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诗织之所以醒来，是因为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她被性侵了。
陌生的酒店房间被灯光照得通明，架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朝向自己，她被拍了。
即使大喊好痛，连声哀求，对方却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
面对浑身淤痕，伤口处还渗着血的伊藤诗织，男人仍旧开着玩笑：
“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我们一起去洗澡吧。”
“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怪可爱呢。”
男人叫山口敬之，如此嚣张，是因为站在政治权力的中心。
他是日本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为其写过两部自传。
而伊藤诗织是日本第一位公开姓名和长相控诉性侵的女性。
她是一名记者，游历过约六十个国家，报道过哥伦比亚的游击战，探访过秘鲁的热带丛林，从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却在自认为最安全的母国日本被彻底击垮。
最初的迷茫和挣扎之后，她决定勇敢发声，向整个社会揭露最阴暗、最隐蔽的犯罪——性暴力。
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01 “她就是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啊”
在伊藤诗织的心中，山口敬之曾是自己敬重的人，不可能转眼间就变成罪犯。
可山口敬之的行为，以及身体和心灵日复一日过不去的创痛，无时无刻提醒着她，“这就是犯罪。”
据统计，几乎90%的性侵来自熟人，而他们普遍需要面对这样的内心挣扎：残忍的罪行却来自于亲近的人，这摧毁了他们对于他人的信任和安全感。
5天的挣扎后，伊藤诗织面对自己被性侵的事实，决定报警。
然而，当她走进警局，得到的回复是：“这种事情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
太常见了！
以至于警方也认为这不是多大事，反而劝受害者忘记最好。
不仅如此，伊藤诗织的父亲也对她说：“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这样活着，大概伤害最少。”
那时，日本强奸罪已有110年未曾修订，判刑仅仅3年，还没有盗窃罪重。
而调查开始后，更是接连不断的二次伤害。
伊藤诗织询问是否能找一位女警官来后，泣不成声地叙述了两个小时。
呼吸困难，气喘发作，脑袋缺氧，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
最后，女警官说：“抱歉，我隶属于交通课，我去叫刑事课的男同事。”
而往后的日子，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向警官巨细无遗地叙述这可怕的回忆。
最让伊藤诗织无法忘记的是，取证调查的过程中，自己必须重现性侵的经过。
她必须躺在垫子上，两三个男警官拿来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放在她的身上，要求她用人偶重现那场噩梦。
即使跨越重重难关，揭开血淋淋的伤疤，她们还要面临一堵难以迈过的高墙——自愿的高墙。
极端一点地说，只要强奸犯坚称“我没注意到对方不情愿”，从法律角度恐怕就会认为，性行为得到了受害人的允许。
如同山口敬之大大方方出现在荧幕中，谈到：“酒一放到她面前，她就立马喝光。”
（事实是山口敬之在酒中下药，导致伊藤诗织失去意识。）
似乎喝酒就能证明对方是“自愿的”一般，而现实中我们关于“性同意”的观念正是如此落后。
日本NHK电视台做过一项调查，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愿意发生性行为，结果是:
实际上，哪一项都不代表性行为的许可，女性说“不”的意思，就是“不”！
可笑的是，落后观念的影响无处不在。
比如警方调查时，令人困惑的问题：
“你是处女吗？”
“喜欢的男生类型是什么样的？”
“过去的恋爱经历是怎么样的？”
比如面对大众时，涌来的质疑和谩骂。
“她就是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啊。”
“贱人，她一定是妓女，为了上位到处和别人睡觉。”
“这个女人是疯子，全是妄想，不过是为了攻击安倍政权的伎俩罢了。”
再比如一位政府的女官员，谈及此事：
“伊藤诗织作为一名女性有很明显的问题，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我认为山口敬之才是受到更大伤害的一方。”
然而，让人倍感悲哀的是，当这位女官员被问到是否遭遇过性骚扰。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当然，很多次，一个成年女性注定会经历这些。”
但，这也正是伊藤诗织决定反抗的根源。
02 “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伊藤诗织坦言，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想过很多次死亡。
一直以来，身为记者的她，坚守着这样的行动方针：
追踪谜题，追究事实。
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
