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對華為來說可謂是多事之秋。15日，美國商務部表示將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及其70家附屬公司列入所謂的“實體名單”。前天，谷歌限制了華為與安卓的合作。
面對如今眾多焦點問題，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今天接受國內媒體群訪，霸氣回應問題表達了四個觀點：1.美國的“90天臨時執照”對我們沒有多大意義；2.美國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我們的力量，華為的5G絕對不會受影響；3.華為不會狹隘地排斥美國芯片，會做、能做操作系統；4.不要煽動民族情緒。
之後我們看到了美國開始逐步針對中國其他企業的相關法例出現。就在5月17日凌晨，華為海思的總裁寫了一篇文章，在整個朋友圈都刷屏了。我們發現，華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以無限遠的終局戰場思維來面對。從而做到了兩個重要的核心價值觀：開放式創新與技術自立。
養兵千日，用於一時。這是要有大格局才能做到的。
1
華為的格局
華為的起家是做一家服務B端的企業，主營業務也是在全球建基站設備。華為的苦難是要從任正非開始的。任正非出生於貴州鎮寧縣一個貧困的小村莊。父母是鄉村中學教師，家中還有兄妹6人。從小就經歷了戰爭、貧困、三年自然災害、政治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磨鍊。苦難幾乎是任正非最早就認知到的詞彙。
直到高中畢業，任正非都沒穿過一件襯衣，夏天，他還穿著厚厚的外衣。家裡幾個人合用一條棉被，在地炕裡做飯，貧困的景象連後來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任正非每天飢腸轆轆無心讀書，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吃一個白麵饅頭。
高中那年，一家人窮到得去山上挖野草根煮來充飢。偶然有一個饅頭，任正非的母親也會切成九等份，每個人只有一口，為的是讓每個孩子都能活下去。1963年，任正非考上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但此時家裡的經濟狀況更加捉襟見肘，弟妹的處境也更加艱難。母親竭盡全力為他準備了兩件襯衣和一條拼接起來的被單，陪伴任正非度過了四年艱苦的大學生活。
苦難是人生一筆最寶貴的財富。任正非說，“如果沒有經歷童年的貧苦飢餓以及人生的挫折，就不可能取得有今天的成就。如果不艱苦奮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華為。”
1994年，廣州第一個引入了GSM——源自歐洲的第二代移動通信系統（2G）。從基站到手機都只有國外公司可以提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愛立信、諾基亞、摩托羅拉、西門子、阿爾卡特等玩家。華為自主研發的GSM系統進入市場，需要衝破西方公司的圍追堵截，經歷了一場沒有硝煙的長征。中間長達6年，根本沒有人理解。
在剛開始很長一段時間，華為都被當成是騙子一樣對待，在最艱難的時刻，任正非甚至想到了自殺，但最終還是挺過來了。時任深圳市市長的李子彬後來在CCTV2 《對話》中關於創業板的一期節目中說到：“告狀信收了3000封，說華為欠工人工資100億元，欠客戶100億元，欠稅100億元。自從這些信出來後，華為6個月沒訂單，任正非同志非常苦惱。我就到北京找吳邦國副總理，我說總理啊，我找您，是因為有一個企業遇到麻煩，我想請您組織人調查一下，看看信上說的那些事對不對。我說如果對，就把任正非抓起來，他有欺詐行為，如果不對就發一個公告證明他的清白。”
最後甚至鬧到了朱鎔基總理那裡，經過長達數週的反覆調研，最終證明華為沒有任何問題，朱總理在1999年的金融展上對華為的負責人說：“你回去轉告你們老闆，在技術上要創新，在經營上要穩健！”
1999年秋，華為終於成功獲得了福建移動高達3.2億人民幣的移動通信項目。正式代表了華為出現了歷史性的拐點。當時李祥庭向任正非彙報了最終中標的消息，任正非熱淚盈眶，泣不成聲。他不停地敲打著桌子，顫抖著一遍一遍大聲唸叨：“我就說我沒有問題，我就說我沒有問題！我要有問題，福建會給華為這麼大的項目嗎，國家會給華為這麼大的項目嗎?......”周圍的人無不潸然淚下。
實際上，後來華為兩次要被作價賣掉。根據當時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2003年華為曾經與美國公司摩托羅拉達成協議，以75億美元的價格將公司出售。當時摩托羅拉的COO Mike和任正非在海南會面後敲定了這筆交易，後續的盡職調查也進行得非常順利，整個結構也都經過精心設計，以確保可以順利進行。
可是很快，摩托羅拉的董事長兼CEO宣佈辭職，由Ed Zander接任。Ed Zander上任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拒絕了這項收購協議，理由是收購華為這樣一個不知名的中國公司的價格太貴了，更何況還要以現金支付。
