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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印記——文化問題的哲學斷想》作者：徐圻
出版社：孔學堂書局
融匯貫通的視角、主體實踐的指向 ——讀徐圻先生新著《思想的印跡——文化問題的哲學斷想》
文／丁為祥
近幾年，隨著信息、數據時代的來臨以及微信的普及，人們的精神似乎進入到一個分裂的時代：數十年的同學，因幾個不同的帖子，就退群了；從小一塊長大的發小，也因為不同的觀點，居然不來往了。由此看來，現在人們確實進入到一個價值分裂的時代。但在這種分裂現象的背後，人們的精神也在走向新的整合，而這種整合，恰恰又是通過哲學與文化學者長時間的咀嚼、深思實現的。徐圻先生《思想的印跡——文化問題的哲學斷想》（孔學堂書局，2019年9月出版）一書就充分體現了中西方在文化、哲學方面的這一特點。
徐圻先生曾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七七級）大學生，專攻西方哲學；留校任教後又長期擔任西方哲學與科技哲學的講授。按照當時人們的看法，這就屬於專門研究西方文化的專業。但稍微翻閱徐圻先生的著作，諸如《仰望與關切》《思者的求索》《思在途中》《在中西方之間》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抉擇》等，就會發現徐先生又明確站在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立場上，並且也是明確代中國文化立言的。那麼，這樣一種巨大的反差，徐先生究竟是如何走過的呢？其《思想的印跡——文化問題的哲學斷想》一書大體上可以為人們展示徐圻在這方面的精神履歷。
丁為祥教授
在該書的《自序》中，徐圻自我概述說：“近幾年，我在閱讀中、討論中、閒聊中、聆聽中、講授中、旅行中、休息中，腦子裡經常冒出來一些感悟、靈機、想法、思緒等等。我有意無意地用紙筆、手機或錄音將它們粗略地記下來，有時間就梳理、深化、拓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段一段、一篇一篇的文字。”這就是說，該書雖不是作者關於某一觀點的專論，但卻屬於關於某一問題長期思考的結論；不過這種結論又不是以系統的理論論證形式所表現出來的專著，而是以“感悟”或“想法”的方式所表現出來的思考，這可能就是作者所謂思想“印跡”之指謂吧。而從該書的具體內容來看，則又涉及“文化自信”“文化感悟”“文化比較”“文化哲韻”“文化貴州”等方面，可以說是全然圍繞文化問題所展開的“斷想”。這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作者以西方哲學的知識背景又是如何討論中國文化的問題呢？因而，這就涉及該書從基本立場到核心觀點的幾個基本特徵。
在該書中，我們首先能夠看到作者一種融匯的視角，而這種視角又首先表現在其對中國近代史的深入反省中。比如作者指出：“從19世紀中葉起，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開始動搖，中國人固有的文化自信迅速瓦解。於是，文化的‘認同’問題，文化的‘抗爭’問題，文化的‘突圍’問題，顯得越來越急迫，也越來越痛苦。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國家、社會的進步在器物層面大步流星，而觀念層面的進步及文化的復興卻步履蹣跚。”當作者這樣反省中國的近代史時，就非常明確地凸顯出文化復興的重大意義；而民族的振興、文化的定位，也就首先集中在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之標識的中國傳統文化上，所以作者又說：“中華傳統美德蘊含著的豐富思想與道德資源，在21世紀的今天仍具有鮮活而強大的現實資源。”不過，這種振興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張，“一方面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另一方面，要積極吸取、整合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特別是那些在市場經濟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正確合理、行之有效的文化理念。”這樣看來，如果說作者通過總結近代民族振興的歷史經驗從而集中於文化振興事業，那麼這種文化振興的方向則是建立在融匯中西文化的基礎上的。自然，這不僅體現著作者對西方哲學的鑽研，同時也凝聚著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
其次，既然作者將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集中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振興，那麼如何貫徹這一精神、推行這一舉措，則又充分表現著作者貫通古今的智慧。不過這種貫通，並不是知識性的貫通，而主要是精神性、智慧性的貫通。比如作者一開篇便明確斷言：“一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精神的支撐；一個民族的進步，離不開文明的成長。”對於這樣的斷言，我們自然無法否認其正確性，因為這樣的斷言實際上是包含著對中國40年改革開放經驗之歷史性總結的。那麼，對於存在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文化來說，其文化究竟應當如何自我定位呢？作者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最穩定、最深刻、最恆久的精神價值，構成了人們得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方式來生存、發展、傳承、繁衍的文化基因。”這就是說，中國人的生存智慧以及建立在此生存智慧基礎上的人倫文明，就是我們民族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也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基礎。這就如同一個人，當他能夠對別人的言行舉止寬容厚待，當他並不認為應該時時處處都把自己與他人加以區別的時候，他就是一個有自信、有定力的人；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很明顯，看到這一陳述，我們也完全可以得出但丁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這說明，作者的文化自信不僅建立在五千年文明史的基礎上，也建立在其自我的日常生活中。
