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熔斷，原油期貨跌為負數，一個又一個的財經新聞炸開了鍋，從而也引起了人們對經濟下行的熱議。其實古人早就說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句話用在鴉片戰爭後的清朝財政上極為恰當。當中英簽下賠款條約後，清政府似乎找到了解決財政危機的方法，並在短暫時期內，將財政收入提高到“康乾盛世”都難以比肩的頂峰，若非20世紀初的對外戰爭失利，很可能造就一個顛覆封建王朝認知的財富神話。
鴉片戰爭
清朝的財政下行
清政府所遇到的財政危機並不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而是出現在嘉慶帝繼任之初，始作俑者就是嘉慶元年(1796年)，發生在四川、湖北、陝西一帶的白蓮教叛亂。
這種以宗教異端信仰為紐帶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被總稱為“會道門”，這種組織叛亂往往帶有諸多原因，比如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元末的紅巾軍，這是在中央朝廷財政崩潰後，將壓力分攤於民間而造成的叛亂，前者以“太平道”為紐帶，後者以白蓮教為紐帶。而清朝的白蓮教和太平天國並不是財政崩盤的後果，它們的爆發帶有思想啟蒙與民族偏見的原因。
但無論起因如何，會道門與一般的農民起義不同，嚴重的精神信仰，會將人們帶往另一個極端——比中央朝廷更具凝聚力的政權形式。所以中央集權必然不允許會道門的出現，當它處於萌芽狀態時，政府就會施行強力的打擊，這種打擊更加激化矛盾，從而催生出大規模的叛亂。
“嘉慶川、湖、陝教匪之役，二萬萬兩。”——《清史稿·食貨志》
嘉慶年間的白蓮教之亂拖了九年之久，政府為了鎮壓耗費了兩億兩白銀，所以嘉慶皇帝給和珅定罪時，還不忘加上督戰不力的罪名。
乾隆劇照
乾隆帝在“退居二線”的時候，留給嘉慶帝的是七千多萬兩的國庫積累，也就是說嘉慶帝給乾隆爺收拾爛攤子還要倒貼一億三千萬兩。
有人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話是不錯，據《庸盦筆記》估算，從和珅家大概炒沒了兩億三千萬兩。看著幾乎持平了軍費，但在清朝，大臣炒家所獲幾乎都是收歸內務府的內帑當中，這與國庫無關。
和珅
而且乾隆留下的爛攤子中，虧空數目也是相當驚人的，嘉慶四年徹查虧空後，從眾多官員家中查沒的財產，大部分用於貼補前朝的虧空，幾乎是“收支相抵”。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嘉慶吃飽了，朝廷還餓著肚子呢。面對鉅額的軍費開支，清政府不得不徵收特別稅，鎮壓白蓮教的幾年間，清政府通過捐納等制度，勉強補進了三千萬兩的收入，但這也只是杯水車薪。
江南
清初在江南地區實行了比較嚴厲的催科制度，這是對江南稅收的一種考核，規定了十成的考核標準，徵收不足十成就要被參罰。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江南縉紳豪強憑藉權勢與地方官府周旋，賄買書吏，隱混和拖欠稅收錢糧。所以順治年間，就針對江南“漏稅”問題製造了奏銷案，一直延續到康熙朝，嚴厲打擊了江南士紳官僚。
可到了乾隆時期，這種拖欠賦稅的情況再次蔓延，乾隆皇帝並沒有順治、康熙的魄力，再者國庫豐盈，以至於睜隻眼閉隻眼的不予理會。
乾隆
“十七年，戶部綜計各省積欠錢糧及耗羨雜稅之數，安徽、山東各四百餘萬，江寧紅蘇各二百餘萬，福建，直隸、廣東，浙江，江西、甘肅，河南、陝西、翻南、湖北積欠百餘萬、數十萬，數萬不等。”——《清史稿·食貨志》
到了嘉慶時期，這種問題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並且蔓延至全國各地。如嘉慶十七年（1812年），安徽、山東各欠稅四百餘萬；江寧、江蘇總共欠稅二百餘萬，這對拮据的財政來說，可謂是不小的衝擊。嘉慶帝嘗試以“斬首”來威脅地方官員，但收效甚微，好在是戰爭已經結束，財政壓力降低，斬首的口諭也就不了了之。
在平叛白蓮教之後，清朝的財政進入一個平穩的發展階段，四千萬兩左右的年均財政收入，仍然能夠滿足帝國的正常運轉，只不過是“窮”罷了。只要沒有較大的動作，清政府依舊會平穩的運行，就好比一個人的事業遇到了瓶頸期，撐不死、餓不壞。
