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鵲祠正殿中的扁鵲切脈塑像。
中醫探索的是生命本身的奧秘，它通過一系列偏方，以及與儒家、道家理論的緊密結合，天人合一和陰陽五行觀念貫穿在傳統的中醫理論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體系。考察中醫的歷史，顯然“民間偏方”或者說民間流傳的醫學經驗，在中醫藥體系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從《山海經》到《神農本草經》：
民間“偏方”的歷史與現實
“他記得不少的草藥偏方，從地上挖巴挖巴就能治病，既省錢又省事。”——老舍《四世同堂》。
而今，越來越多的民間偏方正在失傳。
許多以前在農村耳熟能詳的中草藥現代人見都沒見過，掌握在老一輩人手中的簡單靈驗的偏方，因得不到合理利用和保護，加上後人不願意學習，時時都有失傳的危險。
偏方一般代代口授相傳，散落於民間。1985 年，濟南市有關部門曾組織過一二次大規模的挖掘秘方活動並蒐集到上千個秘方，經歷五年的整理後分類投送到各家醫院應用。
考察中醫的歷史，顯然“民間偏方”或者說民間流傳的醫學經驗，在中醫藥體系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戰國時成書的《山海經》，記載了一百多味動物、植物及礦物藥物。但是對藥物功效的記載很簡單，比如：“萆荔……食之已心痛”，“文莖……可以已聾”，“ 沙棠……食之使人不溺”。
這種記載藥物功效的方式，類似民間偏方口口相傳的形式，口頭傳播的經驗有幾個特點：疾病的特徵很明顯，不需要專業知識就可以診斷，只要生活經驗稍微豐富一點的人就可以掌握。另一特點是一味藥對應一種病，如“螃蟹殼”治“魚休子”。
民間偏方在傳播時，往往根據最明顯的症狀用藥，很少區分疾病的類型。如“牙痛用花椒”，這個民間經驗傳播時不可能區分是牙齦痛、牙根痛還是齲齒痛，再如對於“杜仲治腰痛”，民間流傳的經驗不可能區別是腰椎的問題還是腰肌的問題。
《神農本草經》是中國現存的最早本草專著，從中可以看到很多原始民間醫學經驗的痕跡。從漢代到清代近2000年間，平均每400年本草書籍記載的藥物就要翻一番，而新增加的藥物首次出現在醫書中時，對其功效的記載都十分簡單，大多保留著非常濃厚的民間經驗色彩，“金銀花”首次在《新修本草》中出現時，書中對其主治功效的記載僅“主寒熱身腫”五字。
這說明古代本草書籍對藥物功效的最初認識，大多來自流傳於民間的較為粗糙的醫學經驗，而這些民間醫學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是先民們長期與疾病鬥爭過程中，經歷了大範圍的“試錯”之後才發現的。
“中醫五聖”的最高境界：
“高下不相慕，既修身也防病”
數千年前，閃亮的星辰佈滿天幕，植物繁茂，山林深幽，飛禽走獸與人類共聚共存，古人面對大自然的寒暑交替、人的生老病死、萬物的生長衰亡，寄望著能夠從天地運行中找到人類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
中醫認為，木、火、土、金、水是構成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物質形態。五行學說中的“行”字是說這五種物質形態是相互變化的、相互影響的。這種變化和影響就是相生和相剋。
中醫講究順應自然、執簡馭繁、由外揣內、恆變不居、機圓則活、僵固則死、伏其所因。《黃帝內經》讓人們淡化地位觀、名利觀，要人們“高下不相慕”，先哲老子更讓人守天真、節嗜慾、淡名利、薄滋味。這些既是修身也是防病。
僅就病因認知而言，中醫不能不說是對生命奧秘探索的一種睿智。
中醫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800年的神農時代。《史記綱鑑》記載：“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
歷史上的中醫五聖，按照史書記載，華佗、扁鵲醫術高，但非常遺憾沒有著作傳世。扁鵲是醫方祖師，以診脈聞名，並創立了切脈診斷法。
張仲景毫無疑問是醫聖，其辨證和方藥源於伊尹的湯液經，但針灸水平差了許多，否則傷寒論會更有看頭。孫思邈是中醫史上唯一一個同時精通中藥與針灸的醫師，可惜晚生於仲景所以稱不了醫聖，但他的《千金方》是方劑史上的經典，而且他的醫術沒有背離正統中醫。
相比之下，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受人關注更多是因為外行人的以訛傳訛，這本書部頭雖大但很多地方背離了中醫的本意，容易誤導人入岔路。
中西醫的最大區別是，中醫是個體性治療，同樣的病，按照不同的症，也要開出不同的藥方。西醫更像工廠化的治療方式，一種病，相對應的都是某種藥。
以感冒為例。《黃帝內經》說，賊風避之有時，開篇就講要避，要恬淡虛無。張仲景把人體的防衛層次劃分為六大系統。來侵的寒邪在第一道防線用辛溫發散的藥治療，出汗可能就好了。沒好也不要緊，後面還有5道防線，治療也各不相同。
到了民國年間，上海的醫生已經全部用熱病理論來治療感冒了，四川的名醫祝味菊到了上海，發現已經沒人講傷寒，所以大青葉、板藍根等寒性藥都很流行。
文/蘇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