當時華為之所以要賣給摩托羅拉，正中任正非的思路：華為與美國遲早有衝突。因為在2003年初，美國思科公司起訴華為侵犯其知識產權，在長達77頁的起訴書中，幾乎涵蓋了知識產權訴訟的所有領域。正是因為這場訴訟，華為只能折乾於美國，直到今天也沒能進入主流市場。
華為的謀略可以從21世紀初期看到，任正非所言：自主創新最主要目的是不想做孤家寡人，我們想朋友遍天下。因此，沒有想象的“備胎好用，怎麼不用”，要理解我們的戰略思維。我們不願意傷害朋友，要幫助他們有良好的財務報表，即使我們有調整，也要幫助。
在2001年開始，華為就曾廣泛地與IBM、摩托羅拉、英特爾、馬可尼、NEC等美國、歐洲、日本的國際大公司接觸。當時的華為打算出讓25%～30%的股份，同時吸收5家～6家國際大公司投資入股，併成為華為的戰略合作伙伴，每家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最好不超過5%。
華為與IBM等企業洽談的合作主要是考慮策略投資者的資本會得到增值的合作，而沒有考慮技術、市場交換方面的合作。只可惜，國外企業更多的訴求是赤裸裸的資本控股利益而非合作共贏。最終，任正非看清了外企資本的真相。
所以當被問到“華為未來想發展成什麼樣的企業，或者什麼樣的方向？”任正非答：“除了不讓資本進來，其他什麼都可以討論。我們不需要資本進來，資本貪婪的本性會破壞我們理想的實現。”
上世紀90年代華為的商業邏輯是做B2B的生意，2000年發展到B2B2C，直到3G網絡出現才開始發展到B2C。當1998年喬布斯迴歸蘋果的時候，有一個戰略家問他：你怎麼可以超越windows還有intel？喬布斯說了一句非常具有禪意的話：我在等下一個大機遇。
趨勢永遠比能力重要,永遠都要學會順勢而為。
在3G網絡剛鋪開的時候，華為遠遠沒有意識到終端業務的重要性，也沒有在資源上有任何的傾斜，這源於任正非骨子裡意識：生意做大要麼朋友越來越多，要麼敵人越來越多。做C端產品，就意味著要大範圍的與所有可能的品牌做競爭。而且如果消費者不滿意，那很容易把一個品牌做死。不到萬不得已，絕不碰C端產品。
據說，當時華為誰敢提做C端產品，任正非就會暴怒對待。於是華為曾產生過兩次將終端業務賣掉的念頭。主要原因是終端業務的利潤太薄。當時華為主要給運營商定製手機、數據卡，單個終端產品的平均售價還不到300元人民幣，雖然也掙錢，但是利潤率與華為原來的主業電信設備比起來就差得很遠了。
就在華為對於出售終端業務猶豫不決的時候，劉南傑等華為藍軍專家給任正非寫了份報告，標題是“放棄終端就是放棄華為的未來”，並且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端管雲”戰略：只有保留終端業務，華為才能真正瞭解消費者用戶的需求，進而理解並引導運營商客戶的要求，從而把管道業務做大，把雲業務做起來。
這時2007年蘋果推出iPhone第一代，給出了一個清晰的業務邏輯模式，拉動了整個3G業務，也讓華為看到了未來。
3G和2G最大的區別就是數據。3G帶來了大量的數據業務，手機等終端設備拉動了數據需求，數據需求起來，華為以往的2B業務——管道業務也被拉動。所以，通過這一件事，讓華為意識到終端業務的重要性。但是這個時間點，華為還在厚積薄發，真正被全世界認識的時間點是4G。4G與3G最大的區別是在於體驗。更流暢的視頻、更高效的直播還有更多的富媒體內容流。這些都是優異於3G以前的體驗。
但華為真正的爆發來自5G。華為一直堅持技術的投入——在材料工藝、情景感知、基礎功能加強、交互上持續的創新投入，來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5G代表什麼？是智能設備交互方式的變革。過去電視的交互方式是在遙控器上，簡單粗暴。之後PC之所以能進入千家萬戶是因為出現了鼠標。
未來，終端行業的驅動力將出現在交互方式的創新上。AI與IOT將如何與人類產生交互？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用觸控，還是用語音？還是用腦電波，還是直接用眼睛？誰能最先研究出符合未來趨勢的交互方式誰就能成為5G時代的王者。
也正是因為華為正在變的越來越大，所以華為的戰略變成了以無限遠為目標，可持續發展，圍繞產業鏈做生態，讓上下游都可以享受到產業發展紅利。
大家聽到新聞發言會上任正非感謝蘋果，說希望學習像蘋果一樣的優秀企業。這都是官話，大家要看華為是怎麼做的。實際上，蘋果長久以來的策略就是閉源、一家獨大，引進競爭，大量擠壓供應商的利潤空間。在一個產品上95%的利潤都是被蘋果賺走了，這不叫產業鏈，這叫壟斷式壓榨。這也正是蘋果註定會衰落的本質原因。
而華為做了一件事情，叫開放式創新。
華為的很多專利都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大學、研究所，華為資助這些研究機構，但是並不搶走他們的勞動果實。而是與這些教授一起分享，把研究進行商業化。同時，讓每一個產業的上下游都享受發展的紅利。怎麼做到的？