賠款通商如何激活了財政
從嘉慶帝即位，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熬過了44個窮困的年頭。鴉片戰爭不同於鎮壓白蓮教，因為鎮壓性質的戰爭往往是一種財政的自我調節，政府可以通過戰爭拉動經濟。而鴉片戰爭除了軍費開支以外，還需要實打實的向英國支付鉅額賠款，這個款項是單一的流出項，並不能產生拉動經濟的效果。
- 稅收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統計的軍費開支為一千多萬兩，這與鎮壓白蓮教相比並不算多。但需要實打實的支付兩千一百萬兩的賠款，加之廣東省核銷的三百萬兩經費，整場戰爭花費了近四千萬兩。雖然賠款一項是分期支付，但對原本穩定的財政帶來了較大的壓力。
而壓力並不等同於傷害，反而成為激活清朝財政的關鍵一環。可以說戰爭賠款給清政府帶來的壓力，伴隨著打開國門的“機遇”，為財政摸索出一條坦途。
隨著海關的打開，清政府由閉關鎖國走向了開放，與外國的貿易額呈直線上升。貿易額的增長又帶來了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直接影響就是政府的關稅收入跟著大幅度增長。在通商之前，清政府僅擁有廣州十三行，作為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微薄的稅收也是合併在內地的稅收當中，也就是說清朝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外貿易海關。
十三行
鴉片戰爭後開關通商，使之成為關稅穩步增長的基礎，並逐漸成為財政收入的大宗，到了清末甚至超過了土地稅的收人。咸豐末年，海關關稅為四百九十多萬；到了同治末年，就已達到一千一百四十多萬；光緒三十四年則達到三千二百九十多萬；即使是宣統末年，海關關稅也創收了三千六百一十七萬。由此再看鴉片戰爭中的四千萬開支，關稅就足夠彌補。
通商口岸
與此同時，海外貿易間接刺激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這個間接影響的意義甚至超過了關稅。它促進的是社會的轉型，“士農工商”的傳統排位在此之後發生了轉變，工商業的活躍從而帶動了另外一項重要稅收——工商業稅。
這兩項都在清末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成為清政府財政的重要支撐。
當農業受到戰爭的破壞時，傳統的農業稅根本無法維持原來的規模，如果再遇到極端的氣候，農業稅就會大規模的縮水。
受災人民
比如光緒繼位之初，就發生了百年不遇的“丁戊奇荒”，當時的戶部上了一個條陳，稱以前每年的農業、土地稅收入能夠達到三千四百多萬兩，但光緒元年（1875年）的實際收入為一百四十五萬兩。這對財政來說是致命的，明末的“窮”就是自然災害與戰亂導致的，稍有不慎就會動搖帝國的根基。
即便風調雨順的年份，清末的戰爭開支也是傳統農業稅無法支撐的，所以清政府的財政稅收開始與西方同步，向工商業傾斜。比如新稅目“厘金”，就是以商人的財產為基數，按百分之一的稅點收取。
清末紙幣
清政府在財政拮据時，也嘗試過很多傳統的方式，如加重鹽稅，增發紙幣和大面額錢幣等。但事實證明，這些舊模式的財政手段，只會添亂，並不能成為拯救財政的良藥。到最後，真正能夠幫助清政府籌集財政資金的，還是關稅和商業稅這些近代化的稅種。
- 國際金融手段的運用
清朝後期，給清政府造成嚴重內傷的，是咸豐元年（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它在當時最富庶地區爆發，對財富與糧食的洗劫遠遠超過當初的白蓮教，清政府花了十四年時間才將其鎮壓。
太平天國運動
更要命的是，捻軍席捲了北方，幾乎在同一時期，與南方的太平天國交相呼應。從咸豐三年(1853年)持續到同治七年(1868年)。它的破壞力雖然不如太平天國，卻將混亂的局面擴展到了更廣闊的範圍。
與此同時，陝西、甘肅、寧夏的回民暴亂也於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爆發，持續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方才結束。
