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辜的獲罪者

無辜的獲罪者

◇撰文、攝影/塔倫·西蒙 翻譯/尹航

2002年，羅恩·威廉姆森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諾曼市的棒球場，被判處死刑前，他曾入選奧克蘭運動隊。羅恩因一級謀殺被判處死刑，已被監禁11年。

自古希臘以來，人們就開始不斷追求公平與正義。攝影術在司法審判中的應用試圖通過一個客觀有效的途徑確定犯罪人，從而達到公正審判的目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一系列具有引導性的辨認過程中，目擊者或受害人的記憶極易混淆事實與虛構，而攝影照片則無奈地成為錯誤指認的幫兇。塔倫·西蒙走遍美國大地，去拍攝那些無罪但因錯誤指認而入獄的人們。她將他們放入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場景，如犯罪現場等，運用特殊的環境肖像手法，揭示出無辜者與罪案現場之間的矛盾關係。

11年前，我為《紐約時代週刊》工作，去拍攝那些因誤判而入獄的人，這個項目讓我獲得了古根海姆獎金。這促使我走遍美國大地，去採訪那些被誤判有罪但隨後免於死刑的人們，併為他們拍照。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刑事審判系統並沒有意識到依賴攝影圖片是有侷限性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攝影成了刑事審判的工具，將無辜之人變為罪犯，幫助警官們獲取目擊證人的錯誤指認，並且使被告更易於被定罪。完成這項工作之後，我開始探究攝影在刑事審判制度中所起的作用。

△2002年，威廉姆·格雷戈裡與未婚妻薇琪·基德韋爾在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威克檯球廳。他們在威廉姆被判刑前相識並約會。威廉姆因強姦與盜竊被判處70年徒刑，已服刑7年。威廉姆曾是獄中的檯球冠軍。

對於在《無辜者》系列作品中出現的人來說，他們被誤判的主要原因是錯誤的指認。法律強制使用攝影手段並讓嫌疑犯站成一排讓目擊證人或受害人指認，在這樣的情況下，指認預設了視覺記憶的高度準確性。但在看過犯罪嫌疑人的肖像合成素描、臉部特寫照片、一次性成像照片等一系列圖像之後，在看到犯罪嫌疑人排成一排以被指認的時候，目擊證人的記憶會發生改變。警察和檢察官們在引導目擊證人或受害人指認嫌疑人的過程中，會有意無意地去影響目擊證人或受害人的記憶。也就是說，警察和檢察官們能夠利用攝影手段改變甚至製造出所謂的目擊者證詞。

△2002年，拉里·梅爾斯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市皇家酒店的逮捕現場。警察在床墊下找到了他。拉里因強姦、搶劫以及非法偏離行為被判處80年徒刑，已服刑18年半。

多米諾骨牌

一連串的影像就像具有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樣，使受害人確實記住了一張臉，但這張臉並不一定就是他們在犯罪行為發生過程中看到的那張臉。

受害人詹妮弗·湯姆遜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解釋了錯誤指認發生的過程，並以此說明記憶有被改變的可能性。“警察讓我看了一系列不同人的照片。我選擇了羅恩的照片，因為在我的印象裡，他最像攻擊我的那個人。但真實的情況是，在指認之前，我看到過依據我的供述形成的一張肖像合成素描。而事實上，他最接近肖像合成素描所呈現的那個人而不是那個真正攻擊我的人。在我們進行實際現場指認時，他們問我是否可以認出那個人，於是我選擇了羅納德·羅恩。那是因為在我的潛意識中，他接近照片，而照片又接近肖像合成素描，而肖像合成素描又接近攻擊者。所有的圖像最終都變成了一個圖像，即羅恩。於是，在我的腦海中，羅恩就變成了攻擊我的那個人。”詹妮弗·湯姆遜這樣說道。現在，詹妮弗·湯姆遜成為了一位公開反對將攝影與肖像合成素描用於對罪犯的指認與定罪的人。

△2002年，羅納德·科頓與受害人詹妮弗·湯姆遜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溫斯頓-塞勒姆市，羅納德因強姦罪被判處終身監禁，已服刑10年半。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馬文·安德森的案件中，馬文被判有強姦罪、強行雞姦罪、誘拐罪和搶劫罪。受害者被示以一組六張類似的黑白臉部特寫照片和一張彩色臉部特寫照片。對於受害人來說，最突出的一張照片就是那張安德森的彩色照片。在受害者從這一系列的照片中選出安德森之後，她又在現場指認中認定是他。在這一系列照片的七個人當中，安德森是唯一一名也同樣出現在現場指認中的人。馬文·安德森被判處210年徒刑，已服刑了15年。

