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劉禹錫罷和州刺史調往東都洛陽的尚書省，同時白居易也從蘇州返洛陽，二人揚州初逢時，劉禹錫作了一首《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這時韓愈已經去世兩年，柳宗元已經去世七年。當年的“鐵三角”再也不會回來了，因此詩中的“懷舊”字眼顯得格外傷感。生離還有書信，死別只能無奈。曾經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讓劉禹錫久久難忘？
韓愈去世的時候，劉禹錫寫了一篇《祭韓吏部文》，其中回憶了當年跟韓愈以及柳宗元的友情，翻譯成白話文是這樣說的：“自從結識了韓愈您，我的心情都是非常愉快的，您不但才學豐厚，又勇於追求真理。您經常用很精闢的語言開導我，讓我醍醐灌頂，思路變得很開闊。咱們兩個人風格各不同，您是長於寫文章，我是長於議論，咱兩的關係就像矛和盾，你來我往，爭論不休，往往還爭得不可開交，每當這時候，柳宗元就站了出來，他會笑眯眯的很和藹的在我們兩個之間打圓場，但這絕對不是和事老，該堅持原則的時候，還是依然堅持。回想起當年的這些愉快時光啊，就好像還在昨天一樣。”可以說，這是他們三人友誼的一個縮影。
那麼這樣有趣的三人當初是如何相識的呢？這得從他們當年一起參加的科舉考試說起。
從貞元二年（786年）到貞元十一年（895年）這九年間，韓愈一直在長安參加科舉考試，雖然登上了進士第但又卡在了博學宏詞科的考試上。相比之下，柳宗元和劉禹錫就幸運得多了，沒有太多曲折，貞元九年（793年），
劉禹錫與柳宗元同登進士第，之後又是很輕鬆的通過了博學宏詞科的考試。對於很有名氣的老考生韓愈，想必劉禹錫和柳宗元是有所聽說的，所以相識也就成了必然，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三人是同學。到了貞元十九年（803年），很巧的是，韓愈、柳宗元以及劉禹錫均陸陸續續調到了御史臺任監察御史，所以他們三人又是同事，這就給了他們互相瞭解的機會。有趣的人就像磁石，有一個自己的磁場，所以他們三人一互相靠近就自然而然的互相吸引在了一起，因此他們三人又是私交很好的朋友。他們三人經常在一起談天論地，一起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往往都是促膝長談到深夜，一說就根本停不下來。這樣，他們三人的友誼既因為當年同學而源遠又因為後來同事而流長，唐朝“鐵三角”也就因此形成。而後他們這三塊“磁石”結合後而產生的新“磁場”，不僅讓他們三人自己倍受啟發，又對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這是後話。
貞元十九年（803年）十二月，剛就職監察御史不久的韓愈上奏了一篇《論天旱人飢狀》疏後被貶為了連州陽山縣令。當時長安地區發生旱災，農民顆粒無收，但當時的京兆尹李實這人很壞，為了討好朝廷，不但沒有上書要求減免當年的稅賦，反而欺騙德宗可以照收稅賦進而橫徵暴斂，藉機中飽私囊。負責監察的韓愈當然不會視此番惡毒的作為不管不問，就寫了一篇客觀的報告，也沒有針對誰，委婉的彙報了長安地區旱災的情況。但李實並沒有放過他，就這樣韓愈被貶到了離京城長安千里之外的連州陽山（今廣東省清遠市中部）當縣令。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後來德宗駕崩，李實也被貶官了，但令韓愈奇怪的是，自己還是遲遲沒有被召回長安，只是調到了離長安稍近的江陵（今荊州）任參軍，這就讓韓愈開始思考自己到底得罪誰了。思來想去，韓愈確定了目標，當時韓愈寫了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其中有一個片段是這樣說的：
同官盡才俊，偏善柳和劉。
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
翻譯成白話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當時同朝為官的人都是才子俊傑，但朝廷卻偏偏只器重劉柳他們兩個。我開始懷疑是不是劉柳二人把我當時只對他們說的一些關於朝政的議論洩漏了出去，從而造成了我現在的困境。我現在還難以斷定，可我願意把話先撂在這，他們兩個肯定有問題。”
雖然韓愈很欣賞劉柳二人的才華，也很重視他們之間的友誼，但韓愈為什麼會這樣想呢？這就不得不提到“永貞革新”，當時德宗駕崩，太子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急於改變當時唐朝內憂外患現狀的順宗接受了以王叔文為代表的“革新派”意見，以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反對宦官專權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柳宗元和劉禹錫很早就是王叔文的同盟者了，但韓愈一直是一個局外人，與此同時他們三人又是私交很好的朋友，私下裡韓愈跟劉柳說的一些關於當今朝政不好的議論，可能在柳宗元和劉禹錫的無意中傳到了別人的耳朵裡，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當時王叔文的“革新派”把持著朝政，韓愈又無端久久不被召回長安，這就難免造成了韓愈的這種猜疑。
被調往江陵的次年六月，“永貞革新”已經失敗，朝政由剛即位的唐憲宗把持，於是韓愈被召回長安，官授權知國子博士。這讓韓愈很欣慰，不管當時是不是劉柳造成的韓愈被貶，回到長安的韓愈都既往不咎，依舊跟劉柳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在當時看來可能只是韓愈的大度，但在今天看來，卻是意義非凡。獨木難支，團結更有力量，這三位文化巨人密切交流所創造的“磁場”，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貢士李翊向韓愈請教寫文章的技巧，韓愈回了一封《答李翊書》，由此揭開了“古文運動”的序幕。古文這個概念是韓愈首先提出了的，指先秦兩漢時期的散文，是相對當時統治文壇的駢文而言的，駢文源於漢末，從南北朝開始一直盛行到韓愈所在的中唐，句式固化，堆砌辭藻，往往影響表達。韓愈極力反對這樣的文風，因此在《答李翊書》中提出了“務去陳言”的觀點。