這三場動亂雖然不是財政崩盤帶來的惡果，卻在鎮壓的過程中傷及了清政府的元氣。它對清政府財政的破壞之劇烈，已經超過了原始農業型財政能夠承受的極限。
太平天國運動
自金田起義之後，清政府投入了二千七百萬兩銀子，但仍舊沒能阻止太平軍佔領南京。之後圍攻南京期間，江南大營每月軍費五十萬兩，徽寧防營每月軍費三十萬兩，也就是圍攻南京一年就要花費一千萬兩。直到太平天國滅亡，圍繞南京的軍事活動持續了十二年，這就是一億兩千萬兩的花費。兩營之外，兩湖每年也要各自支出四百多萬軍費，這還不包括外圍的軍費開銷。
江北大營
到了同治中期，各路核銷的軍費統計已經達到了四億三千二百八十萬兩，相當於清政府十年的財政收入。這樣的消耗規模，翻看歷朝歷代，必然引起全面崩潰，對於清政府而言，這也絕對傷筋動骨，但最終還能頂住壓力，成功鎮壓，可謂是前無古人。
我們在抨擊鴉片戰爭的賠款、造成的貿易逆差、鴉片對國民的荼毒、甚至是清政府徵收的“洋藥”稅時（針對鴉片交易的稅目）。也不得不承認，這場戰爭給清政府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當清政府經受住三次內亂的衝擊後，也證明了近代化財政模式，遠比舊式財政模式強大。所以清政府嚐到甜頭之後，對近代財政模式進行了一系列的摸索，其中最重要的並非關稅和工商業稅，而是“國債”與“信貸”的國際金融手段。
盛宣懷簽署的國債券
在舊式的財政模式下，當王朝在戰爭進行時，由於開支過大，無疑是通過加派農業稅、土地稅、清倉壟斷產品、賣官鬻爵的方式，增加朝廷控制的錢糧；當紙幣產生後，宋朝以後的政府也會通過貨幣手段，從民間抽取更多的財富，這就是支撐戰爭最傳統的方式。所以舊財政模式下的政權，往往是財政崩盤後的內憂外患一同爆發，從而加速政權的覆滅。
吏部根據捐官發放的上任執照
而當清政府進行近代財政模式的摸索後，學會了用國際金融手段進行資金籌集。戰爭期間無需向民間增加過重的負擔，而是通過發行國債，或者對外尋求借款，用以維持戰爭需求和財政的健康發展。
當戰爭結束後，政府再慢慢攤還，這種方式可以避兔政府在某個時間段負擔過大，從而轉嫁負擔到人民的頭上，帶來諸多不穩定因素。
這種手段最早發生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由蘇州、松太道的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萬七千七百兩，用於鎮壓當地的小刀會。這使清政府在軍費開支暴漲的時期內，還能獲得比之前任何時期都靈活有效的財政能力。
小刀會
隨後這種手段就被推廣開來，比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由於軍費不足，兩廣總督黃宗漢向美國旗昌洋行借貸了三十二萬兩白銀，用於和英法作戰。
從咸豐三年（1853年）到公元同治四年（1865年），粵、閩、蘇地方政府為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總共向外國借貸三百萬兩。這裡雖然存在不懂規則而被欺詐的部分，但總體上還是較好的解決了燃眉之急。救急如救命，正是有了財政上的靈活度，才有了社會重歸穩定的可能。
旗昌洋行辦公大樓
放眼整個清末財政，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的借貸思想是靈活和謹慎並存，所以在風險控制和激活財政上都展現出“中興”的潛質。
我們俗稱的“中興四大名臣”，都是善於國際金融手段的理財專家。如鎮壓回民起義、新疆阿古柏叛亂的左宗棠，平叛期間一共舉債六次，分別向上海的恰和、東方、匯豐等機構借貸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兩。其中籌集軍費佔大頭，還有一部分則是為了將原來的借款延期，可以說是把國際金融手段玩的爐火純青，這也是左宗棠收復新疆的重要支撐。
左宗棠收復新疆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清政府共計支出了三千多萬兩軍費。為了補這個財政漏洞，兩年內連續向英國銀行機構借貸了一千二百六十萬兩，借債金額總體控制在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並沒有造成系統性風險，反而增加了軍事和財政的靈活性。
