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經”走向“讀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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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會越來越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的背景下，“讀經”的興起可以說是一個突出的現象。全日制讀經學堂作為獨立於普通學校的教育機構，在全國各地廣泛分佈，形成了一條產業鏈。政府部門多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辦法，有的地方甚至將“讀經”作為地方的一張文化名片。對於“讀經”，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詞，其爭論的焦點在於“讀經”的內容、方式和作用上。

據資料顯示，王財貴教授將兒童讀經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第二級：《易經》《詩經》《老子》《莊子》；第三級：唐詩、宋詞、元曲；第四級：《三字經》《千字經》《百家姓》。讀經學堂的授課內容也以這四級的內容為主，還包括英文經典等。讀經的評價方式，主要是“包本”，即以能背下整本書為主要目的。讀經的方法也很簡單：老實大量讀。教師不作任何講解，只是大量、老實地讀。如果能流利背完30萬字中外經典的學生，就有機會進入位於浙江溫州的“讀經界”最高學府“文禮書院”。正因為讀經界以“老實大量”為主流，由於讀經方式的簡單，造成讀經學堂教師自身素質參差不齊。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抱著發揚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主義者。

讀經之所以受到這麼多家長的歡迎，我想其主要是由於應該教育給孩子帶來沉重的負擔，使一部分家長想換一種方式讓孩子接受教育。其次“讀經”教育打著宏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旗幟，與整個社會越來越重視傳統文華相契合。於是很多家長想通過“讀經”使孩子養成良好的品行，並能豐厚傳統文化的積澱。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脫離普通的學校教育進行全日制讀經，是不是又走向另一個極端了呢？

作為一名語文教師，傳承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我們的使命。但我認為，“讀經”教育將古代私墊那種教育模式，原封不動地遷移到現代教育中，實為不妥。學校教育應該從“讀經”走向“讀經典”。

第一，“經典”的內容更為寬泛，它不僅包括中華經典，還應該包括世界各國的經典。在教學中，我們要樹立“大經典”的意識。《大學》、《論語》、《詩經》是經典，泰戈爾的《飛鳥集》，紀伯倫的《沙與沫》同樣也是經典。中國文學的的優秀作品，外國文學中的經典名人傳記和優秀小說也是經典。就像卡爾維諾所說的：“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這類作品已經超越國界超越時空，被認定為全人類精神的基礎食糧。“讀經”教育所讀的以四書五經類中國古典文化為主，而且基本排除了對小說等文學作品的閱讀和經典兒歌童謠等更適合幼兒誦的作品，不能使學生形成一個非常廣博的知識視野。在學習中，學生除了要背一些經典著作外，大量閱讀人類文明史上的經典作品，也是其自身成長的需要。“讀經典”，不僅要求學生背誦一定量的經典作品，還要讓學生閱讀大量的人類優秀的文化經典。

第二，經典作品作為國家課程的補充，它絕不是教育的全部內容。全日制讀經教育讓學生從小脫離普通的學校教育，專門接受“讀經”。最終學生所形成的是一個不完整的知識體系，不利於學生走向社會。現代社會，知識更新的速度越來越快，使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發展，人類知識總量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據統計，19世紀，人類知識50年增加一倍；20世紀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2020年人類知識總量將是現在3到4倍。面對如此的知識爆炸時代，我們如果僅僅讓孩子學習幾千年來讀書人一直奉為圭臬的所謂“經典”。他們將如何承擔起建設一個現代化中國的歷史使命？況且，我們所要培養的是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的人，學生在學校裡所學的，也不應該僅僅是那些“經”，而要多方面接受其他不同學科的教育。

第三，讀“經典”的方式，可以是朗讀，還可以是表演讀，吟誦等多種方式。而“讀經”教育提倡“大量老實”地讀，比如：進行“論語100”即讀100遍《論語》式活動，將學生的讀的方式牢牢地固定在死記硬背上。雖然“讀經典”中的優秀的經典最終目標也是在讀背，但它講究科學的記憶方法。比如：鏤空法、關鍵詞提示法、多通道法、聯想法等。這樣學生在背經典時，不是如老奶奶唸經般有口無心，而是在背中不但對相關的內容有所瞭解，還養成了良好的記憶習慣，更有助於學生記憶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小學生，如果像“讀經”學堂中所提出的“老實大量”地讀，他們跟本不可能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因此，我們在背經典時，還要有多種讀法。比如：競賽讀，開展小組間或個體間的競賽；接龍讀，分個人接龍，男女接龍等多種方式；表演讀，結合朗讀的內容進行表演；吟誦，學習名家吟誦的方法，提高讀的興趣。