柳宗元知道韓愈的想法後鼎力支持韓愈，在探討中共同提出了文道合一、氣盛言宜、文從字順等觀點。他們不僅高談主義，而且反躬踐實。在創作上，韓愈柳宗元用一種擺脫陳言俗套、不講聲律、辭藻以及排偶的自由抒寫文風，寫出了內容複雜豐富，形式多種多樣的大批文學作品。
韓愈的議論文《師說》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給後代樹立了老師的標準：傳道授業解惑；韓愈的應用文《送李願歸盤谷序》借隱士李願的嘴，對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場醜惡，作了盡情的刻畫和揭露；韓愈的敘事文《張中丞傳後續》記述了許遠、張巡、南霽雲等死守睢陽英勇抗敵的事蹟，繪聲繪色，可歌可泣；韓愈的抒情文《祭十二郎文》結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瑣事，反覆抒寫他悼念亡侄的悲痛，長歌當哭，動人哀傷。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驢》利用驢的比喻形成了外強中乾的小人寫照，黔驢技窮的成語至今耳熟能詳；柳宗元的傳記散文《種樹郭橐駝傳》藉助郭橐駝養樹順其天性的道理在當時諷諫了統治者頻繁的政令使農民不堪其煩，而後這個寓意又延伸到了更廣的方面；柳宗元的山水遊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純以寫景取勝，生動細緻，精美異常，讀來彷彿身臨其境。
這樣的文風引起了當時文壇的注意，眾文人墨客紛紛向韓柳學習，韓愈是這樣形容當時的盛況的：“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意思是：“衡山和湘水以南中了進士的人，紛紛來向柳宗元學習古文。”因此韓愈和柳宗元成了當時文壇的領袖，一舉打破了駢文的統治地位。
韓柳去世後，駢文重新崛起，但到了北宋時期又一次掀起波瀾，當時以歐陽修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從此韓柳古文成為傳統，再到後來的明代唐順之、歸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繼承並發展了韓柳古文，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才被白話文所取代。
可以說，韓柳古文傳統支配了中國文壇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他們的古文仍然有影響。如果說韓愈與柳宗元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劉禹錫就是跟柳宗元穿一條褲子的兄弟。兩個人都是少年成名，並在貞元九年（793年）同登進士第，同登博學鴻詞科，又同為監察御史，同在王叔文的“革新派”，之後又同樣被貶，親兄弟都不一定有這麼多深刻的共同經歷。因為關係太過密切，他們的思想甚至都是相似的。
柳宗元應對屈原的《天問》作了一篇《天說》，文中探索自然現象，提出一切現象都是自然存在的，並不因為人的意志而轉移，表現了樸素的唯物思想。劉禹錫讀了柳宗元的《天說》之後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唯物思想，作了《天論》三篇。這對愛尋根探底的兄弟，在當時可能只是都喜歡那種思辨的感覺，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思想是很有進步意義的，但這放在今天來看，是可以讓我們吃驚的，在普遍強調唯心思想的當時，能思考出另一種別開生面的答案，是難能可貴的。
除了思想，他們在詩歌上也有表現。
在詩歌上，一向以劉柳並稱，他們都是中唐時期的代表詩人。當時白居易稱劉禹錫為“詩豪”，宋代蘇軾、黃山谷對他也很推崇。劉禹錫的山水詩是一絕，改變了當時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詩風，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望洞庭》 ：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
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裡一青螺。
開頭在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意境，進而把鏡頭拉伸，勾畫出一幅美麗動人的洞庭山水圖。柳宗元的《江雪》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柳宗元用短短二十個字刻畫了一個在茫茫大雪中寒江獨釣的老翁形象，形成了幽僻孤冷的意境，讀來畫面感異常強烈。劉柳的寫景詩句讀來都有一種畫面美，這可能就是他們私下裡交流密切的結果。
總的來說，他們三人互相影響，彼此取長補短。韓愈和劉禹錫是唇槍舌劍的辯友，劉禹錫和柳宗元是穿一條褲子的兄弟，柳宗元又和韓愈是志同道合的文壇拍檔，就這樣成就了唐朝的一出絕無僅有的“三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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