當財政逐步向關稅、工商業稅傾斜時，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是穩步增長的。當突發的戰爭來臨時，清政府又能夠通過借貸緩解財政壓力，這種良性的循環下，清末的財政狀況其實達到了歷史性的巔峰。
1840年後的稅收結構
光緒十七年（1891年），除了洋務運動的工廠收支未計入財稅外，清朝中央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八千九百多萬兩，財政開支為七千九百多萬兩，總體上收支平衡，略有結餘。更重要的是，傳統的農業土地收人不再一支獨大，已降至二千三百多萬兩，而關稅收入達到了一千八百多萬兩；商業稅厘金為一千六百多萬兩，這就極大的優化了清政府的財稅結構。
宣統二年（1910年）的稅收結構
在近八千萬兩的支出中，軍費佔比最大，總計支出了三千八百多萬兩，這主要花在了近代軍事建設上。而支付的債務和戰爭賠款，總共三百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一兩，也就只佔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五，這就說明了國際金融手段的靈活性，能夠使清政府的財政具備更大的彈性。
其實，歷史課本上將1840年作為近代史的一個起點是有道理的。從這一年開始，在西方的衝擊下，除了戰亂的影響，清朝已經開始拼命的向西方學習，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雖然打開國門後，造成了貿易不平衡，出現鉅額的貿易逆差，但隨之而來的是外來資本的增加，填補了清朝巨大的貿易赤字。並且將南方省份變成了較為成熟的商業社會，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洋務派官員
然而在資本運作中，封建政府不可能甘願做一位“守夜人”，政府需要參與到工商業中，除了稅收之外，就是官商合辦的近代企業和工廠。這確實也抑制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它畢竟站在資源整合的食物鏈頂層，當然也是最有效的強國手段。
所以參與近代化進程的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人群，一類是清政府上層較有遠見的官僚，一類是東部沿海地區較早接觸西方文明的的普通民眾。
民間資本主義代表人物盛宣懷
第一類人憑藉資源優勢，掀起了近代化進程的第一次浪潮；第二類人則成為第一波浪潮的接力者。此時的政府已經乏力，但構建了主題框架，民族資本在“旁觀者清”的狀態下吸收了大量的養分，於第二次浪潮中開花結果。日本的近代化就是這種模式，最初是政府主導，隨後民間完成接力，進人更加自由的經濟時代。
清朝的近代化問題並不在於第一波的洋務企業，而在於第二波的民間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完成接力。這並不是洋務運動本身的壓制，而是主導這場運動的封建官僚，並沒有按照新商業模式轉換頭腦，這才抑制了民間經濟的發展，是人的問題。
甲午中日戰爭
除了人的問題之外，20世紀初的外部環境也並沒有給足清政府時間，導致清政府主導的近代化沒能跑過列強崛起的速度。如果清政府能夠得到更長時間的統復，建立一套自好的財政體系和經濟體系，以此為基礎加強軍事建設，完全有希望完成近代化的轉型。但隨著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的步步蠶食，最終由辛亥革命走向共和，清政府的努力與嘗試就被定格在史冊之上。可以說清朝的滅亡，使我國喪失了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隨後的三十多年裡，人們再也沒有獲得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
參考史料：《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