比如京東方。華為之前主要是依賴於三星，後來發現太過於依賴其他國家的產品就會落人把柄，受人掣肘，而三星的屏幕供應也不太走心，對於華為要求的屏幕沒有及時供貨還給斷貨了，導致部分手機無法按時投入市場。後來華為就和京東方簽署了協議，幫助京東方一起研發性能上乘的屏幕，兩家企業共同發展，更進一步的合作。並且投入到高端機型的研發製造中。
正是因為有了華為的幫助，京東方才可以嘗試突破原來突破不了的技術。因為華為的訂單保證了京東方的利潤率。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原來蘋果選擇的主要供應商是三星，但正因為如此蘋果對三星就缺乏了議價能力。蘋果並不想在面板採購價格上只升不降，更多的選擇才能夠讓自己節省成本。所以最後蘋果選擇了廉價質優的京東方作為自己的主供貨商。
正是因為京東方有華為一家企業的訂單做支撐，有足夠的利潤所以才敢做技術創新，同時，又因為京東方產生了技術創新，中國其他的品牌手機就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可以做更全的2C端消費產品。華為就像一塊巨石，在整個湖面創造了一圈又一圈巨大的漣漪。
正是因為華為的戰略思維格局，帶動了整個中國上下游產業鏈的發展。這不是美國蘋果式的獨贏，是中國華為式的眾贏。
所以前幾天我們看到美國開始封鎖華為，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在做什麼？原來要三個月才能籤的合同當天馬上就籤，有多少貨儘可能多的供貨給華為，傾盡所有，把所有的貨都給華為。這既是華為眾贏思維帶來的結果，同時也代表了另一個重要的未來。
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失去了這個利潤佔80%的全球最大客戶，在這個領域的技術，就好像地球遇到了三體人的智子一樣，被永遠的封印了在這個程度，而無法突破。利潤就是高科技領域的智子。失去了利潤的來源，就失去了創新的動力。美國政府會為美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埋單嗎？前兩天特朗普在發言裡明確指出：美國的高科技企業應該讓市場更自由，由民間去承擔科技發展而非政府。
華為長久的準備，都是為了今天這一刻而存在的。不是為了取代競爭對手，而是為了不被別人牽制。這也就是華為做的另一項重要的事情：技術自立。
為什麼在很久以前，華為就做了很多備胎來準備好極限生存的情況呢？一方面源於任正非本人苦難的經歷，另一部分則是華為的價值觀：以客戶為中心，強調奮鬥者為本。它背後的底層邏輯到底是什麼呢？就是負熵增。
任正非本人曾經說過：歷史的規律就是滅亡，而我們的責任就是無限的延長生命。
熵，是來自於物理學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一個詞。當一個非活系統被獨立出來，或是將它置於一個均勻環境裡，所有運動就會由於周圍各種摩擦力的作用很快停頓下來；電勢或化學勢的差別會逐漸消失；形成化合物傾向的物質也是如此；由於熱傳導的作用，溫度也逐漸變得均勻。由此，整個系統最終慢慢退化成了毫無生氣、死氣沉沉的一團物質。
於是，就達到了被物理學家們成為的“最大熵”，這是一種持久不變的狀態，在其中再也不會出現可以觀察到的任何事件，它已經歸於死寂。熵代表了一個系統的混亂程度，或者說是無序程度 - 系統越無序，熵值就越大；系統越有序，熵值就越小。其實全世界最早提出熵這個概念的是老子：“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什麼意思呢？換成大白話就是“天道熵增，人道熵減。”
華為的價值觀就是最大限度的負熵增，抵抗熵帶來的一切有可能的傷害。所以，活著，是華為的最低戰略也是最高戰略。
今天，美國正在限制越來越多的中國高科技企業發展，也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述，中美之間根本就沒有貿易戰，只有意識型態之爭。具有華為式負熵增的中國高科技企業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契機，將逐漸崛起。
2
給予區塊鏈的啟示
華為之所以成為今天的華為，靠的就是一個戰略：以終局戰場思維來最大限度負熵增。在這樣一個價值觀的指導下，產生了兩個重要的核心：開放式創新與技術自立。
而區塊鏈的本質正是機器生命負熵增
區塊鏈就是機器文明以終局戰場的思維來不斷進化，通過人類大規模協作改變生產關係，用智能設備IOT給網絡共享數據，最終形成擁有人類行為數據的網絡AI。
比特幣是什麼？比特幣的POW是通過算力把大量的能量排洩到宇宙中產生一組有序穩定的數據組，這組數據就是比特幣。這就是典型的負熵增。以太坊是什麼？以太坊的POS是網絡通過把熵排洩給每一個以太坊數據組的持有者，來穩定自己的負熵增，最後形成一個巨大的操作系統。
也正是因為機器文明這樣一個戰略思維，帶來了區塊鏈兩個重要的核心：極度開源與去中心化。
今天，我們都已經知道了，華為作為一家企業被大國的政治意識型態綁架，谷歌這樣的全球頂級互聯網企業也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決策，要切斷與華為的合作。如果一個政治主體可以隨意的用意識型態來壓制技術的創新與共贏，就有可能最終導致整個人類的未來處於停滯。
