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學而》第二章：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國學”譯文：有子說，孝順父母，順從兄長，而喜好觸犯上層統治者，這樣的人是很少見的。不喜好觸犯上層統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沒有的。君子專心致力於根本事務，根本建立了，治國治國做人的原則也就有了。孝順父母、順從兄長，這就是仁的根本啊！
若照“國學”的這個解釋，又必然成為“栽贓”孔子主張順民思想而為統治者“馭下”服務的罪狀。立言須謹慎，要對自己講的話負責，一旦形成誤導，則遺害不淺。有子這段話，即便對《論語》多有誤解的朱熹在其《四書章句集註》中也不是這樣解讀的。
遍觀當下，尊重言論自由的人權時代，也是毛病突出。鋪天蓋地的商業廣告滿目謊言蠱惑欺騙自不必說。各種奇談怪論充塞視聽空間，為吸人耳目無所不用其極。專以聳人聽聞、譁眾取寵為事，全無公德廉恥，遑論立言立德之操守自律，反映了一個時代、一類人群無視信仰、不修德行的時弊。言論自由本非壞事，用反了，小之成為流俗流弊，大之禍國殃民。正反辯證，唯存一心。
迴歸正題，有子這段話，既不是有些“國學”解讀的為闡述所謂“君、臣、父、子”的倫理秩序，更不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愚民論。而是修身以仁為根本，而孝悌是修仁的基本點、出發點。極簡明而質樸的情感與辯證邏輯，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不親順，何來愛民？仁，是人性，是哲學上的“體”。孝、悌是行為，是實踐中的“用”。所以“國學”把“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本解釋為根本，是錯誤的。
《論語》中編進這段話，詮釋了孔子“仁治”思想中，孝悌與仁的關係，以及仁修的行操法則，那就是先從孝悌開始。因此對這段話的合理解讀應該是：
一個孝悌的人，親和自律、謹守禮節，不忤逆尊長、不爭鬥作亂。專心用力於做人的學問根本，則仁道自此而生。修身養正，首先做到孝、弟，就是為仁之基本。
這跟統治者有什麼關係？跟“君、臣、父、子”的愚忠有什麼關係？一個做事的人，要跟人打交道，首先待人接物上能夠始而親親、進而親人，難道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嗎？孔子育人的思想目標是經世致用，用孟子的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自處、處人都不會，窮、達都沒有希望了。所謂大道至簡，聖人之言並非都是超凡入聖到望塵莫及。那都是實實在在、可遵可循基本要旨。
那高推聖境的“仁”，就是從小事做起、從對待身邊的人做起。這是科學的實證精神。孔子以後，印度佛學自漢末開始傳入中國，它的修行實證方法，是以“戒、定、慧”為中心，由戒行的嚴密自律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定慧而得知見解脫，最終證得果位。也是一套系統完整的實證方法。不同起源的學說，在修持方法上不約而同，都是從具體的細枝末節開始，帶著高遠的精神信仰，精心研習、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身體力行，最終登堂入室。未必是虛無縹緲的玄談高論，也未必處處都要牽扯“階級統治”倫理。
即便在政治哲學上，也如同劉備臨終前囑咐阿斗“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的本意。劉阿斗被《三國演義》描寫得百無一能，扶不上牆。事實上，當司馬昭問他想不想念蜀國，他回答“此間樂、不思蜀”。他個人頂戴“亡國之君”的帽子而免去四川盆地戰火蹂躪、百姓塗炭，可以說仰賴他的智慧和仁心。
再如唐、宋之間一個納土歸宋換來吳越大地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數百年後世繁榮的吳越國王錢俶，一個被俘後哀嘆“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南唐後主李煜，正反兩例，智愚仁庸高下立判，遠非一句“投降主義”可以偏概全。
儒家哲學一整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邏輯闡述，大部分篇幅都只是在講個人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只是修身齊家附帶的成果。不要因為歷代王朝都尊奉孔子，就把孔子歸入“封建統治階級”而盲目加以擯棄笞伐。（本文圖片源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