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當前，關於中美“脫鉤”“新冷戰”等說法受到廣泛討論。然而，儘管美國擺出了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的姿態，但中美不可能完全“脫鉤”，以美蘇對抗視角觀察中美關係存在時代侷限性，看待和應對中美關係變局需要開拓新思路。
近幾年，中美關係由深度相互依賴、合作大於競爭，到面臨“脫鉤”風險，不斷出現新的動向。特朗普上臺之後，在2017年正式出臺戰略報告，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次年開始打貿易戰，接著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疫情之下，美國不斷甩鍋中國，再加上香港國安法問題、驅逐記者及留學生、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南海軍演、對臺軍售等，中美關係面臨一系列新變化。
美國白宮今年5月發佈的對華戰略報告，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是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兩份重要文件。這兩份文件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即從過去40年的接觸和遏制、以接觸為主的政策轉向競爭和遏制政策。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專題演講，宣告尼克松1971年開始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的同時，表達了要對中國採取全面對抗的姿態。他的講話被廣泛理解為“新冷戰”的宣言。
中美關係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令世界秩序前景堪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8月18日舉行的“TIME100”會談上討論全球領導力時指出，美中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失調”，並警告說兩個大國之間不斷升級的緊張關係可能會把世界分裂成“兩個集團”“這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風險”。“休克療法之父”、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此前也警告稱，美國政府正在試圖發動的與中國之間的冷戰，將比新冠病毒帶給全球更大的擔憂。
然而，儘管中美關係出現新的變化，但還不是美蘇冷戰式對抗。中美和美蘇之間的確都有不同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且都具有超大版圖，但中國不搞陣營對抗，無意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碾壓美國，也沒有大搞意識形態輸出。美國意圖將中美關係拉向冷戰，在其一系列挑釁行為之下，中國如何應對、世界如何看待和回應中美關係變局就顯得十分關鍵。“新冷戰”敘事無疑預設並框定了中美關係演化方向，也容易使人以美蘇歷史為參考而先入為主地定性中美關係的現狀及未來。
與美蘇冷戰不同，經貿及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廣度是中美關係相互依賴、密切聯繫的重要體現 。建交40多年，經貿關係在穩定中美關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認為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如今，中美兩國經濟總量超過世界三分之一，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雙邊貿易額較建交之初增長了250多倍，達世界五分之一，雙向投資從幾乎為零攀升到近2400億美元，每年人員往來達500萬人次。中美合作帶來的互惠互利早已深入到兩國社會發展及民生福祉當中。據統計，中美經貿關係支撐美國260萬個就業崗位，兩國貿易平均每年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850美元的生活成本。美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累計已超過7萬家，年銷售額達7000億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的。即使在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絕大多數美國企業仍希望繼續留在中國，並且逆勢擴大對華投資。因此，儘管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緊張，經貿關係仍是調和中美關係的基礎性因素。
此外，比較美蘇冷戰時期和當前中美關係可以發現，國際環境變化下美國締結盟友與中國開展陣營式對抗的可能性很小。當今世界，各國的政治自主性意識已得到極大發展，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背景下，歐亞等地區國家在中美之間絕對性選邊站隊的可能性較小。德國《焦點》週刊8月17日也刊文稱，美國不斷強調的所謂“西方”其實並不存在，中西經濟已經牢牢捆綁在一起，“脫鉤”不會成功。而且，特朗普政府近年來接連退約退群、打壓盟友，大行單邊主義、孤立主義之道，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下降。而中國則通過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絲路基金、“一帶一路”倡議等與廣大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與眾多國家開放合作、互惠互利，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民眾的認可和支持。在此背景下，美國未必能如願形成遏制中國的同盟，與中國打“新冷戰”或許會受到孤立。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在“逢中必反”的論調下，特朗普政府大打“中國牌”也存在為選舉造勢意圖。中國應保持定力，在維護自身利益同時選擇性不“應戰”，不被美國帶著節奏走。一些政客及媒體抨擊中國政治體制、共產黨等的說辭對於不瞭解中國的民眾來說或許具有一定煽動性，但事實無可辯駁。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在中國進行了13年連續調研，他們的調查顯示，中國人民對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滿意度高達93%。近年來，不少國際機構的民調也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超過九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國留學人數已達近600萬，如今，我國每年上億人次出國旅遊，每年來華旅遊、會談、就業、學習等的外國人也達數千萬人次。同時，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越來越多的國際人士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中國有了更加正面而客觀的認知。
作為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最大的不確定性，中美關係何去何從，正考驗著中美兩國及國際社會的政治智慧。中國不僅要做最壞的打算，在對外關係中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應以軟實力、巧策略、誠態度爭取中美關係緩和、擴大朋友圈。例如，可進一步尋求中歐共識，拓展合作空間，建立與歐洲國家多邊多層級多領域合作，就打造中歐綠色夥伴及數字合作伙伴推進機制化建設；與韓國、日本及東盟國家等加強對話，推進亞洲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與日本新政府加強高層會談，儘快開啟中日雙邊投資協定升級談判，並在尋求日方支持下儘快啟動中國加入CPTPP談判；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與更多發展中國家建立友好聯結等。同時，中國也要在深化改革開放中創新敘事方式，為中外官方及民間各界友好交流創造條件，以進一步增進各方互信互知。
在全球性問題迭出的時代，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應是超越大國間地緣政治競爭的更高價值。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要創造性地設置議題，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公信力，在國際社會凝聚起更大的正向發展力量。
原文標題《王輝耀：中美關係需超越“新冷戰”論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