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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三决。《元史·河渠志》载：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
黄河水患持续已逾千年，是封建王朝灾害领域的痼疾，素以难治闻名。至正四年的黄河泛滥不过是黄河水患史上平平无奇的几次决堤罢了，河渠志中对于天下生灵遭受水灾的寥寥几笔描述，也仅是“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的陈词滥调。对于大元帝国而言，“妨国计甚重”却似乎已经预示了它不堪重负后的衰亡命运。至正四年的黄河水患，多为史家认定是埋葬元帝国坟墓的引子，“朝廷闻之，遣使体量，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为水患困扰的元帝国统治者谋求消弥之策，历经七年波折，至正十一年，令贾鲁治河，水患缓解，元却自此步入亡国之路。
元代贾鲁像
帝国河患困局——灾害频发却根治艰难
一部黄河史，半部灾害史。黄河河患及其治理贯穿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乃至于疫情严峻的今时今日，黄河水患依然紧随疫情之后成为迄今为止的年度第二大灾。元代自然也不例外，著名历史学家邹逸麟先生曾在《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一文中对元代黄河河患进行统计：自1272年元建国伊始至1363年结束统治，黄河决溢多达近70次，几乎年年决口溢水。由于史料缺乏，这仅仅是邹老先生基于元史与其他补充材料对黄河河患做的不完全统计，实际上元代黄河河患严重程度更甚于此。
而元代黄河还有两点特殊之处：南宋初黄河南决，夺淮泗入海，此后河道不断南移，开明清黄河多由涡、颍入淮先声，河患因此波及淮北平原；金代后黄河下游无固定河道、分支繁多变迁紊乱。因此元代黄河下游水利情况极其复杂，想要根治河患极其困难。
作为深受水患荼毒的元代黄河下游沿岸官民更是对此深有体会，自世祖建元至贾鲁治河前，几乎历代均有官员进言黄河之害，其中元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司的上言颇能说明当时黄河水患治理之艰难：
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庐坏禾稼，百姓已罹其毒......大抵黄河伏槽之时，水势似缓，观之不足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东，土性疏薄，兼带沙滷，又失导泄之方，崩溃决溢，可翅足而待。
近岁亳、颍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远虑，失于规画，使陂泺悉为陆地......即今水势趋下，有复钜野、梁山之意，盖河性迁徙无常，苟不为远计预防，不出数年，曹、濮、济、郓蒙害必矣。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这正印证了邹逸麟老先生所考证元代黄河下游无固定河道、变迁频繁的事实，想要治理河患必然要下决心费巨力做大工程。而除此外，选取良臣能工亦非易事，他接着进言道：
徒尔今之所谓治水者，徒尔议论纷纭，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为今之计，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监，妙选廉干、深知水利之人，专职其任，量存员数，频为巡视，谨其防护，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
可见不仅治水之臣难选，当时在黄泛区治理只能依靠当地行政官员，若是地方官吏清廉爱民，尚可勤恳巡视防灾，但更多的是尸位素餐之徒，即使勤政爱民的官吏也无非是在自家辖区严加防范，洪水泛滥之时难免被殃及池鱼。缺乏统一专业治理黄河河患的衙门官员，水情复杂，缺乏治河良臣，行动缺乏协调、一些统治者不够重视支持，都成为治理黄河的阻碍。
治河之争：河必当治
（1）
至正治水——迫在眉睫时间拨回至正四年，黄河一年三决，水灾汹汹，元顺帝再次急诏群臣讨论治河方略。皇帝对水灾高度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君王的事业雄心与上位者对治下子民的悲悯，也有怀着对灾害激化矛盾威胁稳定的隐忧，不过更为直接的应该是洪水“将坏两漕司盐场”、钱袋子面临天灾威胁带来的财政危机。洪水阻隔南北，要保住沿海盐场的巨大经济利益、得到南北漕运源源不断的财赋输入，从长久计，黄河威胁不得不除。
元代黄河下游流域的重要漕运段
（2）河患治否——廷议之争
天灾无情人有情，豫淮大地饿殍遍野，百姓流离，任谁看了都会心生不忍，即使撇开人道主义的考量，汹汹饥民很有可能对帝国统治造成武力冲击。赈济灾民、根治水患应该是帝国统治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廷议时群臣对于赈灾自然是异口同声，然而对治河却争论不休，他们的前朝前辈们对于水患的危害认识并不是不够深刻，可为何却从没人下决心治理过呢？
