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城》作者 蘇丹
成博 四川在線記者 肖姍姍
國慶期間，成都文化活動不斷。10月4日下午，“工業樂園裡的青春——《鬧城》新書推薦會”在方所成都店舉行，該書作者、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蘇丹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以及對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諸多思考，與讀者進行了分享與互動。
據蘇丹介紹，該書的創作緣起於2017年五一假期，他在來成都的途中，被朋友告知撫養他至兩歲的奶媽在當年病逝。“發酵了三四十年的情感，從那一刻開始迸發。”
成長：大工廠裡的少年時代
新書推薦會一開始，蘇丹告訴讀者，《鬧城》一書內容的時間跨度從1966年持續至1984年，記載了他從生命萌發到進入大學前，在故鄉太原的所見所聞。之所以起名“鬧城”，首先是太原作為我國北方工業重鎮的喧囂，但同時，“鬧”在太原當地方言中，是使用最廣泛的一個動詞，可以表達鬧工業、城市化，以至於折騰等豐富的含義。
“在1949年後，太原就從一座工商業城市和歷史上的軍事戰略要地，轉變成了工業重鎮，”蘇丹說，他的父親也是作為機械設計方面的技術人員，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太原的。
“那時的工廠，為了防治特務搞破壞，都建有高高的圍牆，輕易是進不去的，”蘇丹向讀者們還原了他幼時在工廠中的生活環境，“但當時工廠的每個車間都有澡堂，孩子們就打著洗澡的名義，到工廠裡去玩。”在蘇丹看來，澡堂作為工業文明的副產品，客觀上成為了工業帶給人們嶄新生活的一種象徵。“我們在工廠裡爬煙囪、跳牆，在工廠的晾水池裡學游泳，每年都會有孩子在晾水池裡淹死。
洗完澡回家時，孩子們的口袋裡總是裝滿了各種工業副產品，還有小孩把工廠裡的電線順出來賣錢。”
蘇丹還記得，在那個特殊的年月裡，他曾在工廠的廢鐵庫裡撿到過手雷，也曾經用車間生產的高射炮彈殼自制過炸藥，“那時父母每天都很忙，直到看了我的書之後，他們才知道我小時候玩過這麼多危險的遊戲，並且對這樣的童年感到後怕。”
工業區裡的童年就在這些常人難以接觸到的危險遊戲中一天天消磨。而一天天消磨掉的，還有蘇丹對工業區生活的樂趣。蘇丹覺得自己和很多工業區小孩接班又下崗的生命軌跡出現偏離，發生在1980年。在此前一年，一個小時候的玩伴考上了太原的一所大學，回家後他告訴蘇丹，自己暑假要去重慶參加全國排球聯賽，之後還會去遊三峽。外面世界的精彩，以這樣的方式向蘇丹發出了召喚。
而同時期上映的日本電影《我的老師》，則向蘇丹展現了一個有愛的學校、家庭與社區，與眼前經常打架鬥毆的工業區形成鮮明對比。“在我小時候的社區裡，沒有感受過柔軟的東西。這種強烈的衝擊，使我花了一個月時間都很難從中掙脫出來。”
新書推薦會海報
反思：我們的工業化缺失“柔軟”的一面
工作之後，蘇丹曾先後到過德國的魯爾區、法國的里昂，以及意大利的米蘭等歐洲曾經的重工業基地。“走在米蘭的工業區時，那裡廠房和居民區水乳交融的空間形態、機油的味道、大樹的生長形態等，都令我想起曾經生活過的太原工業區，”蘇丹說，但他發現，這些生活在歐洲工業區的人在精神上安定而自足，與他自己成長的工業區中的人們形成明顯的對比，“我們的工業化與他們比起來，似乎缺一點什麼。”蘇丹將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缺失的部分，稱之為工業“柔軟”的一面。
“我們的工業化從一開始就強調工業對國家的作用，是為了迅速增強國防力量而建立起來的重工業，忽視了發揮工業在個人生活品質提升方面的作用。”據他回憶，他幼時雖然生活在工業區裡，但人們的日常生活卻很粗糙，“重工業的粗獷、鐵血，導致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的人，在性格上也缺乏‘柔軟’。”
蘇丹對一位曾經的鄰居印象尤為深刻，“我曾親眼看到他被他的父親一腳提出十來米，也曾見過他的父親用磚頭去打他。後來，這個小孩在長到二十幾歲時患上了癌症，他臨終時想要父親抱抱他，但這個願望直到他去世也沒能實現。”蘇丹看來，這就是長期受重工業薰陶的一代人，因粗獷、鐵血的工業文化而缺失柔軟一面的例證。
與此同時，蘇丹也注意到了工業時代積極的一面。在新書推薦會上，他以自己生活過的工業區舉例，“在那個時代，國家從五湖四海調配人員和物資。我們當時的廠區，把工人和家屬算上，有2萬人左右，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使工廠裡的社區文化非常多元。在這種多元的社區文化中成長，使我們這一代人受益無窮。”據蘇丹介紹，和他一起在工業區長大的小孩中，有的成了聲樂領域的大家，有的在播音、器樂、繪畫等方面也有突出造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