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军
近期，新版记者证陆续发放到我市新闻记者手中。
新版新闻记者证高107毫米，宽77毫米。红色封皮，封面凹烫印亮金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新闻记者证”中英文字样。封二左下角烫印圆形全息标，全息标呈银色，摆动时，其色彩随着角度而变化，标内可见“新闻记者证”字样和五角星图像。
当许多新闻人手捧着新版记者证时，心里产生阵阵小激动，一时难以平静。不少人把手握记者证的图和写下的感慨发到朋友圈里。当我再次拿到新更换的、而第一次用上红色封皮的记者证时，与同仁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突发想法，如同少年时成为少先队员、成人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宣誓一样，搞一个庄重的集体颁领仪式多好啊！
记者证件本身虽然型小而微轻，但感觉份量却很重；虽然很薄翻开只有两页，但觉得里边内涵丰厚。端祥着鲜艳的国旗红的封皮上熠熠熠生辉的国微，不‘由地让人思考良多。
新闻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有多少胸怀志向、肩负道义的热血青年投身之中。特别在战争年代，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新闻现场，冒着枪林弹雨，传播真理真相，许多新闻工作者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热血为记者证洇染上鲜红的底色。他们当时采访的证件绝没有现在这样制作的精致，但他们的行动和留给后人的名篇，足以证明中国记者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是新时代记者们心中的楷模，值得传承好的宝贵财富。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新华日报》，毅然停学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何云，被组织调往汉口参与筹备工作。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社长兼总编辑。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省沁县后沟村创刊，它是继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解放日报》、武汉《新华日报》之后的第三份红色铅印报刊。它的诞生，使华北一万万同胞从此有了一座战胜黑暗、走向光明的文化灯塔，从此，华北《新华日报》擎起华北敌后新闻、文化大旗，在太行山巅吹响对敌战斗的号角。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前线组织战场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去，为鼓舞部队士气，宣传百团大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报馆经常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未间断过。《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称为“华北人民的聪耳，华北人民的慧眼，华北人民的喉舌”和“华北抗战的向导”。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何云率领全馆同事坚持工作和战斗。在危急关头，何云对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这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不能当俘虏！”5月28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隐蔽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伤，昏倒在地。当被医务人员抢救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伤不很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事吧！”当医务人员检视完别的伤员再来看他，他已经牺牲了，年仅37岁。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全国解放后，何云的忠骨移至坐落在邯郸市区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左权将军墓的左侧。
笔者2019年底专程前往新闻先烈何云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永和镇，寻访何云的祖屋，并看望了他93岁的女儿。
（何云女儿徐如珍）
记者证是证明记者职业身份的证件，是记者履行正当采访的必要保障。但持有记者证未必能证明你是一位优秀记者。真正能证明你优秀出众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品格和本领。优秀记者从来不把记者证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考虑个人的名利和得失，而是把它视为通向事实、抵达真相的“门票”，把握好机会，全身心投入，借此大显身手、大有作为，才能成就一项伟业。也许自己的付出如微尘散去、如流星闪过，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只要值得去做，何顾个人名声。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嫁衣”，不计名份，甚至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但我们不能忘记。83年前抗战初期的1937年，有一位年仅25岁的战地记者，冒着枪林弹雨赶往前线采访，9月18日，就在涿州陷落的当天，他从这里向上海寄去了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并寄信给邯郸的亲属，表示要继续北上。“自蠡县寄出12天后，这篇有观察、有分析、有议论的通讯发表在1937年9月30日上海《大公报》的第2版上，署名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这个活力十足的生命却神秘的消失了，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踪迹，一切戛然而止。《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是小方为人所知的最后的文字，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贡献”两个字即使文章的尾声，又是他在艰苦环境中为读者采访报道的写照。而他的消失，给人们留下的是至今未解的迷。”（摘自冯雪松专著）这位青年记者叫方大曾。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冒死“参战”，至到消失。他那种坚毅、执著、担当的行动，代表着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新闻前辈，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更有人为此寻找数年，寻访多地多人，拍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出版首部反映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的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让方大曾消失80多年后又重现在现在人们特别是新闻人的面前。他是央视纪录片导演、现任央视纪录片频道副总监冯雪松。
5年前看到一篇有关冯雪松寻访、拍摄方大曾片子的文章，得知年仅25岁的方大曾在抗战前线采访时消失，之前给邯郸的亲属写了封信，而且小方的生日正巧与笔者的生日同为一天，便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兴趣，2019年又网购了冯雪松的研究专著。这本书中介绍方大曾是抗战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方大曾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位赶到现场的战地记者。“方大曾在战地笔记里写道：’十日清晨，战争即停，记者骑自行车前往芦沟桥（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小方报道中均使用“芦沟桥”）视察。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级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发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方大曾讲的“一张名片”，应该是写有他名字的《大公报》的采访身份证明，即记者证。有了“记者证”，他就可以方便深入前线采访，在他由蠡县写信与他邯郸的亲戚时，明白提到：“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为此，方大曾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战争现场图片和文字报道，及时、真实地向中外传播中国军民团结抗战消息。”据陆诒回忆，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期间，小方独特的视角和作业方式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报道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与范长江、徐盈同负盛名。”他“以最纯粹的职业态度，投入到新闻报道的最前沿”。冯雪松2012年7月采访了中国摄影史学家陈申，陈申说：“方大曾和同时代的其他人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有一份信仰。他立志要做新闻工作，可能现在想起来，他是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在国内就是范长江，他对范长江是很崇拜、很崇敬的，因为范长江出名比他早，在西北战场上出名，而且在写报道上要比他早，他对小方很有影响，以至于他后来去投奔范长江。”