治理黄河可不是轻松差事，需要经年累月实地勘测考量，熟知黄河水情，又苦又累，更需要真正的技术，这种官吏的选拔困难之极。不仅如此，治理河患或堵或疏，必然耗费巨额钱粮物力，于公国家财政负担重这些姑且不提，于私而言，治理成功了自然是功在千秋，但失败可能性更高，自古以来治水失败丢掉性命者比比皆是，自己的这颗头有什么特别的呢？
黄河下游部分受灾水域
按照旧例，逢灾年不过是皇帝下诏罪己、调拨钱粮赈灾、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最后到灾民手中的不过是麸糠野菜充饥，但顺民们有条活路就好，皇帝认为自己护佑了子民，官员们从中捞的盆满钵满，灾民们虽说吃糠咽菜，总算是保住了性命，似乎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为何要去耗费巨额钱粮治理黄河呢？因此治理黄河阻力颇大。
而朝廷中力主治河者漕运使贾鲁据理力争：“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廷议不能决断。此等大事自然不宜轻易下结论，因此顺帝、脱脱令成遵与秃鲁实地考量，两人“行数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测岸以究水势之浅深，遍阅史籍，博采舆论，以谓河之故道，不可得复，其议有八”。具体哪八议已难以考证，但史料确有另外记载：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或许成遵并非治水能臣，但却是忠心帝国的优秀政治家，他看到的是天灾年景帝国内部腐败府库空虚社会矛盾已经严重激化的实情与大兴土木聚众甚多的统治隐患。但贾鲁“言河必治”，脱脱亦豪言“
然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最终廷议决定开始治理黄患。疏塞并举，贾鲁河成
极力主张治理黄河的贾鲁也并非泛泛之辈，早在至正四年水灾后，贾鲁便于山东道寻访水情，是一位处于水灾前线的实干技术官员，经历数年积累后绘制出详细的黄河水道图，提出两大治水方略：一为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二为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因此七年后，贾鲁主管治河事宜实施的乃是第二策疏塞并举辅助修筑堤坝，希望毕全功于一役。“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扫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短短七月工期背后，除了近二十万军民的辛苦劳动外，与贾鲁数年的勘测准备密不可分。那么贾鲁又是如何疏塞并举治理黄河水患的呢？《元史·河渠志》详细记载了之中奥妙：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但实施起来却也大费一番周章。
1、疏浚故道
贾鲁河正河工程部分示意图
疏浚河道的工程长达280里154步，先疏导自白茅开始的长182里河道，而后在黄陵冈与南白茅间开辟生地十里，截弯取直，开辟的生地河道口宽180步，深二丈二尺，其他地段宽百步，根据地势深浅不等。在南白茅与刘庄村间又开辟十里接故道，宽八十步，深九尺。刘庄至专固间102里280步河道，宽六十步，深五尺。专固至黄固，开辟生地八里，河面宽百步，底宽九十步，深一丈五尺。黄固至哈只口间十一里八十步，河道宽六十步，深五尺。凹里开辟减水河九十八里154步。而后连接至张赞店经杨青村接入故道。整个疏浚工程浩大，但对黄河水起到了有效分洪排水遏制水势的作用。
2、修筑堤防、固塞缺口
贾鲁针对旧堤坝易溃的问题，专固缺口，修堤坝三重。以疏浚工程中凹里减水河的南岸豁口为例，补筑堤坝20里317步，面宽25步，底宽33步。而后修建西堤，还以土牛、草苇等巩固减弱水流对堤坝的冲刷。而后修筑第二重、第三重正堤加固，新旧堤坝相接，并辅以草木土石加固，水患溃堤风险大减。贾鲁在白茅口、砀山县间修筑提防244里145步，哈只口至徐州间补缺口107处，将黄河下游一遇洪水泛滥便肆意横流的险况大大改善。
凿船堵缺
而后又在口门处设立拦截河流的堤坝，进一步迟滞水势。由于初期口门三坝设计短，导致约水不足，曾遭遇洪峰险情，贾鲁当机立断凿沉27艘大船堵塞缺口，成为治黄史上的壮举。
3、贾鲁河成
贾鲁在治理河患上不可谓不殚精竭虑，欧阳玄盛赞“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畏讥评”，他不仅勤勤恳恳身体力行，还广泛搜罗传统水利事业发达的西夏人、黄泛区的汉人民工治河，用心良苦，集众人之力，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黄河水利向前推进。为纪念其功绩，贾鲁治河工程竣工后，人们将其所治河段命名为贾鲁河，贾鲁河流经现今中牟、开封、过扶沟等地后最终汇入颍河。自竣工起，直至明代中后期，贾鲁河仍是黄河下游重要支流。
现在技术复原贾鲁河流域图
贾鲁对黄河水患的治理得到时人认可，不仅大大缓解了黄河下游的水灾，更促进了南北航运、便利了沿岸百姓灌溉交通，山东、河北盐场的威胁也得以解除。他的治河经验直至万历年间名臣潘季驯仍在借鉴沿用。清人还曾夸道“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
