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藝術家失去歌頌對象,地下藝術家失去靶子,怎麼辦?

 撰文〡葉克飛

  

官方藝術家失去歌頌對象,地下藝術家失去靶子,怎麼辦?

  即使你再不喜歡俄羅斯這個國家,也很難否認它在藝術上的光輝。

  當然,這種光輝並非僅有你所熟知的那些傳統,也有前衛的一面。當年俄國曾是現代藝術的先鋒,甚至一度領先世界。但在前蘇聯時代,輝煌戛然而止,因為官方的指揮棒愈發嚴格,藝術家的創作必須符合“規範”,俄羅斯藝術陷入漫長的停滯期。

  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蘇聯地下藝術風行一時。在與克格勃捉迷藏的過程中,更是煥發出無盡的創意與活力,雖然這種活力意味著巨大的人身危險。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地下藝術得以公開化,並迅速成為一種席捲西方世界的風潮。但有趣的是,俄羅斯藝術反而因此遭遇危機。

  這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當藝術家們擁有創作自由時,為什麼還會遭遇危機呢?難道擁有創作自由比創作受限還要糟糕嗎?

  當然不是,但俄羅斯藝術家面對的局面非常複雜,對於那些原先的官方藝術家來說,他們長期生活在體制的庇護下,衣食無憂,只需歌功頌德。創作自由對於他們來說,反而變成了一種思維上的侷限:“我還能給誰歌功頌德呢?我只會這個呀!”

  對於那些地下藝術家來說,創作自由同樣讓他們困惑,因為長期以來,他們瞄準的靶子不見了,他們的話語同樣顯得過時。

  利哈喬夫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他認為無論是前蘇聯時代的官方藝術家還是地下藝術家,不管是為了政權服務,還是為真理直言,本質都曲解了“藝術”二字。或者說,藝術只是他們的工具。

  《俄羅斯千年藝術:從古羅斯至先鋒派》一書,是利哈喬夫給出的答案。他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尋找傳統,尋找古羅斯時代的印記,直至戛然而止的先鋒時代。

  

官方藝術家失去歌頌對象,地下藝術家失去靶子,怎麼辦?

  書名:《俄羅斯千年藝術:從古羅斯至先鋒派》

  作者:德米特里·利哈喬夫

  譯者:焦東建、 董茉莉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與《俄羅斯千年文化》一樣,利哈喬夫的敘事中不止有歷史,還有地理。“千年文化”繞不開聖彼得堡,“千年藝術”則繞不開諾夫哥羅德與索洛韋茨基群島。

  在書中,利哈喬夫闡釋了古羅斯風格體系中的中世紀象徵主義、語言與造型藝術,而這一切,都以諾夫哥羅德文化為根基。

  諾夫哥羅德是俄羅斯最古老的城市,建城於公元859年,被視為古羅斯的發源地。

  

  史載留裡克王朝的始祖、瓦良格人的領袖留裡克受諾夫哥羅德人之邀,帶領親兵來到該城,在那裡建立了羅斯的第一個王公政權。留裡克的繼承者奧列格征服基輔,並以基輔為首都,在第聶伯河谷成立了第一個東斯拉夫人的國家──羅斯王國,史稱“基輔羅斯”。988年開始,基輔羅斯從拜占庭帝國引入東正教,由此開始了拜占庭文化與斯拉夫文化的融合,奠定了俄羅斯未來千年的文化發展方向。

  在羅斯封建分裂時期,諾夫哥羅德是最重要的公國之一,以商業發達著稱,也壟斷了中世紀與漢薩同盟之間的貿易。1478年,諾夫哥羅德被莫斯科公國吞併。18世紀聖彼得堡崛起後,諾夫哥羅德也徹底衰落。

  如今在這座城市裡,仍然保留著俄羅斯現存最古老的建築——聖索菲亞大教堂,還有1862年落成的留裡克即位千年紀念碑。

  

官方藝術家失去歌頌對象,地下藝術家失去靶子,怎麼辦?

  歷史的留存,是俄羅斯藝術的見證。諾夫哥羅德的輝煌與輻射,在利哈喬夫看來理應影響今天。

  中國人並不熟悉的安德烈·盧布廖夫,其實在西方世界極為知名。1969年,描述其生平事蹟的電影獲得戛納電影節大獎。他之所以在書中佔據獨立兩章的篇幅,也是利哈喬夫的民族主義情結使然。

  盧布廖夫是莫斯科公國的聖像畫家,1408年為弗拉基米爾城聖母安息教堂繪製聖經題材的壁畫。他的《三聖像》色彩柔和,也是俄羅斯宗教繪畫中第一次出現抒情意味。

  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正是15世紀初莫斯科公國擊退韃靼入侵者,在政治上獲得統一的時代。正是因為民族情緒的高漲,帶動了莫斯科聖像畫的黃金時代。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俄羅斯文化史中的索洛韋茨基群島”一章。索洛韋茨基群島位於白海的奧涅加灣北部,當年曾是重要的貿易港口。因為沙皇經常到此巡視,所以興建了眾多供奉沙皇的聖堂。

  

官方藝術家失去歌頌對象,地下藝術家失去靶子,怎麼辦?

  這裡一直是海防重地,16和17世紀,俄國人在此先後抵禦了聖劍騎士團和瑞典的入侵。從16世紀到20世紀,這裡也一直是反對政治和宗教獨裁的避難所,各大修道院裡收藏了大量古老書籍和手稿,也因此被賦予了更重要的文化意義。

  對於利哈喬夫來說,書寫索洛韋茨基群島的歷史,註定別有滋味在心頭。十月革命後,群島上的修道院被封閉,並於1926年改建為“索洛韋茨基特別監獄”,也就是集中營,直至1939年才因移址而關閉。

  1928年,年輕的利哈喬夫因為對蘇聯簡化俄文字母表的改革持有異議,便被打入集中營。四年的慘痛經歷既讓他懂得專制之害,也讓他變得更加謹慎,獲釋後專注於文化研究。

  堪稱民族瑰寶的修道院變成集中營,自然是利哈喬夫的內心憾事。值得欣慰的是,1992年,索洛韋茨基群島的修道院恢復原有功能,並在同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此時的利哈喬夫,也終於到了可以講真話的年紀。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