第四，讀“經典”要與語文教學結合起來，能有助於提高學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如何取得家長對讀經典的重視與配合，關鍵的一點是要有助於學生讀寫能力的提升，從而提高學科的成績。“讀經”學堂推行的全日制讀經教育，孩子將來的出路除了成為讀經的教師之外，真的能像他們所說的成為社會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嗎？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多讀多寫一直被認為是提高學生讀寫能力的重要途徑。讀“經典”所提倡的大量閱讀人類文化經典，為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良好個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礎，也在大量的語文實踐中，讓學生體會、把握運用語文的規律。部分孩子之所以到一定階段後，語文的讀寫能力怎麼也提高不了，除自身的先天智力因素外，缺少積累是主要的原因。所以蘇霍姆林斯基在談“後進生”的工作時這樣寫到：“對這些兒童來說，把學習僅僅侷限於背誦必修的教材是特別有害的，——這種做法會使他們養成死記硬背的習慣，變得更加遲鈍。我曾試用過許多手段來減輕這些學生的腦力勞動，結果得出一條結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擴大他們的閱讀範圍。”可見，大量閱讀是基礎。

“經典”閱讀現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當作家庭作業要求家長在家監督檢查。但當它成為每天固定的一項作業時，實際上又把它變成了一種負擔。站在教師的角度看，學校教育的時間非常有限，在完成學校課程表中的規定課程後，很難抽到成塊的時間來進行讀經典。如何來解決這個矛盾？

首先，每週安排一節課外閱讀課。雖然一週的語文課本來就少，但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不進行大量閱讀是很難有所成效的。一週安排一節課外閱讀課，其形式可以是單純的學生自主閱讀。當然靠每一週一節的閱讀課也是遠遠達不到閱讀量的要求。所以，課內閱讀課大量的還是應該多上一些閱讀指導課，圍繞如何閱讀一本書，開展專題指導。每個月開展一次師生共讀活動，大家一起讀一本書，在閱讀課上進行交流，對讀得認真的孩子進行獎勵。

其次，利用早自修進行經典誦讀。清張潮在《幽夢影》中說：“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用為難；用書不難，能記為難。”大量的背經典作品是古人語文學習的重要經驗。曾國藩告訴私塾先生，讓自己的兒子先多背些書，然後再進行動筆寫。矛盾能背整部《紅樓夢》，辜鴻銘能背《浮士德》，能十分熟練地背誦三十節部莎士比亞的劇本，能把《法國革命史》倒背如流。二十七歲回國後在張之洞的幕府裡，他又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從《三字經》開始，把中國的經典文本全都誦讀了一遍，成為真正學貫中西的集大成者。猶太人的成功教育法則，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少兒時期進行經典背誦。他們的孩子從三歲開始就要接受每天6—10小時的教育活動，經典誦讀是這個時期的重要課程。我們的學生在學校裡除了背教材內容和少量的課標必背古詩文外，其他經典文本背得卻很少。在學校有限的時間裡，我們的課堂被新課、練習佔據了絕大部分，哪有時間進行經典誦讀呢？我的想法是，在不增加家長和學生課外負擔的同時，我們只能充分利用好晨讀的時間。每天要求學生背誦一定量的文字，根據學生的差距，規定不同的背誦量，一學期下來，是非常可觀的一個量。為了與遺忘曲線作鬥爭，每天背新內容前要先複習一遍以前背的內容，以達到積少成多。

第三，打通課內與課外加強閱讀的拓展。課內與課外的聯繫，可以是內容的拓展。比如：學習某位作家的作品，可以推薦學生課外閱讀他的其他作品。在學生閱讀後，在班裡再一次進行閱讀交流活動，迫使學生在課外不得不去讀，否則課堂上就沒有發言的機會了。在本學期，教材內有一篇是作家林海音的文章，在學生學習了課文後，我們又全班共讀了她的《城南舊事》，讀後全班交流心得。我們的讀書交流課，沒有一定要求學生寫讀書筆記，只要讀了，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老師所要做的是在與學生一起共讀時，多想一想這本書有什麼值得共同探討的話題，對學生的作文與做人有什麼值得借鑑之處。當學生感到無話可說時，教師適時地拋出話題，再次激發學生討論的興趣。或許，由於教師的話題引導，學生會產生第二次閱讀的興趣呢。

總之，從“讀經”走向“讀經典”就是要為學生打下良好的語文底子，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這基礎，這底子離不開“讀經典”。