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羅永浩直播帶貨火爆全網，他所推薦的25個產品中，小龍蝦銷量第一。但有陸續收到貨的一些網友發現，小龍蝦漲袋無法食用，隨即羅永浩在微博上回應，產品如有問題可聯絡客服人員。律師指出，羅永浩作為直播帶貨主播，在網上直播賣貨屬於銷售行為，如果產品有瑕疵，作為銷售主體，有義務賠償消費者損失。（北京青年報2020年04月16日）
前段時間，我曾在中國組織人事報、大河網等媒體平臺，發表了《為幹部直播帶貨點贊》《幹部直播“帶貨”既要謀當下更要謀長遠》等文章，呼籲要讓更多的幹部走進直播間，為當地農產品代言，不斷推動助農直播實現可持續、常態化、高質量發展。現今看來，直播“帶貨”也不是沒有風險的，幹部還須謹慎而行。
所謂直播帶貨，是指通過一些互聯網平臺，使用直播技術進行近距離商品展示、諮詢答覆、導購的新型服務方式。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創業者、商家、品牌方自己開設直播間、推廣自家產品，這是店鋪銷售服務的一種延伸。另一種是職業主播在互聯網平臺開設直播間，通過專業知識或影響力積累粉絲，給粉絲推薦某種商品，並幫助解決售後問題。
幹部投身網絡直播不遺餘力“帶貨”，雖與以上兩種類型都不相同，也為當地帶來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但由於身份特殊、主責不同，加之網絡評價標準多元化、理解維度差異化等因素的存在，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必然會多。所以，如何合理控制直播帶貨行為所伴生的風險，應當是值得全體黨員幹部深思的問題。
其一，“功課”要做足。針對羅永浩帶貨，噹噹網創始人李國慶曾表示說：“不同的名人帶貨、做廣告，很難說不是在透支自己的信用，危險很大。你選的貨真的靠譜嗎？你真的研究懂你要帶的貨了嗎？這都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幹部雖非“名人”或“網紅”，但因在群眾心中具有一定的公信力，直播帶貨的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要求必須提前做好“功課”，確保所推薦產品的品質過硬，且要熟知後續的物流、冷鏈、倉儲等系統性的配套服務，以避免因誇大其詞、產品質量不過關、售後不給力等而引發“翻車”事件，從而導致輿論圍攻、產生糾紛。
其二，“底線”要守牢。權利和義務對等是基本的法理，享受了利益，就必須承擔相應義務。無論給幹部直播帶貨貼上什麼標籤、多麼值得推崇，但本質上仍屬商品推銷的範疇，也必然要受到法律法規約束。這就要求幹部既要熟知《廣告法》中對“廣告代言人”的基本定義，也要遵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法規。既不能盲目地給“三無產品”代言，也不能一拍腦袋決定在直播中為某家企業代言。尤其是對醫療、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等商品，要堅決做到不違規推薦、不提供證明或服務，以避免因違法違規而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
其三，“關係”要釐清。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幹部從事直播都屬於公職行為。市長做推介也好、縣長做代言也好，都是為了消化庫存、實現增收，擴大當地知名度、提升群眾獲得感。這就要求，當幹部走進直播間時，必須要有一個平常的心態，既不能把其當做讓自己出風頭的“秀場”，也不能因叫好聲而產生“投機取巧”的心理。特別是在受捧而成為“網紅”時，更應釐清利益關係，把網友送出的“禮物”、平臺產生的收益，及時上繳相關部門。以避免而公私不分而損毀“幹部”的形象，砸了“幹部”的招牌。
其四，“品牌”要樹強。幹部敢於走進網絡直播“帶貨”，敢於為家鄉產品“代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施政能力的自信，對本地產品品質的自信。但幹部的角色定位，決定了其不可能長期作為“主播”，天天去直播“帶貨”。這就要求，幹部還應把工作思路和主要精力，放在完善本地銷售鏈條、提升本土產品競爭力上多下功夫，在加強本土人才培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上多下功夫，以厚實的產業基礎、優質的產品質量，叫響自己的“品牌”。當然，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在加強網絡直播人才培養、創立特色直播團隊多下點功夫，用“品牌團隊”來推介“品牌產品”。以避免幹部“帶著公權參與市場經濟”、直播帶貨“影響公平競爭”等方面的尷尬。（李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