然而，那些孱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他们无法抵达世人的耳中。
对巨大的声音，保持质疑；对细小的声音，侧耳倾听，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
孤独而漫长的迷茫、犹疑与挣扎后，她意识到，唯有说出真相，自己才可能继续活下去，她别无选择。
踏上战场，揭开黑箱，无数谩骂的另一面，是一个隐秘又沉重的世界。
每天，伊藤诗织会收到上百封邮件，那是曾无法被人听到的伤痛。
我们缺乏性教育。
一位母亲告诉自己4岁的女儿：
“如果有人去碰你泳装能覆盖的地方，这是不可以的。并且，这不是你的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诉妈妈。”
小女孩说：“妈妈，爸爸就是这么做的。”
直至此时，这位母亲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对此闭口不谈，孩子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些事。
我们缺乏对“性犯罪”本质的认识。
它不是一次性的伤害，更像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阴影。
伊藤诗织曾在韩国采访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太太，她问：“被性侵的伤痛会消失吗？”
老太太说：“直到死去可能才会消失。”
尽管那起性侵发生在老太太十几岁的时候，但如同伊藤诗织所说：“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
我们缺乏相应的社会救助机构。
有一项统计数字，每十万人口中强奸案发生的件数。
为什么瑞典的强奸案如此之多，又是为什么日本的数据如此少？
区别不在于真正的发生率，而在于社会救助中心的设置。
案发后，伊藤诗织第一时间联系过一家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NPO机构。
但对方表示，需要她去到机构，进行更多的沟通。
当时的她，连行走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甚至没能在电话中得到一些基本应对措施的建议。
而在瑞典的机构采取这样的工作方式。
“365日×24小时”工作，时刻为需要帮助的人准备着。
来访不需经过等待室，不必与任何无关的人打照面，可直接到挂号台。
机构配置医院，强奸发生的十天内，可在此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
并且，检测结果可由机构代为保管六个月，以留给来访充分考虑“是否报警”的时间。
同时，来访还可在这里接受治疗和心理辅导。
伊藤诗织说：
“对于自己遭遇的身心伤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消化和应对方式。
不管受害者本人之后做出什么决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紧急救助中心，她们才能不被“受害者”的身份拘禁，以一个自然人的立场，首先接受治疗。
这套社会体制的建立，十分重要。”
03 女性的力量
提升性教育及性观念，完善社会支持体系，是一条漫长且艰难的道路。
当下的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想，是打破沉默。
伊藤诗织在一次新闻展中看到了这张令人心碎的画。
画下这张画的人，是一位女兵。
遭到上司性侵后，她反而被开除军籍。
她告诉父亲，自己在休假，回到家中。
五天后，女兵选择了自杀。
这位父亲在女儿的日记中才了解真相。
让他愤恨不已的是，强奸女儿的上司早在两年前就犯过同样的罪行，却并未定罪。
“若是当年此人能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决，我的女儿现在或许还活着。”
后来，他致力于演讲活动，向公众讲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不幸。
他告诉伊藤诗织：
“你选择把自己的体验公之于众，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的、超乎想象的行为。就像你今天所抗争的那样，我们身上具有改变的力量。我想，今后等待你的道路绝不会平坦，但请你坚决不要放弃。”
性犯罪，可以说是被隐瞒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
伊藤诗织用发声撬开黑箱的一角，希望这件“常有”的事不再落得敷衍收场。
事件之后，她的勇敢发声促成了一系列的改变：
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成立；
日本全国增设41家强奸危机中心；
时隔110年，首次修改刑法中强奸罪，最低刑期从3年改为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
......
一个人的发声，如同一束微光。
它没有那么明亮，却让那些隐秘的角落被看见，让那些微弱的声音被听到，让那些沉重的痛苦被表达。
我们分担同一种恐惧，女性在类似的社会背景中挣扎。
而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
我们也分享同一个财富，如同伊藤诗织所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受到这种团结。”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