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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圖景往往不是單線、單一畫面、非黑即白、整齊劃一的。採用不同類型的史料、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我們會看到歷史真相的不同層面。
一個篡位者該如何為自己的政權與行為添加一定的正當性？滿天神佛如何為凡世帝國的政治圖謀掛上最神聖的遮羞布？
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550)五月,東魏權臣高洋迫使孝靜帝禪位,建立北齊政權。高洋就是後來的文宣帝。文宣帝高洋在正史如《北齊書》、《北史》中常常被描述為性情乖戾的暴君,但是在法琳、道宣等佛教史學家筆下,卻是護持佛法的明主。
在建立新王朝之後不久,高洋就通過布發掩泥接受了菩薩戒。這其中除了個人信仰的原因之外,政治的考量非常明顯。通過借重佛教意識形態,高洋宣示了自己的轉輪王身份,增強了自己受禪的正當性。高洋的這一行為,離不開南北朝後期以來佛教獲得空前發展的大背景。
“自東晉以來,佛寺與僧尼數迅速增長,南朝以梁,北朝以北魏末到北齊時為頂點。”佛教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層面都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這段時間佛教能夠在政治世界(包括政治理念與政治實踐)裡扮演重要角色的歷史背景。
南北朝後期佛教高僧們在國家政治中極為活躍,不但對王權進行理論包裝,甚至赤膊上陣,參與國家管理與政治鬥爭。在孝武帝西奔宇文泰時,為其揹負玉璽,持千牛刀隨行護衛的是沙門都惠臻,而替高歡奉表關中請孝武帝返回的是僧人道榮。
管理佛教僧尼的機構昭玄寺一再擴充規模,到文宣帝時達到鼎盛,同時設置十位昭玄統管理200餘萬僧伽。高洋以法上為大統,其他為通統。從北魏昭玄寺一統一都(維那)或一統若干都,到東魏昭玄寺三位或三位以上沙門統並立,再到北齊時昭玄十統俱興,顯示了僧官員額擴大的趨勢。
高齊政權的建立,與佛教關係密切。研究政治史的學者往往注意到佛教僧團對高齊政治集團的支持,以及高齊延續魏晉南北朝佛教熱衷參與政治的傳統。比如北魏末年佛教僧侶製造“佛圖入海”、“東海出天子”等謠讖,附會王朝起伏盛衰,宣揚高齊取代北魏建國。
當佛教在政治修辭、國家儀式、王權理念等層面都佔據相當顯著的地位時,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無疑會打上深刻的宗教色彩———這既符合中古政治世界的宏觀思想語境,也是中古歷史不可忽略的脈絡。
就佛教對中古君主觀的影響而言,轉輪王的理念———雖然有不同樣式的變形和不同經典與理念的背景———始終是最核心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傳統君主觀念主要植根於天人感應、陰陽五行思想,強調統治者“順乎天而應乎人”。統治人民的是“天子”,天子接受“天命”統治人民,而“天命”可以通過堯舜禪讓或者湯武革命的方式轉移。
中古時期,在沒有現代政治學說可以憑藉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災異”、“天命”等是主要的政治語言;而“龍圖”、“鳳紀”、“景雲”、“河清”等,則是主要的政治符號。佛教的傳入,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為世俗君主們提供了將統治神聖化的新理論,也為君主權力在世俗和神聖兩界的擴張提供了條件,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加上了“轉輪王”的內容,形成了可以稱之為“雙重天命”的政治論述。
而佛教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對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都有其自身信仰和思想背景。比如說,轉輪王是理想的君主、統一君主(UniversalRuler)、佛陀的世俗對應者、護持佛法的君主,他的合法性來自功德的集聚而不是天命的賦予,等等。
北齊文宣帝高洋視高僧法上為佛,模擬燃燈佛授記的場面,布發於地,讓法上踩之,通過這樣的儀式,塑造自己佛教轉輪王的身份,從信仰和政治的雙重維度加強統治的神聖性。燃燈佛授記在佛教信仰體系中居於極為特殊的地位,帶有確的宗教和政治意涵。
其發源於犍陀羅地區,在印度本土罕見,卻在中國中古政治和信仰世界裡成為一個重要的信仰主題和政治理念。這一方面說明中古政治文化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文明具有世界主義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也是中國文明能夠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致讀者：
學史並不能有助於幫助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更好的待遇，因為我們知曉的一切不過是人類安然逝去的過去而已，現我們並不能知曉如何獲得現世的安穩以及未來無限的可能。
只有當我們知曉過去曾經犯下的錯誤，我們才能在茫茫無垠的時間與世界中找到我們的道路，學史之目的不在於創造未來，而是避免過去。
這也是我準備為大家帶來的，一群歷史的觀察者對於那些人類歷史中最偉大、最黑暗時刻的觀察理解，我會為您帶來時代最前沿的新觀點，歡迎訂閱、轉發，愛你們。
兩日更，敬請期待
——EBKU書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