮,我不禁問:“這些地方做好後是完全看不到的,為什麼還要打磨拋光?”父親笑笑,回答道:“這做活兒和做人是一樣的,講究要內外敞亮,即使玉壺和壺嘴的內壁人不能見,我們也要讓它內外一致、表裡如一。”通過這樣一道“多餘”的工序,讓小小的我對琢玉有了更深的理解。

作為獨生女,在英國求學回國後其實父親並不支持我以琢玉為生,他認為“琢玉人的艱辛是你不能承受的”。

一次偶然的機會,有人得知我的家學淵源,向我定製作品。我開始每天下班回家都像父親一樣一頭扎進工作室,一坐就是七八個小時。琢玉的過程對人是身心的雙重考驗,稍有不慎就會金銷玉損……經過一個多月的“琢磨”,我終於拿出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我不僅找到了手作造物的無窮樂趣,也發現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美好前景。我決定辭職回家,全身心投入琢玉事業,延續家族四代對傳統手藝的堅守。

被譽有“金玉良緣”寓意的金鑲玉,是以玉石為載體,將金絲鑲嵌到玉石體內,兩者融為一體。過去,金鑲玉作為宮廷造辦工藝僅在宮中流傳。父親經過多年探索研究,復原並革新了金鑲玉這門“技術”。那麼,如何立足於傳統元素設計出符合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人審美和時尚潮流的作品,讓金鑲玉更好地傳承發展?

我發現當前有著深厚中華文化底蘊的產品越來越能夠打動大家,“國潮”這樣的標籤在市場上備受追捧。我們還特別與北京聯合大學非遺學院合作,通過新品預覽、問卷反饋、實地體驗等方式讓師生為產品建言建議。由此,我們設計製作了符合當代人審美和實用性的系列作品,受到好評。金鑲玉由此找到了一種更加蓬勃、年輕化的生命力。父親說:“我們的設計和作品要體現時代性,每個時期的創作都要有自己的鮮明特徵。”

(人民日報記者 鄭海鷗採訪整理)

用光影記錄時代新人

電影導演 饒曉志

露天放映場熱情洋溢、熙熙攘攘的鄉親;禮堂裡等候電影開場時,叔叔那輩小青年用手指在椅背上敲出的節拍;揹著拷貝闊步走在公路上的鄉村放映員;手舞足蹈、聲情並茂講述劇情的小夥伴——回想起來,這些是我跟電影最早的接觸。

我很早就想要拍電影,在2015年籌拍第一部電影作品之前,我已經在舞臺上講了10年的故事。我喜歡講故事,更喜歡在故事裡講人,思考和表現人性的複雜,都能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人的真正價值。

從我個人的作品來說,實質都是源自我對人或是生活的體驗,講述我所理解和想象中的個體命運和時代之間的共振,以及個體與自我的關係和情感。我的作品《人潮洶湧》已在上海殺青。電影講述了兩個完全不同個性的人在一次意外之後交換了身份,人們通過換位思考和體驗,完善了自己的人生。

作為一個“80後”導演,我常常體會到,雖然我們這一代年輕導演成長的時代背景與老一輩電影創作者所在的時代背景發生了變化,創作土壤也不盡相同,但我們與老一代電影前輩在創作上存在著一個重要的連接點,就是始終將“人”作為時代的靈魂,將“人性”作為創作的聚焦點,去表現宏闊的時代里人們豐富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如今,時代賦予了我們這一代年輕電影人新的機遇,互聯網、多屏交互和新型數碼技術的誕生,讓我們可以通過電影這一媒介在更多維度裡與觀眾交流和溝通。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新的挑戰,業內競爭越來越激烈,新媒體帶來的衝擊不斷,觀眾的觀影要求也日益提高等等。這些新的機遇和挑戰,讓我們擁有了更多機會和選擇,也促進了中國電影人乃至整個電影工業的進步。有幸在這樣一個時代中歷練是幸運的,我們應當好好地把握技術變革、商業模式完善和思想意識進步給電影創作帶來的契機,用電影去充分體現這個時代中的“人”。

疫情終將過去,電影一定會與觀眾更好地重聚。

(人民日報記者 劉 陽採訪整理)

版式設計: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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