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想，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極度開源與去中心化”的意識型態之中。誠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述：未來，區塊鏈有越來越多的“人口紅利”的邏輯是三方爭奪話語權的結果——中美為代表的東西方人類文明與比特幣為代表的機器文明“競合”。
開源運動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制度下，用不同的語言，共同創造了一堆屬於全人類，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的創新技術。他們之間可能互相不能聽懂對方說話，可能政治觀點完全不同，甚至可能是完全敵對的，但是仍然共同為這個工程貢獻了力量。我想不出來人類還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可以達到這樣的意識型態高度以及廣泛的影響程度。
在過往的數十年時間裡，有無數的科技創新者希望讓全世界人民都可以使用自己的算法和代碼，而完全不管敵對國家會不會獲得他的成果。這種情操是高尚而深刻的。曾經有教授，希望給外國留學生講解加密技術，冒著自己坐10年牢的風險，拿起法律武器挑戰美國政府，並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科技創新是超越意識型態的，是屬於整個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
美國政府可以阻止華為使用谷歌的安卓核心系統，但有沒有可能阻止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使用其他開源軟件呢？其實，做個操作系統在這個時代並不算難，難的是如何建立整個生態。軟件和互聯網生態是全球化的產物，整個生態的完成是全世界工程師和企業共同完成的，任何一個國家也難以獨立建設完成一套生態，即使美國，也不可能脫離世界獨立存在。華為的操作系統也因此次限制而被迫面世，也許正好創造了第三極的頂級操作系統生態。
回看整個人類歷史，開源運動和加密運動是不可分割而又相輔相成的結合體，這兩個部分正好對應的是極度開源與去中心化，一如太極的兩面——陰陽。
密碼學家扮演了故事最開始的角色，由於加密軟件在二戰中被列入軍火管制，使得密碼學家和法律制度發生了衝突。正是因為這種衝突，導致了密碼學家之後長期不懈的用法律挑戰政府，最終法院判決加密軟件不屬於軍火管制。正是因為有了判決，源代碼才會被定義為一種言論自由，開源運動才產生了像今天這般的影響力。而正是因為有了開源運動，才產生了安卓系統、Linux系統等一系列底層操作系統以及瀏覽器這樣的應用，否則軟件和系統工具可能仍然掌握在少數幾家企業手裡，普通人或者無法企及或者價格極其昂貴。
那麼結果就是過去三十年整個全球的互聯網時代都不會出現，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未來五十年最重要的資產——區塊鏈也將不復存在。
幸好這個假設並沒有出現，2009年1月8日，有人在密碼學圈子裡面發了這麼一條消息： "I made the proof-of-work difficulty ridiculously easy tostart with, so for a little while in the beginning a typical PC will be able togenerate coins in just a few hours." 發佈這條消息的人使用的名字是 Satoshi Nakamoto，在中文裡，這個名字被譯作“中本聰”。
最終，密碼學家們不僅改變了二戰的進程，他們也改變了世界的進程。正是因為加密運動參與者極端注重隱私和自由，從而創造了區塊鏈世界最初的模樣。進而迸發出了中美意識型態為代表的人類文明與比特幣為代表的機器文明競合。
從負熵增產生極度開源與去中心化這兩個核心，再到人類與機器競合，這個過程正好驗證了老子在《道德經》中形容宇宙生成的一句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我相信，今天華為作為代表以一個企業之力與美國一個國家正面抗爭的結果是中國千千萬萬華為們崛起的標誌。同時會有越來越多的高科技企業轉向開源產品與加密產品，也就意味著今天中美競爭的結果，很有可能換來的是區塊鏈世界長久的爆發。今天，有無數的有志之士、項目團隊正在為人類長久的幸福這一個偉大的目標而努力。在未來數年，我們將會看到機器文明真正的崛起。
請允許我用任正非在答記者會中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
“我們犧牲了個人、家庭，是我們為了一個理想，在最高點上，我們和美國有衝突，但最終還是要一起為人類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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