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汉尼拔」血腥味,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绎「教宗」

再一次观看《教宗的承继》,我一直想找出教宗本笃十六世是在什么时候转变的。

本笃十六世解释是,有天晚上告诫,他看见烛台的烟在向下飘。他听不到了天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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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可能是第一次会面的夜晚。当时贝尔格里奥说了一个故事。

贝尔格里奥问教宗,您知道那个关于两个神学院学生抽烟的故事吗?

本笃十六世不假思索回答,没有,他们应该抵制抽烟的。

贝尔格里奥接着说,第一个学生去找他的精神导师问,神父,祈祷的时候是否可以抽烟?神父说,不行,当然不可以。

本笃十六世插话说,当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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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里奥接着说下去,第二个学生是个耶稣会信徒,他说,兄弟,你刚才问错了问题。于是第一个学生回到导师那里问,神父,抽烟的时候是否可以祈祷?

这段话反映了本片的核心关键词:改变(change)

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观看就会产生不同的阐释。世界变了,阐释变了,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随变化而做出调整?并且,谁能评判你的对错?

前者有一种永恒的稳定,而后者则会有滑落到妥协深渊的危险。妥协是一种退步,退步则慢慢会退到人性堕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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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与本笃十六世和贝尔格里奥共同的困扰。

教宗本笃十五世陷入神职人员侵犯儿童的泥淖不可自拔,2015年奥斯卡最佳电影《聚焦》说的就是这个事。他需要见见正想要辞职,也是他最有力的反对者贝尔格里奥。处理不好,这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第一次会面在教宗私人府邸,十分不愉快。

本笃十五世是一位虔诚、固执、保守的主教,来自于盛产哲学家的德国,与许多教士一样,他一生大多埋头于经学书本,对于世界的变化有所了解,但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不深刻。

子民是羊,羊的变化只是表象,牧羊人要与羊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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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面是在西斯延教堂。注意地点的变化,在私人府邸他们或许都不够坦诚,但在接近主的场合,他们必然要面对自己的信仰,不容虚伪。

或许昨晚走进屋子,本笃十五世就有了决定,就像耶稣被抓的前夜。他要在世时辞去教宗职务,而上一次这样做的教宗是在七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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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里奥十分震惊,他没想到会是自己,他认为自己不配。

贝尔格里奥坦白,在1978年,独裁政府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统治时期,为了保护耶稣会成员,贝尔格里奥跟政府头目接触,成为“良民”。他救了很多人,也失去了很多人,包括他心爱的姑娘。

战争使贝尔格里奥思索,他开始改变,穿着朴素,力所能及,让教会适应底层的穷人,而不是相反。但他仍过不了独裁时期的槛,那是妥协,也是罪恶。

动人一幕发生了。两人相互告诫,相互赦免。本笃十六世对贝尔格里奥也像是对自己说:你只是一个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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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会犯错,但凡人会。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更要的是做出改变,付出行动,改变自己并付出一生努力改变世界。他们是有这样影响力的人。

第一次观看觉得贝尔格里奥是伟大的,第二次却觉得本笃十六世更加伟大。贝尔格里奥毕竟是在实践自己的观念,他是幸福的。而本笃十六世却只是凭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改变了自己坚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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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入了羊群之中,接近他们,与他们拍照。这是伟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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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本笃十六世的形象得益于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演绎,他伟大的沉浸式表演使得就算两个人对话也兴趣盎然,不枯燥。

安东尼的表情似乎不多,但总是恰到好处,特别是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位理念在冲突的智者寻找解决办法的思索火花。

安东尼·霍普金斯的脸英俊、帅气、迷人,有一种邪魅的绅士风度。他最适合扮演具有人格魅力的反派,这些角色拥有极高智慧,做事会使用极端手段,他们看到了真理的另一面。

角色无一不令人深刻。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吃人的医生汉尼拔博士,《西部世界》里面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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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一次听到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有八年了,2011年的《圆舞360》显然没有达到他理想的成绩。

费尔南多1955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凭借2002年的《上帝之城》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并为他赢得了国际性声誉。影片讲述了上帝之城里约热内卢的故事,暴力和罪行对于青年的腐蚀与毁灭像是轮回永远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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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影评家罗杰·伊伯特盛赞道:

影片令人震惊而又恐惧,且与其人物表现密切相关,显露了这位新晋导演的非凡天赋和激情。费尔南多·梅里尔斯,请记住这个名字。

他的好莱坞首秀是2005年《不朽的园丁》,以一部为肯尼亚为背景的犯罪故事,接着是2008年《盲流感》,讲述在一座城市发生盲流感,影片毁誉参半。

费尔南多善于用小人物的视角来反映巨大历史事件,并且使历史事件在个人身上经历。因此当他想转变手法的时候就有些力有未逮,比如《盲流感》和《圆舞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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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片子经常透露出掩藏在喜剧表现手法下的令人绝望的悲观,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上帝之城》暴力从儿童就开始,《不朽的园丁》利益比人命重要,与之相比《教宗的承继》显得略微温柔。

或许我们只有看到恶,才能更好地找到善,奔向善。

费尔南多的电影故意把镜头放大特写,从而给人一种紧张感,像是人物就在身边一样。这显然得益于凯撒·查隆的摄影,他运用不少手持镜头。

人物变大,画面容量变小,人物极少的动作都会产生画面的晃动感,这或许就是费尔南多想要的,他的人物内心永远都在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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