平冤之问：治水利国利民，何故加亡国之罪？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斤万千。”陶宗仪《南村缀耕录》中抄录的一首时人小令让我们看到贾鲁身上存在的争议，开河变钞是元末政府推行的两件大事，变钞在此不再赘言，而开河即为贾鲁治理黄河之事。本是治河功臣的贾鲁因治河工程被坐以“亡元之罪”。那么亡元之罪的黑锅究竟该不该贾鲁来背？“开河”被部分人视为元亡根源之一究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1）认为开河是元亡祸源的理由是什么？
开河与元亡之间是否有关联？认为贾鲁治河是元亡国祸源的依据无非有二。其一认为开河治水耗费国力，元末府库空虚，国家疲弱，开河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农民起义的祸乱之源；其二治河民工或参加了农民起义或与红巾起义关系密切。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元代红巾起义图
（2）据理驳斥：亡国之罪并非治河
首先，贾鲁治河之举虽然动用近二十万军民，但由于贾鲁本身已经对黄河水患有过充分了解，指挥方略得当，因此整个治理河患的工程耗时7月便顺利完工。虽然耗费了国家钱财，但工程迅速完工，黄河水患在当时得到了有效遏制，贾鲁因此得以加官进爵。说明整个治水过程是比较顺利的，而且国家财政应当是支撑了整个工程开支的，如果存在开河劳民伤财激化矛盾导致河工暴动起义的情况，那工程断然是无法顺利进行的，更不会给这位治河功臣加官进爵了。
而在贾鲁治河期间，流传“莫道石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不过是起义者刘福通为举事借以制造舆论的工具罢了，贾鲁于四月动工，刘福通于五月起义，并曾派人至民工中游说，但显而易见的是刘福通起义并未影响到治河工程的进展，显然治河工程是受到支持的，而且民工也并未大规模加入起义，可以说治河不恤民力激化矛盾引发民工起义的观点是没有可靠依据的。
其次，贾鲁治水不仅是统治者稳定统治的需要，更符合了黄河下游饱受水灾折磨的人民心愿。参与治水工程的十余万民工也大多来自受灾区域，在治理河患期间，曾有史料记载“众皆感激赴工”。虽然存在贪官污吏克扣盘剥，但并未出现暴动现象的记载。
元末农民起义具体分布图
最后还有一条史料佐证，《庚申外史》记载，芝麻李、赵均用起义，“于是年八月十日佯为挑河夫仓皇投徐州城”，若当时存在河工起义，芝麻李断然不会以河工之名行诈城之事。
种种迹象表明，贾鲁治河进展顺利，且应当是得到了人民支持的，而治水河工不仅未暴动起事，甚至也未因此耽误工期。将治河作为元亡祸源恐不妥当。
（3）农民起义原因为何？
元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根源无他：政府腐败无能。贪官污吏压榨百姓，赈济灾民的钱粮都被层层盘剥，底层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不仅如此，一些不当的政令如变钞，本意为解决经济困难，然而由于方法失当，对经济规律并不了解仓促实施，事情办砸更加剧了危机。
贪官庸官误国，想挽救大厦将倾的能臣又频频举措失当，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因此才会酿成天下大乱的困局。而贾鲁治河是为消除水患、国家、人民都是较为支持的，何以让治河背负耗费财力亡国之罪呢？
于国功过不论，于民利在千秋
对于贾鲁治理黄河水患劳民伤财是元亡原因之一的观点应当再加斟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元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农民起义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河患治与不治，元帝国都已经不可挽回的走向深渊。而面对迫在眉睫的灾情，治水虽然短期内耗费巨资，但它一方面符合民心，一方面疏通漕运打通了经济动脉，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财政困难。我们已经论证，贾鲁治河，国家财政虽然困难，但依然顺利完工未受到起义影响；治河河工也并未与起义有较大关联，并未武力暴动动摇元朝根基，甚至是支持贾鲁治河的。
现今贾鲁河郑州段：治水造福千秋
而且农民起义的矛头是统治者的剥削，将之与治河联系作为根源之一着实是较为牵强。若论贾鲁治河是否进一步消耗了国力加速元朝衰亡，众家之言莫衷一是。我想贾鲁治河于元帝国是功是过姑且不论，但治河之后，黄河下游的水灾得到有效遏制，直至明代贾鲁治河成果都在为当时人肯定借鉴，可见治河工程应是改善了黄河下游水况、造福百姓长达百年之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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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元史》
2.《庚申外史》
3.《黄河史论丛》
4.《至正河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