“对小方很有影响”的范长江，更是位久负盛名的红色优秀新闻记者，他的名气和影响同样产生于战地采访。笔者于2019年底慕名赶往四川省内江范长江文化园，怀着敬仰之心仔细地观看了范长江故居和范长江生平事迹陈列馆。
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就产生了当时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5月，他从北平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拜访了该报总经理胡政之，胡采纳了他的采访计划。很快范长江就被《大公报》社聘为旅行记者，还发了“记者证”，且预付了稿费。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当务之急的任务。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公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西北五省区，历经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的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端，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西北民众的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随着范长江旅行通讯在《大公报》的连载，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共产党和红军长征，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振。1937年2月范长江到达西安，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迎上前握手并高兴地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周恩来很快答应了范长江去延安采访的请求，并派车送去。在延安，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两人谈了一个通宵。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范长江提出要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毛泽东思索片刻，毫无迟疑地答复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大公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办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不久，署名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同时刊发，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1937年3月19日，毛泽东亲笔致信范长江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拾祈为发布。”毛泽东信所提到的”那次可能简慢你”，是指范长江的延安之行；“文章”，就是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卢沟桥事变”后，范长江要求派《大公报》记者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采访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彭雪枫将军：”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欢迎范长江先生。”
范长江和方大曾两人共同的可贵之处是：不是为了小家求得个人稳定的职业而获取记者证，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范长江对成为一名优秀记者有着深刻的领悟：“要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记者，非有高度的牺牲精神不为功。”正如陈毅的诗句写道：”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先锋。”冯雪松在寻找方大曾的旅程中深深地感到：“越接近他的文字和照片，就越能够感受到，作为有着爱国热忱的青年，小方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作为战地记者，他把亲身经历和揭露真相完美结合，用事实讲道理。它是一个有着单纯心灵和高尚情操的人，勇敢而执着。命运无情地让他经历了战争，他的选择不是逃避和退却，而是正视和面对。”小方这位’硕壮身躯，面庞红润’的青年，也曾深入大漠，报道过绥远战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是第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去长兴店采访的记者。平津沦陷后，他成了无家可归又失业的人，此时上海大公报正需要战地记者。长江便把他派到平汉线采访。”“无家可归又失业”，国破而家亡，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家。此时的小方抱定决心：要用记者的良知和热血，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奔赴作战前线采访，至到消失在战争之中。范长江更是这样。他为了实现“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目的，说服了大公报领导，获取了记者证。范长江后来回忆说：“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于进入红军，那我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王鹏在《记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一文中说：“短短三年时间内，一位普通记者的通讯结集成册，由《大公报》出版了三本书：《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这是破例的，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在新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印记是舍小家为国家的见证，成就了一代新闻名记者。胡乔木评价说：“范长江深入人民当中，又有丰富的知识，他写的东西视野开阔，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应当提倡做范长江这样的记者。”而方大曾在前线采访时消失半个世纪，引得现代新闻人冯雪松20年的苦苦追寻，封尘了80多年的“金子”，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冯雪松追寻的是新闻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因此被业内公认为“不计得失、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优秀记者。
既然记者证并不能证明是记者成名的捷径，那么想成为优秀记者靠什么？被誉为人民记者的穆青，总是中肯地告诉青年记者：“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最基本的东西，是如何做人！”他主张新华社记者应该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说：“新华社记者是代表党的形象在群众中间活动的，我们无论如何在作风上、思想上，在道德品质等方面都应该是高尚的，不应该那么庸俗，那么没出息，自己尊重自己嘛！”他也旗帜鲜明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要到新华社来！”持有记者证就是让我们多想着人民的利益，多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增进感情，了解实情，多写出反映人民心声的好新闻。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风在职40余年，一直记得毛主席对她讲话的情景，令她记忆犹新。金风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女记者，1949年她有幸在北京双清别墅和怀仁堂两次见到毛主席。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金风随时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冯文彬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冯文彬向主席介绍她是人民日报记者，毛主席边握着她的手边笑着说：“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的记者。”有这样的一个故事。1993年秋，穆青登河南的石人山，那时风景区的路还末修通，山径崎岖陡险，上山得爬八个多小时。他毕竟年愈七旬。一群小伙子绑起藤椅要抬他，报名的一下子近百人。穆青问：“你们要抬我，知道我是谁呀？”青年人回答：“我们知道，是你写了焦裕禄！”穆青六访兰考、八下扶沟、四赴宁陵、八下辉县、两上红旗渠，终于发现了令他盼望已久的典型。他与新华社同事踏着焦裕禄的脚印，来到百姓中，与老农肩靠着肩，流着眼泪听人们叙说着……。穆青流着眼泪说：“不把焦裕禄写出来，就是咱们的失职！”你写人民的好书记，人民就好好“抬举”你。新闻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及其他优秀新闻作品，让穆青在中国新闻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就是有像何云、范长江、方大曾、穆青、冯雪松等，一代又一代热血新闻同仁，在民族危难时刻，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强大，怀揣新闻理想，忠于人民、献身中华，钟爱红色新闻事业，创作出不朽的新闻名篇力作，为红色记者证增光添彩。现在当我们持有记者证的时候，心里一定要有“追星”的梦想：以这些优秀记者为榜样，胸怀远大理想，肩负使命担当，不负青春年华，为国为民奉献，谱写时代篇章，无愧挚爱的新闻事业和中国记者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