在特洛伊·韋伯的案件中，他被判有強姦罪、綁架罪和搶劫罪。受害人在看了一系列照片後，猶豫不決地挑出了韋伯的照片，但她同時也說他看起來似乎太老了。隨後警察就向她展示了韋伯4年前的照片。她便作出了肯定的指認。於是，特洛伊·韋伯被判入獄47年，現已服刑7年。

△2002年，特洛伊·韋伯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弗吉尼亞海灘的松樹林中。他因綁架、強姦與搶劫被判處47年徒刑，已服刑7年。

影像的情境

刑事審判的高風險性使人不得不注意到攝影照片的來歷與所處情境是非常重要的。《無辜者》系列攝影作品本身就依賴於其說明文字、事件簡介與採訪內容等支持材料，這些材料試圖構建出對這些案件更有效的說明。這個攝影項目試圖使人們注意到，忽略攝影的侷限性以及忽略拍攝照片時的情境所帶來的代價，對照片情境的忽視所帶來的實質性影響就是使無辜之人因錯誤指認被囚禁或處死，在這方面，沒什麼比它更意義重大。

△2002年，蒂姆·杜倫在美國俄克拉菏馬州塔爾薩市的射擊場，11個目擊證人聲稱在犯罪發生時曾在射擊比賽中看見了他。蒂姆因強姦和搶劫被判處3220年徒刑，已服刑3年半。

於是，我在那些與誤判緊密相關並具有特殊意義的場景中，對這些人進行拍攝與採訪，比如犯罪現場、具有不在場證明的地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現場。在這些法律案件中，這些地點被賦予了矛盾性的意義。逮捕現場標誌著一個現實的起點，而這個現實卻是基於虛構的。由於被誤判，犯罪現場立即被賦予了一種任意性和至關重要性。這個地方永遠地改變了那些被誤判之人的人生，而對於他們來說，那卻是從未涉足之地。在這些環境中拍攝那些被誤判的人，揭示出了現實與虛構的模糊關係、效率與不公正的微弱聯繫。

△2002年，加爾文·華盛頓在美國德克薩斯州韋科市的C&E汽車旅館24號房間。據一個消息提供者說，他曾在這裡聽見加爾文的懺悔。加爾文因謀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已服刑13年。

虛幻與現實

我拍攝的那些被誤判的人，最終因為DNA證據的採用而被免罪了。近幾年來，目擊證人的指認與證詞才開始與DNA檢測結果進行強制比對。對於陪審團而言，目擊者的證詞已經不再是最有影響力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了。由於DNA檢測證據的準確性，它擁有其他形式的證據所不具有的可信度。在確定無罪的過程中，DNA證據給司法制度和公眾施壓，使他們承認這個被判有罪的人的確是無辜的。

△2002年，理查德·丹斯格與家人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市的家中。他因嚴重的性侵犯被判處終身監禁，已服刑12年。

但是，對這一新技術的信任，並不能惠及大多數被誤判的人，特別是那些沒有DNA證據的案子，或者是那些禁止用DNA檢測的案子。甚至在那些已經收集了DNA證據的案件中，在處理和保存這些證據的過程中，卻可能因為人為的錯誤或徇私舞弊而使其檢測結果受到影響。畢竟，證據無法存在於一個封閉的系統中，就像攝影一樣，離開了其情境或其傳播的外在形式，它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2002年，弗雷德裡克·戴爾在犯罪現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310號，13個目擊證人聲稱曾在犯罪發生時看見過他。弗雷德裡克因綁架、強姦及盜竊車輛被判處終身監禁，已服刑10年。

攝影最震懾人心的特質之一就是它在模糊事實與虛構方面的能力。但是當它成為警察或檢察官的武器而被濫用時，這種模糊性就會產生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後果。在刑事審判系統中，攝影就像在別處一樣，可以將虛構之事變為事實。我意識到這是攝影所特有的模糊性與美感，但在另一個場合，這些特質卻會轉變為可怕的毀滅性。

△2002年，查爾斯·歐文·範恩在美國愛達荷州梅爾巴市斯內克河旁。他因綁架、強姦與搶劫被判處死刑，已被監禁18年。

塔倫·西蒙 （Taryn Simon）

1975年生於美國紐約，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她是《紐約時報週刊》的簽約攝影師。她曾獲得多項榮譽，包括“古根海姆獎”和2010年阿爾勒攝影節“發現獎”。她的代表作品有2003年的《無辜者》（The Innocents）、2010年的《違禁品》（Contraban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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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文明》201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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