在這一基礎上，作者又論及對傳統文化的幾種不同態度。作為恢復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作者明確斷言：“以革命的方式來實現文化的根本性變革註定是不能成功的，”這自然包含著對那個特殊年代及其沉重教訓之歷史總結的意味。接著，作者又從幾個方面分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諸如“與時俱進是先進文化的根本風格”“開放包容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品格”以及“人文精神與人類關懷”是中華文化的精神指向等等。最重要的一點在於，雖然作者處處申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但始終不脫離改革開放的根本方向。自然，這也包含著作者對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及其歷史進步的總結意味。比如作者明確指出：
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仍然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這是一種不可迴避，也不應當迴避的客觀現實。憤世嫉俗沒有用處，精神自慰也解決不了問題，變相的“中體西用”也不是辦法，閉關鎖國更是死路一條。唯一可能的是直面西方文化，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和交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把它與外來文化中的積極要素有機結合，形成“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華文化的新形態。
很明顯，這既是一種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向，同時也是重塑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向。
作者之所以將“直面西方文化，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和交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方向，關鍵在於作者始終堅持著一種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精神。正是這種主體性精神，才使其能夠直面西方文化，並將“堅持對外開放和交流”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前提；也正是這種主體性精神，才使作者始終能夠堅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方向。所以，這構成該書的後三個部分，即從“文化哲韻”“文化稗史”到“文化貴州”，都是明確就現實人生立論或指向現實人生與現實生活的。實際上，即從該書第一部分中的“文化自信”“中國特色”，包括“底線思維”以及“心學與心態”，其實都是從現實人生角度立論的；而在“文化感悟”部分對“雅”與“俗”的再三衡論，更是直接關涉現實生活的。而在“文化比較”部分，無論是對“佛教東進”的歷史勾陳還是對“西風東漸”的當下咀嚼，也都關涉到現實生活中我們如何面對外來文化的問題。不過，如果說前三個部分是立足於哲學認知的立場對現實生活的分析，那麼到了後三個部分，則是從對現實生活的咀嚼出發，認真品味其中的哲學韻味，所以不僅有“破除思維定勢”“語言能夠制約思想”以及“怎樣判斷對與錯”之類的思考，而且還有“追求生命的超越價值”“善待我們的生命”以及“生命無類、眾生平等”之類的思考。這說明，作者不僅要將哲學融進現實的人生，而且還要從現實的人生中發掘哲學的蘊含與意義。
所以，在該書的第五編——“文化稗史”中，作者就從自己的哲學視角出發對中國的歷史進行了一種新的解讀，其中包括“生育改變歷史”“偏好改變歷史”“婚姻改變歷史”“禮儀改變歷史”“疾病改變歷史”以及“氣候”“植物”等因素“改變歷史”，實際上，所有這些“改變歷史”，都是指某種因素在歷史的特定時刻對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在這方面，作者力圖突破關於歷史進程中的必然性與命定論說教，從而突出人作為社會主體之自我抉擇的力量，當然也凸顯了作者推進歷史、推進改革開放的人文情懷。而這種情懷，又與儒家“人能弘道”的精神是根本一致的。
在全書的最後一編——“文化貴州”中，作者充分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桑梓情懷。雖然作者祖籍山東，但貴州、貴陽卻是作者的生養之地，所以，當全書歸結於“文化貴州”時，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作者的桑梓情懷，而且可以看到其職責所在以及作為其文化“斷想”的實踐指向。因為作者不僅揭示了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精神的貴州表現，而且還希望將其落實到作為陽明心學之核心命題的“知行合一之教”中；而“知行合一”的真正產地，恰恰就是王陽明當年的貶謫地——貴州修文。這樣一來，從中華民族精神傳統的“天人合一”追求到體現其精神落實的“知行合一之教”，也就明確地表達了作者對“天人合一”精神的實踐落實與實踐推進指向。這一點，既是作者文化“斷想”的理論歸宗，同時也代表著貴州地方文化建設的一種實踐起步。
本文來源：《孔學堂》（中英雙語）2019年第4期。丁為祥，陝西師範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陝西 西安 710119）。
－新書作者－
徐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執行主席、貴州省哲學學會會長，教授，雲南大學中國近現代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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